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9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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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会和联合会的对立和反对，在五年工作以后，共产党内仍有许多有经验的劳工组织者，其中不少人是真正的无产者。③此外，广州的共产党员左右着指挥省港大罢工的罢工委员会，控制了武装纠察队，并且行使了某些方面的司法和治安的权力。
1925年5月和1926年5月在广州召开第一和第二次广东农民协会大会期间，农民运动大大地发展了。相当可靠的1925年4月的数字表明，广东省94个县中仅仅22个县的557个村或乡，就有会员172185名。①一份关于1926年5月的详细报告，表明在66个县的4216个乡协会中有会员626457人。②这仍占该省数百万农户的很小比率。由于始终由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领导的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毕业生积极组织，人数增加了将近四倍；讲习所从1924年7月至1925年12月期间办的五期，培养了478名专家，其中大部分是农民。③如果按县把协会标在广东省的地图上，它们最集中的地方似乎在东南（彭湃为领袖的海丰县、陆丰县和五华县）、广州附近位于三角洲的几个县（特别是顺德、东莞和香山）以及西北的广宁县（运动最初在那里取得巨大成功）。在国民革命军未控制的地区，如东北地区，或是在新近攻取的地区，如西南地区，农民协会很少，会员也不多。理由似乎是清楚的。农民协会是社会革命的推动者，也是国民革命的工具。在国民党军事力量尚未到达的地区，这些农民协会是难以组织和维持的。
地方农民协会一再进行消灭社会经济苦难的斗争，这就使它们与诸如富裕地主和税收机关等地方的权势者对立起来，这些人和机构往往拥有民团。组织得比较好的农民协会有自己的受过训练的武装卫队。双方大量流血和进行威胁是这些斗争的特征。列入1926年头三个半月的164件冲突事件，大部分可分为以下几类：反对民团和“土豪劣绅”压迫的斗争；土匪的掠夺和杀戮；部队的骚扰和官吏的压迫。其他的冲突产生于更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原因。①共产党领导的声明，强调农民协会对国民革命军在广东进行的战役以及对香港罢工和抵制的支持，总之，它们进行阶级斗争，也支持革命。
1926年初期俄国人的作用
苏俄和共产国际向中国的革命运动提供建议和资金，并且试图在打败帝国主义和中国的军阀主义方面引导它走向胜利。（详细的论述超出了本章范围，但对到1926年初期的概括报道可能有助于说明事态的发展。）
俄国资助中国革命活动的规模仍是秘密的；这里只能提供一些以似乎可靠的证据为依据的例子。1923年3月，俄国领导集团决定援助孙逸仙，投票决定提供200万中国元的财政援助。②鲍罗廷提供了黄埔军校创办经费的一部分，后来他告诉路易斯·费希尔，苏联政府拨出300万卢布（约270万中国元），作为学校组建和开办时的费用。③布廖赫尔日记中的几段记载表明，1924年11月的按月资助为10万中国元。④1924年10月由伏罗夫斯基号运往广州的武器是赠送的，但是1927年4月从北京苏联武官处搜查到的文件表明，以后广州政府应该支付从符拉迪沃斯托克运来的武器和弹药。武官叶戈罗夫于1926年7月起草的一份致“加伦”（布廖赫尔）的电报，通知他到〔1925年〕12月1日提供给广州的军事给养已达到250万卢布，必须立刻付款；以后，广州的订单只有在付现款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予以履行。①1924年8月，孙博士在广州设立中央银行，俄国答应支援1000万元（粤币），不过当时只汇去3万元。②根据10月份来广州访问的孙博士的密友马素的报道，俄国还通过鲍罗廷在1924年每月约资助国民党35000中国元；布廖赫尔12月1日的日记指出，鲍罗廷还一直支付国民党军官的薪水，并且资助党报和党的刊物。③当1925年2月中国工人在上海的日本纺织厂进行罢工时，《消息报》在3月3日报道说，“赤色职工国际”正支援工人30000卢布；它还公布了罢工委员会对援助的感谢信的译文。④按照莫斯科报刊的说法，在爆炸性的五卅事件以后，俄国一些工会迅速送来148000卢布支援上海的中国罢工工人。⑤也许人们需要查看一下鲍罗廷的帐本，以了解他究竟在1925至1926年持久的罢工和抵制行动期间，为了支持住在广州的香港工人而提供了多少钱，因为在北京的突然搜查中发现的一份文件（它提供了到1926年3月的罢工过程），只提到资金“部分地由中国国内外的中国人和无产阶级捐助”。①在北方，苏联顾问训练和装备了冯玉祥将军的军队。根据冯玉祥签名的收据，1925年4月至1926年3月期间，俄国给他提供了价值600多万卢布的武器和弹药。②我还没有见到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财政援助的可以核实的估计数。
