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84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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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一和约，列强可以在北京保持武装分队（“使馆区卫队”），占有从北京至海的铁路沿线的关键地点，并在天津驻军，而把中国军队排除在这个城市之外。①驻于威海卫和广州湾的英、法部队为数甚少，但德国在青岛的分队和海军分遣队的总人数有2300人。有2100名官兵的四个日本营在1914年取代了山东的德国人，驻于青岛至济南的铁路沿线，直到1922年。他们得到人数众多的宪兵队的支持。1911年汉口的战斗，导致英、德、俄、日四国派军队前往该港口去保护它们各自的公民。除了日本兵，其余三国在1912年都撤军；日本的一个有500名士兵的营与几支特种兵分遣队在1922年前一直留在汉口。日本在辽阳的租借地内设大本营，通常在南满驻扎一个配备支援性骑兵和炮兵的满员陆军师。1920年，总数达10000名俄国和日本士兵的16个铁路卫队营，驻扎于中东铁路区和南满铁路区一带。这些铁路卫队的出现，是根据1905年俄日缔结的朴次茅斯和约的条款，虽然中国人曾经断言，他们在1905年12月签订的承认把辽东和南满铁路从俄国转给日本的协定中没有同意这样做。1920年，在满洲租借地的日本警察有811人，另外在南满铁路区和安东沈阳铁路区的警察有1052人。①像长江的炮舰那样，所有这些外国士兵和警察也许也不是难以对付的军事力量。即使他们的存在在中国被迫同意的国际协定（如辛丑和约）中，有一定的法律根据，但他们仍赤裸裸地损害了中国的主权。这在日本不顾中国人屡次抗议而占领了满洲和山东铁路区的事件中，更是确凿无疑的。比这种外国军事占领形式上的法律根据（这也许是可以争辩的）更加重要的是，人们了解到外国在中国国土上驻军意味着什么：有治外法权的列强能够并决心在必要时使用武力，以支持它们单方面认为它们已经取得的权利。
① 詹姆斯·L。哈奇森：《中国通》，第20页。但是在一个许多“老中国通”并没有发现其本地烹饪技术举世无双的国家中，烹调标准饮食不仅仅有老牌子的优质L。＆P。酱汁。
② 有位于黄浦路的具有豪华设备的第一流旅馆礼查饭店、汇中饭店，位于法租界的密采里旅馆，位于西华路的日本的朋友馆和万岁馆。
③ 英国的上海俱乐部、德国的协和俱乐部和梅森俱乐部都位于外滩，乡村俱乐部在静安寺路，日本俱乐部在文监师路，以及与海员协会、外国青年会、海关和商团有关的较少排他性的俱乐部。
④ 哈奇森：《中国通》，第236页。
① 在体育俱乐部的行列中，还包括上海划船俱乐部、游艇总会、猎狐俱乐部（在乡下猎“狐”，狩猎时紧跟穿红罩衣的骑手，骑手散纸片为狩猎者指出狐的踪迹）、草地网球俱乐部、步枪射击俱乐部、棒球俱乐部等等。
① 日本帝国铁路：《东亚官方指南》，第4卷，《中国》；C。E。达温特：《上海，旅行者和居民指南》，都提供了有趣的细节。
① 记载这些租约的协定，可见于约翰·V。A。麦克默里：《1894—1919年与中国缔结或涉及中国的条约和协定》，1，第112—131、152—158页。
① 见B。A。罗曼诺夫：《俄国在满洲（1892—1906年）》。
① 原文如此——译者。
② 见罗纳德·S。苏莱斯基：《张作霖统治下的满洲》（密西根大学博士论文，1974年）。
① 见约翰·E。施雷克：《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主义：德国在山东》。
② 见L。K。扬：《1895—1902年英国在华的政策》。
① 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海关十年报告……1902—1911年》，第2部分，第354—355页；《海关十年报告……1912—1921年》，第2部分，第450—451页。
② 在1910年以前，大量集中在哈尔滨的满洲的大批俄国人口未包括在内；1909至1911年俄国公民突然增加，这不过是显而易见的事实。（1920年以后从西伯利亚突然涌入的无治外权、人数最后超过20万的无国籍“白俄”难民，也没有被反映出来。）类似的情况还有，青岛是德国人的外国居民，也没有列入，1910年他们共有4084人，其中2275人为军人和官员。海关的估计中没有把全部内地的传教士包括在内，驻华的外国军队完全未列入。
③ 不算满洲的大连和哈尔滨，中国本土有大量外国居民的城市，在1911年按人数多少（估计数列在括号内）依次是：上海（30292）、天津（6334）、汉口（2862）、厦门（1931）和广州（1324）。在上海的日本国民（17682）构成了最大的外国人队伍，后面是英国人（5270）、葡萄牙人（3000）、美国人（1350）、德国人（1100）、法国人（705）和俄国人（275）。
① 卡罗尔·伦特编：《在华外国名人录》，上海发行，此书——我见过1922年版和1925年版——根据向外国居民发出的调查表的答复提供了简要的传记。
① 范宣德：《在华治外法权制度：最后状态》，第26页。
