曹禺传-第6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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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写完《明朗的天》之后，决心“要写北京，写这个和平的首都，这个世界的眼睛注视的地方”。于是，他去重访母校——清华园，他去人民大学，他去参观北京体育馆、百货大楼，他去龙须沟，他去采访清河农场，去他想去的地方。
他回到阔别多年的母校，清澈的溪流，巍峨的礼堂，还有他当年写作《雷雨》的图书馆依然存在。但是，整个校园却同过去大不相同了。一座座新的教学楼，新的宿舍楼拔地而起，是崭新的教学设备，是成千上万的萃萃学子，清华园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学城了。特别是现代的大学生，使他惊讶地发现，再也看不到昔日那些愁闷、悲苦、愤怒和忧虑的面孔，都是些充满朝气，奋发上进的青年。他深怀感慨地写道：“是这样的大学生，每年从北京——这个政治和文化中心输送到祖国的各个角落，新鲜的、热烘烘的、有力的血流，从祖国的心脏向遥远的边疆矿区奔流。”
北京在变，北京的一切都在变。“无论走到什么地方，这感觉处处触动你，你会看见许多新鲜的，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在《半日的‘旅行’》中，记叙了他和一位朋友逛北京城的观感。在龙须沟，这个老舍先生曾经写过的地方，原来又脏又臭，堆满垃圾，拥挤不堪的地方，现在，则是宽阔的柏油马路，整齐清洁的住宅，人们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陶然亭原是一片荒芜的景象，如今亭台楼阁焕然一新，一座座古色古香的牌坊点缀着青塔，成为一座幽美的公园。龙须沟附近新建的体育馆，那么雄伟壮丽，是一座现代化的体育之宫。而在王府井百货大楼里，看到的琳琅满目的各种商品，争艳夺奇，令人眼花缭乱。
在清河农场的访问中，更使他惊叹不已。进得农场，好像来到江南的鱼米之乡，绿树成荫，稻香四溢，根本看不出这是一个关押改造犯人的地方。就在这里，抢匪、恶霸、惯窃、流氓、贪污分子以及各种会道门的头目，在管教人员的改造下，在劳动中逐渐被改造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春光普照着祖国的大地，春风荡漾在人们的心间，他深切感到，祖国真正迎来了她的春天。一个明媚的春天，一个一切都充满着希望的春天。他这样写道：“我怎样描写我们新中国，我们亲爱的母亲呢？我即使有一万双眼睛、一千张嘴，我也难看完、说尽祖国今天的光彩。”他觉得一切都好像是在梦中；“然而这不是梦，不是幻想。这样迅速的变化，在全国大小城市甚至荒僻的森林和沙漠里发展着”。他用优美的语言，记下他油然而生的感情，满腔热忱地写下一篇篇春天的赞歌。他把这些散文都收入《迎春集》里。
又要出国访问了。他从事创作的时间是太少了。他的主要精力都用在文艺界的活动之中，而送往迎来、出国访问，更是常事。这次出访的国家不是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而是印度。
还在他四五岁的时候，继母就给他讲过唐僧取经的故事。继母说，西方有一个美丽的国家，那里人长得漂亮好看，人又聪明，出了许多圣贤，那个地方叫“天竺”。后来，他更了解印度和中国有着悠久而深远的文化交流。印度有美丽的雕刻、图画、诗歌、经文和灿烂的神话故事，他在敦煌的石窟中，曾经亲自看到印度佛教文化的影响，为绚丽的祖国文化增添了新的血液。因此，这次到印度去，不仅使他感到亲切和喜悦，还使他多少对这个国家有着一种神秘之感。
１９５６年７月２４日，他和杨朔等人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乘飞机前往新德里，出席在那里召开的亚洲作家会议的筹备会。
正是由周恩来和尼赫鲁所培植起来的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处于最热烈而亲密的时候，中印两国的艺术家、诗人、舞蹈家、科学家、教授和留学生像“恒河沙数”，来往频繁。当他们到达新德里机场时，就投入了海洋般的欢迎人群之中，欢乐的笑声，闪亮动人、充满友情的眼睛，好像是遇到久别重聚的朋友。花瓣像雨点一样撒落在他们的头上，姑娘们为他们戴上绚丽的花环，在他们头顶上洒着花水，额上点着珍贵的红粉。他们走在红土铺的路上，“印地泰尼巴依巴依”（印度中国是兄弟）成为两国人民共同奔流的感情。
在亚洲作家会议筹备会上，同亚洲各国的作家进行了亲切而深入的文学和友谊的交流，团结、和平成为亚洲作家共同的呼声，共同的奋斗目标。
更令曹禺感动的，是在印度各地访问受到热烈欢迎的情景。无论走到哪里，城市、小镇、农村、工厂，都受到亲切而热烈的欢迎。无数的印度朋友把他们邀到自己家里，同他们的妻子儿女促膝欢谈。在多少次文艺晚会上，诗人们朗诵着他们谱写的友谊的诗篇，迷人的印度音乐和舞蹈，更使人陶醉。“花瓣的手指，流星般的眼睛，倾诉着我们之间的友谊”。他们尽情领受了印度的风光；宏伟壮丽的“阿弥陀”，明净、瑰丽、诗一般的“泰吉陵”，有些地方孔雀像鸡一样的普遍，鹦鹉像鸽子一样飞来飞去，如同置身梦境之中。
两个星期的印度之行，日程排得满满的，使他沉浸在友谊之中，更感受到站起来的祖国的崇高国际威望。
８月９日，曹禺由新德里飞往日本东京，又开始了他的日本之行。