金钱带来了影响，但没有带来绝对的权威。在华的俄国人遇到了挫折和失意的事。尽管在1925年下半年，中共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的人数有很大的增加，在组织从香港来的罢工工人和广东的农民方面成绩卓著，但中国的党的领袖们对在国民党内工作的约束不耐烦了。共产国际的领袖们不得不阻止共产党试图退出国内联盟。③1926年3月1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通过一项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坚持“国民党与共产党人的战斗联盟”；谴责党由于在吸收工人时的“狭隘的宗派主义观点”而使组织发展缓慢；对两种偏向提出警告：一种是“右倾主义”，即无原则地与一般民主民族运动合流，一种是“左的情绪”，即试图跳过民主革命阶段直接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而忘记了农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像1923年以来那样，坚持“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它号召中国同志们“把所有现存的农民组织团结在共同的革命中心之中……这些中心将能够唤起全体农民进行武装斗争以反对农村中支撑半封建制度的军阀、行政官员、中间人和绅士”。①莫斯科可以轻而易举地指定这项任务，但在中国执行起来并不那么容易，在中国，晚至1926年7月，共产党执行委员会的一次全会承认，仅有120人负责党的工作，而当时至少需要355名领导人员。②俄国在华北已经大量投资，试图加强和争取冯玉祥和其他将领1924年10月对吴佩孚发动政变后组成的国民军。从1925年4月后期开始，一批苏联军事顾问开始与冯将军的国民第一军一起工作，到11月份，有42名俄国人在他的张家口根据地工作。他们未能接近冯（更不用说控制冯为俄国利益服务），但是他们勤奋地工作，通过建立各种技术学校来提高下级军官团。他们没有取得像他们的同事在广州似乎取得的那种成就。1925年6月，43名俄国人抵达河南开封，与岳维峻指挥的国民第二军一起工作。他们在各个方面都受到了挫折，他们之中只有几个人留下来，看到了岳的军队在1926年3月初期在农村“红枪会”的攻击下土崩瓦解。俄国顾问们试图与国民第三军建立联系，但没有成功；国民第三军在1926年2月也崩溃了。
到1925年末，郭松龄推翻张作霖——俄国的敌人——的努力失败，这部分地由于国民军支持不力（虽然张家口俄国顾问团的18名成员协助冯进攻），部分地由于满洲的日本军队为保护张作霖而进行了干预。冯将军于是退隐，他的国民第一军的将领们准备撤到长城的那一边，避免与张作霖和东山再起的吴佩孚的联军交战，吴对俄国并不比张将军更友好。①在郭松龄叛乱时，张作霖从黑龙江调来援军，但中东铁路的俄国经理A。V。伊凡诺夫拒绝让军队不付费用而通过铁路行动。部队使用另一条路线南下，但是在平息叛乱后，回去的部队强行征用了几列火车返回哈尔滨。伊凡诺夫通过关闭长春至哈尔滨的一段铁路，进行报复，因而在1926年1月22日被中国部队逮捕。加拉罕发出一份最后通牒，问题通过在奉天的谈判得到解决。张作霖这时完全了解在他地盘之北的俄国人的力量以及俄国人对他国内敌人的援助。②2月份，在发生这些事件时及以后不久，来自莫斯科的以A。S。布勃诺夫为首的一个委员会在北京研究华北和华南的俄国顾问的工作，同时调查苏联援助中国革命的总的问题。委员会会见了加拉罕大使和武官叶戈罗夫，以及几名协助冯玉祥的和在广州工作的顾问。尽管对冯将军是否真正献身于革命一事感到担心，但布勃诺夫和加拉罕仍决定继续讨好于他。③3月18日，北京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事件，它使国民第一军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紧张起来，并且可能使俄国使馆更加沮丧。这一事件是八个辛丑和约缔约国在3月16日交给段祺瑞政府的一份最后通牒引起的，它要求清除它们的北京至上海的通讯的一切障碍，以信守1901年的辛丑和约。次日，中国文职机关和政治组织的代表向政府请愿，要求拒绝最后通牒，但是他们被赶走，许多请愿者受了伤。3月18日上午，一次群众集会通过了取消辛丑和约以及所有“不平等条约”的决议。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领导共同组织了阐明两党一个根本目标的抗议。约2000名示威者（其中有许多学生）浩浩荡荡地朝执政府前进，但是遭到政府卫兵的攻击，47名示威者被杀，几乎与沙基惨案中被杀的华人一样多。政府发出了缉拿北京五名国民党著名人物的逮捕令，其中之一就是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他们都隐蔽起来，李大钊到俄国使馆避难。段祺瑞政府是通过冯玉祥的支持而幸存下来的。一名国民军将军是北京司令和警察首领，但似乎没有采取行动以阻止这次屠杀。因此，国民党的北京市党部把这次事件归咎于国民军的领导，并且发表了一项决议，声明如不逮捕和处决段祺瑞和其他高级官员，国民党将断绝与国民军的友好关系。但没有发生这类事。①在华南，俄国援助团在1926年3月初期可能有50名或更多的老练工作人员。六艘俄国船定期往返于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广州之间，运来汽油、武器和拆散的飞机。②军事代表团团长是N。V。古比雪夫（“基桑卡”），他接替了布廖赫尔将军，但是他与党军领袖和军校校长蒋介石的关系是紧张的。
这些问题和变化不定的局势，有助于说明俄国共产党政治局的一个特别委员会1926年3月25日通过、政治局在一星期以后正式批准的关于中国和日本的一个令人感兴趣的决议。①以利昂·托洛茨基为首的政治局特别委员会，对中国国内各种力量的相互关系以及在1925年12月签订洛迦诺条约后帝国主义各种力量得到巩固的危险，表示了严重的不安。委员会担心英国和日本可能联合起来反对中国革命和苏俄。苏联需要延长它的休整期，中国革命需要赢得时间。为了对付这些危险和保护满洲的俄国利益，委员会决定，必须与日本和张作霖达成保证日本和俄国在满洲的地位的谅解。必须“甘心于一个事实，即南满在以后的时期将留在日本的手中”。这个迁就政策必须提交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取得它们的同意，鉴于中国对日本的仇恨，委员会认识到要它们接受这一方针是多么困难。“与日本达成某种谅解”的方针必须谨慎地拟定，以使中国的革命力量不会不正确地解释为“为了解决苏日的政治关系而牺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