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9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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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以�1926年该省被国民党的军队攻占时，得到了有力的推动。据毛所说，那里的协会在1927年初拥有200万名会员。①当国民党军队到达湖北时，农民运动也在那里爆发了。到1927年5月，它声称有250万成员，而江西据说有83000人加入农民协会。②组织起来的农民试图推翻或削弱“土豪劣绅”的统治，攻击不合理的风俗和习惯，铲除腐败现象。③在湖南，他们超过减租减息的范围，提出了重新分配土地的要求。④他们还通过提供军事情报和充当向导来支持国民党军队。⑤到1927年6月，武汉国民党的农民部（见本书第11章）声称六省的农民协会拥有令人吃惊的900多万名会员。⑥如同工会一样，它们的飞速发展也导致了组织松散和纪律涣散。⑦曾是国民党农民部首脑的共产党人谭平山，公开地承认他在加强农民运动方面的失败。⑧更糟糕的是上层决策含糊而易变，造成了下层行动犹豫不决。如一位领导者所说：而我们自己呢？当时实处在一种矛盾的状态中。既要与一切封建势力土豪劣绅资产阶级宣战，而在另一方面又要与代表豪绅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合作，又要与封建余孽、豪绅资产阶级的走狗、大小新军阀，讲亲善，谋妥协。对工农的要求，则制止工农自己动手来解决，而要他们等待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的命令。这岂不是和俟河之清一样的无期吗？①左翼国民党的领袖汪精卫更谴责了农民运动中的过激行为。②斯大林断言国民党左派基本上是小资产阶级，这被证实只是一种幻想；没收土地和组织农民自卫队，彻底剥夺了国民党左翼的利益，暴露了一场来自下层的革命和“党内合作集团”政策根本上的不相容性。
中国共产党直到1927年4月重要的第五次代表大会，才有了土地政策。就在这以前，毛提交给国民党土地委员会会议的决议草案，主张在政治上没收“土豪劣绅”和军阀的土地，在经济上没收所有出租的土地。③代表大会本身的土地问题决议要温和得多——仅仅没收公用的和大地主的土地，而将小地主和革命军官从这场磨难中放过了。④代表大会没有坚持没收以后的集体所有制，但是认为解除地主部队的武装，同时帮助农民组织农村的自卫武装来保护土地重新分配的果实是适当的。⑤在军阀和地主具有军事优势的条件下，没收和武装，能否如同期望的那样得以实现，是值得怀疑的。农民协会购买武器是被国民党的武汉政府禁止的。⑥这与在城市中将工人纠察队缴械的作法，有同样的结果。没有武装起来的农民，乡村的农民运动可能遭受残酷无情的镇压，长沙附近的“马日事变”（1927年5月21日）就是例子。这在后来将对秋收起义期间的第一个苏维埃的成立产生影响（见本书第11章）。
如前所述，陈独秀是反对依靠武力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在1923年4月18日《向导周报》的一篇文章中，他阐明了他的立场，使之与其马克思主义思想相一致；概括地论述了拥有武器的人民反抗拥有武器的军阀的革命，这完全是一幅人民武装与反动势力的正规军对阵的列宁主义的景象。陈未能想象出来的是一支能征惯战的政治化的军队。在中国共产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之后不久，“青年军人联合会”，一个共产党人的前线组织，在黄埔军校的学员①当中创立了，稍后，又诞生了一个对立的团体，“孙文主义学会”。随着1925年9月国民党军队中总政治部的设立，中国共产党的一些党员（如第二军的李富春和第六军的林祖涵）专门从事战斗部队中的政治工作。②但这些军官是否具有可与苏联红军中同等军官的权力和影响，是成问题的。中国共产党在军事工作方面的弱点，在蒋介石于1926年3月20日发动政变（指中山舰事件——译者）时，就变得明显了，政变的结果之一是黄埔学员当中的左、右翼组织一同解散。彭述之当时曾为国民党对自己军队控制的放松而惋惜，③这种放松的标志是汪精卫赴法国，和蒋介石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会建议，禁止任命共产党人担任军队政治委员。最后，在1927年6月，军队的政治部和政治委员都被蒋取消了。④中国共产党试图推迟实际上于1926年7月发动的北伐，同样不起作用。彭述之和陈独秀从政治、经济，甚至战略角度为推迟北伐而争辩，但也没有用。甚至鲍罗廷的异议也被拒绝。①统一战线完结时，无论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工作在纸面上的数字给人多么深刻的印象，他们在战场上显然无法与蒋介石和其他军事首领的部队相抗衡，如汪精卫大加抱怨的那样。没有巩固的群众组织，没有武装力量，没有坚实的经济基础，来自下层的革命在来自上层具有毁灭性力量的革命下崩溃了。虽然在蒋1926年3月的政变后凶兆已现，斯大林一年多以后仍然有足够的自信，用压榨右翼国民党这个柠檬②的比喻的动情呼吁来劝告中国共产党，说它与国民党联合依旧是可行的最佳途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以国民党左派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联合体为理由，提出了同样的建议。如果中国共产党在这个已变得单纯了的统一战线③中“不起领导作用”，“＇它＇就不能取得在全国的领导作用”。因此立即从联合中退出将是错误的；“根本不从其中退出”也将是错误的。④共产国际在这个紧要关头的劝诫，因而就是同武汉的国民党妥协，同时避免玩弄暴动的游戏。
共产国际的决议实际上否决了陈独秀在1927年4月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提议，他曾数次提出这一提议，即将联合变成“党外合作集团”的联合。①既然蒋已于1927年春开始在上海和南京对共产党人进行狠毒的镇压，还有什么选择余地呢？在代表大会上，只有相互矛盾的政策提案形成的混乱。不愿放弃统一战线，却又过于弱小而不能使合作者听命于己，中国共产党只能看着局势恶化。按照共产党人的用语或其他任何说法，这都是右倾机会主义。