透过飞机的舷窗望去，印度洋是那么湛蓝，洁白的云朵在蓝天碧海中浮游。如果说，印度之行是他访问一个未曾去过的古老的国家，那么，日本之行，则把他带入一种历史的回忆之中。他大学时代曾经去过的国家，如今将是怎样一种情景？而经过八年交战的一个战败国，又将会遇到什么？１９３３年他去日本，正是樱花初放的季节，而回国之后，就迎来战争的岁月。２３年过去了，他已进入壮年，此行不再是一个学生的旅游，而是作为新中国的代表，扬眉吐气，感慨万千。
去日本，是参加在长崎举行的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在东京羽田机场，日本朋友早就迎候在那里了，特别是日本戏剧界的朋友千田是也、泷泽修、木下顺二，山本安英等都来了，这使曹禺感到格外高兴，这些都是熟悉而又未曾谋面的朋友。
在长崎参加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期间，使他亲眼看到战后日本人民的巨大的和平力量，那气氛同他２０多年前看到的是迥然不同了。
１９４５年８月９日，美国飞机在长崎投下了第二枚原子弹，查尔斯·斯威尼空军少校驾驶着载有钚弹“胖子”的“博克的小汽车号”Ｂ２９，它的第一投掷目标是小仓。因为小仓上空乌云密布，才转向长崎，就这样，长崎成为第二个人间地狱，它给长崎人民带来深重的苦难。死去的人早已埋葬起来，活下来的人尝尽了折磨和痛苦。幸免于难的人们依然受着原子弹辐射所带来的隐藏的威胁，白血球病随时有突发的可能。
成千上万的人从各地赶到长崎来参加大会，把会堂挤得满满的，从扩音器里传来受害妇女的控诉和哭泣声。这是对战争的控诉，是对苦难的哭泣。即使天气酷热，人们却静静地坐在那里听着，每个人心里都燃起一团团火。
一排长凳上坐着原子弹受害者们，有的带着墨镜，有的脸上仍留着令人难以目睹的灼伤痕迹，有的低着头把脸捂住，有的像瘫痪似的靠在椅背上。人们看着他们在低低地抽泣，泪水和汗水混在一起了，这种情景，使曹禺从心中升腾起对战争狂人的憎恨，一下子同日本人民的心贴近了。日本的人民是无辜的，在战争中日本人民也遭到灾难。
他听说一个叫铃木真枝的日本少女在大会前夕自杀了。她有母亲，有一个她热爱的男朋友，同她一样都因为原子弹放射得了病，身体极度虚弱，而不能结合在一起。她绝望了，便结束了年轻的生命。她生前说：她不相信关于原子弹的故事影片中，所描写的那些勇敢的病人的事情。她认为那是文学家的想象，真的人生对她来说是灰色的，没有希望的。像铃木真枝这样绝望而死去的人是太多了，这些事实在啃啮着曹禺的心。
曹禺说：“生活在日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对一个原子弹的受害者。但在日本，我也感到人的力量是无穷的。在一个邪恶残酷的敌人面前，‘人’确实可以成为美丽、勇敢、庄严、和平的化身，蕴藏着无限的威力，使残暴的敌人都战栗、恐惧。
“原子弹毕竟是原子弹而已，种下的仇恨是一个能变化、能生长的东西。我闭起眼就可以看见一个个流着汗的日本人的脸上，两只燃烧着愤恨和决心的眼睛，汗同眼泪交织在一起，仿佛在那个大会上，全世界的人都和我们坐在一起，流着汗同眼泪。
“那时我想，我们虽然不是日本人，但我们愿意和这些受难的人们在一起，为他们的和平事业贡献出我们的力量。”①在大会期间，他同日本人民的感情连结在一起了。被战争割断的人民之间的友谊就这样地交流、汇合、凝结起来。在长崎，同一些诗人、小说家、剧作家开会座谈，一位来自广岛的文学家，对他说起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种种罪行：“这些事情只有等到美帝国主义扔下原子弹以后，我们看见自己周围家破人亡，血肉纷飞的情景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过去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罪恶多么深。我们心中对你们的歉疚是不可言喻的。”在日本各地，他都听到日本朋友抱着歉疚的心情来检讨对华战争，那种深沉、友好而自疚的心声，使他感到日本人民的觉醒。那些从中国释放回国的日本战犯，他们赶几百里路来到旅馆，向中国的代表表示他们的谢忱。有一个年老的战犯，曾对他说：“我是一个重新被救活的人，我得了重病，你们找了最好的大夫给我治好了。这个，你们觉得不算什么，但从此我才懂得我该做一个有人道心肠的人，有正义感的人，这是我在中国当战犯的时候学来的。”这些日本战犯回国后，生活十分困难，但他们说：“无论处在怎样困难之下，我们决不能放弃和平的努力！”曹禺这样写道：往者已矣，把过去这一段中日之间不愉快的历史忘掉吧，中国人民伸出手来，向他们的邻居和朋友表示衷心的友好。我们的道路不应该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贪婪、阴谋和战争，而是人民的友爱、合作与和平。①记得正是日本的文部省不肯修改教科书，竟连南京大屠杀都不认账，还搞靖国神社的参拜，祭奠日本战犯亡灵的时候，曹禺又一次同我谈起这次日本之行：释放回国战犯来旅馆看望我们，看到他们那么虔诚的检讨感谢，看到那种可怜的样子，我是真诚地相信他们。但是，王芸五先生，他是一位老报人，又是日本专家，却表现得相当严肃。他说，日本一定要彻底反省对华战争的罪行。他毕竟是历史学家。我们相信日本人民，但是，也不可掉以轻心，总是有那么一小撮人，还做着大东亚共荣圈的梦。日本人的经济上去了，而我们却搞内乱，一下子就是十年。１９５６年，我们和日本的经济不相上下，现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