中共一旦决定实行暴力革命的策略，就不得不面对暴力迫害的可能性，无论是在1922年还是在1927年。赤裸裸的事实是，在中国这样一个被军阀肢解的国家里，政权只可能来自枪杆子。第一次统一战线所造成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共产党不像1922年那样只有大约130名成员了，到1927年中期它已发展为一个有将近60000群众的政党，尽管它随后遭受了损失，也已能够经受住国民党残酷无情但经常是效果不佳的镇压了。如果它在1922年和1923年选择单独作战而不与国民党联合，它可能干得更糟；如果它较早地为最后的决裂做好准备，它也许会干得更好。总之，1927年7、8月的局面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共产党必须拥有一支军队、一块地盘和一个政府。换言之，它必须缔造一个国中之国。
① 诺斯：《莫斯科和中国共产党员》，第59页。参见陈潭秋：《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共产国际》，美国版，14。10（1936年10月），第1361—1366页；英国版，13。9（1936年9、10月），第593—596页。
② 《华字日报》登载了许多陈独秀1921年3月以后，尤其是1921年9月10日在广东活动的报道；郭华伦：《史论》，1，第31页。
③ 《红色文献》，第28和34页。学者们大都同意统一战线的主意来自莫斯科，中国共产党被诱骗而接受了这个主意。关于一种相反的意见，参见H。R。艾萨克斯对H。斯内夫利特（马林）的访问记，载《关于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文献》，《中国季刊》，45（1971年1—3月）。
④ 布兰特等：《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第68页。
① 许华茨：《中国的共产主义》，第52页。
② 《新青年》，2（1923年12月20日），第79—102页，署名屈维它。
③ 许华茨：《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第52页；韦慕庭：《孙逸仙：受挫的爱国者》，第148—150页。
④ 国民党组织部：《第一次全国大会宣言》，出版地不详，1927年8月。还可参见韦慕庭：《孙逸仙：受挫的爱国者》，第172—174页。
① 陈志让：《国民党左翼——一种定义》，《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学报》，25。3（1962年）。
② 哈里森：《长征》，第58页。
③ 《向导周报》，101（1925年11月7日），第844—845页。
④ 德昂科斯和施拉姆：《马克思主义》，第228页。
⑤ 陈志让：《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第119页；哈里森：《长征》，第50页。
⑥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此后作《工人》），中国现代史资料丛刊编（北京，1954年），第546—549页。
① 陈达：《中国的劳工骚乱》，《每月劳工评论》，6（1920年12月），第23页。
② 哈罗德·R。艾萨克斯：《中国革命的悲剧》，修订第2版，第123页；《向导周报》，159（1926年6月23日）；167（1926年8月15日）；和168（1926年8月22日）。
③ 《工人》，第319—328页。
④ 《民国日报》，广州，1926年9月21—25日，载华岗：《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上海，1947年。
⑤ 《劳动周报》，5—8（1923年5月和6月），引用于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第172页脚注12；《泰晤士报》，1926年12月1日；邹鲁：《回顾录》，上海，1943年，1，第166页。
⑥ 参见湖北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7年1月，载《工人》，第407—408、413页。
① 简·德格拉斯：《共产国际，1919—1943年，文件选编》，1，第387页。
② 同上书，2，第279页；《红色文献》，第254—255页。
③ 陈独秀文，载《新青年》，12。4（1924年），张国焘文，载《向导周报》，12（1922年12月）。
④ 《新青年》，9。4（1921年8月1日）；9。5（1921年9月1日）；10。6（1922年7月1日）。又见尼姆·韦尔斯：《红尘》，第199—200页；《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此后作《农民》），中国现代史资料从刊编，北京，1953年，第35—39页。关于彭湃的工作作风见《红旗飘飘》，5，第38—42页。关于彭和海陆丰，见卫藤沈吉：《海陆丰——中国的第一个苏维埃政府》，《中国季刊》，8和9（1961年）；尤其是罗伊·霍夫海因兹：《浪潮》。关于恽的工作，还可参见《中国青年》，32，1924年5月24日。
① 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第63页；毛泽东：《选集》，1，第14页。然而，李锐提供的1927年4月的数字是5180000人。见《农民》，第288页。
② 《农民》，第391、410、413页。
③ 毛的湖南报告，载竹内本，1，第209页。
④ 《农民》，第289页。
⑤ 董显光：《蒋总统传》，台北，1954年，1，第78—79页；《华侨日报》，香港，1926年9月7日。
⑥ 《农民》，第18—19页。关于农民运动的夸大的叙述，也许是由于把“农会”（乡绅领导的农民团体）计入了“农民协会”（农民领导的农民协会）。
⑦ 毛：《全国农协最近训令》，1927年6月3日，竹内本，2，第9页。
⑧ 哈里森：《长征》，第113页。
① 柳直荀：《马日事变回忆》，《布尔塞维克》，20（1928年5月30日）。
② 《汪精卫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