① 在1913年，北京使馆区卫队共有2075人（370名英国人、309名美国人、307名日本人、301名俄国人、288名法国人、199名意大利人、151名德国人、64名奥地利人、35名荷兰人和31名比利时人。）到1922年，总人数减到997人。德国、奥地利和俄国由于丧失了治外法权的权利，它们的分队也随之消失，其余的分队（除美国人总数达354人外）也多少削减了人数。1913年驻天津的外国军队人数达6219人（2218名英国人、1021名法国人、975名美国人、883名日本人、808名俄国人、282名德国人、21名奥地利人和11名意大利人）。1922年的总人数为2720人（982名法国人、762名日本人、504名美国人和472名英国人）。在华北的其他地方，主要是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邻近唐山附近外国人经营的煤矿地段，1913年驻有外国部队1253人，1922年驻有602人。
① 《中华年鉴，1919—1920年》，第333页；《中华年鉴，1923年》，第603—604页；《华盛顿限制军备会议，1921年11月21日—1922年2月6日》，第988—998页。
外交官
北京的外交使团在他们之中资历最深的一个成员的房子里聚会……当我们在暖和的天气于英国公使馆聚会的时候，窗户朝馆内的一个小院子敞开着，院子中的紫丁香春季正在盛开。公使馆的鹦鹉常常一直耐心地听着，还参加我们的讨论（有时很得体），不时地发出一声嘶哑的笑声，或者一声压低的咯咯声，或者突然来一声尖叫。它是一只会说话的鹦鹉，但是只会讲汉语，所以参加集会的大部分外交官都听不懂。①外交使团
在民国初期，外国在华建立的根基中最惹人注目的部分是北京的外交使团，它由15国的特命全权公使组成。②秘鲁、挪威（1905年与瑞典分离）和墨西哥也与中国有条约关系，享有“最惠国”条款利益的国家共有18个，但是在1913年，上述最后三个国家未派代表驻于北京。在外交使团内部，11个签订辛丑和约的国家——德国、奥匈帝国、比利时、西班牙、美国、法国、英国、意大利、日本、荷兰和俄国——组成了一个紧密的圈子，而在中国，像在全世界那样，施加真正影响的英国、日本、俄国、美国、德国和法国是其中的佼佼者。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意大利公使华蕾先生关于他同事的汉语能力的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朱尔典爵士在1876年首先作为一名见习翻译来华，在英国领事馆长期任职，工作出色，1906年在北京任公使之前还担任过驻朝鲜的公使；除了他，外国的公使都是典型的职业“外交官”，他们从一个职位调到另一个职位（例如，到1913年有：比利时的贾尔牒男爵、丹麦的阿列斐伯爵、意大利的斯弗尔扎伯爵、法国的康悌）。朱尔典继续担任公使，一直到1920年，他在北京的同僚之一在叙述他的时候这样写道：对他来说，中国不是许多驻地当中的一个。它代表着他的事业的开始和终结……在我看来，他的世界是由大英帝国和中国组成，而俄国和日本在背景中朦胧地出现（有时近得碍手碍脚），其他的许多国家则在周围大惊小怪，干涉并不与它们真正有关以及它们不完全了解的事务。①朱尔典的前任萨道义爵士，1900至1906年在北京，虽然是比朱尔典爵士更专业的外交人员（他是很受赞扬的《外交实践手册》〔1917年及以后几版〕的作者），他也作为一名见习翻译开始他的事业，因能讲一些汉语和流利的日语而闻名。萨道义多年来在日本、暹罗、秘鲁和摩洛哥的领事馆中任职，然后在1895年被任命为驻东京的公使。他的私人秘书把他描述为“一个严厉的人。他对他的属员很严格，要他们做大量的工作，但是如他常说的那样，他是从一所严格的学校中培养出来的，这就是巴夏礼爵士的学校……我从萨道义爵士那里学到了额尔金勋爵与中国官员打交道的一句箴言。决不要提出不是绝对公正的要求；当你提出公正的要求，你就务必去得到它”。②日本的几任公使是最职业化的外交官（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院毕业生），他们过去因在驻华领事馆工作而有了丰富经验，因此可能已经有一定汉语知识。①日本和英国的文件透露，在这些年间，日本人和英国人一起，对任何强国涉及中国政治和经济事务的了解是最详尽的。
1898至1905年的美国公使、前共和党国会议员康格，是通过他与麦金莱总统的友谊而到任的。但是他的继任者1905至1909年任职的柔克义，是一名职业外交官，19世纪80年代已经在北京和汉城任职。柔克义还是一位有造诣的语言学家和学者（熟悉西藏的佛教、中亚，以及中国与西方世界、朝鲜和东南亚的现代以前的关系）。1909至1913年驻北京公使的嘉乐恒，是塔夫脱总统挑的人选。他长期在伊利诺斯州的共和党内活动，并且作为麦金莱总统和罗斯福总统派往古巴和委内瑞拉的特使，已经有了一定的经验。1913至1919年的公使芮恩施当威斯康星大学政治学教授时所写的学术著作给了威尔逊总统很深的印象，他再次是总统的政治人选。芮恩施的回忆录《一个美国外交官在中国》（1922年），对中国期待更名副其实的国际平等的愿望表示了深切的（虽然是无效的）同情心。巴黎和会把山东交给日本后不久，芮恩施就辞职了。
与中国外交部的大部分日常接触，由主要国家公使馆中的“汉务参赞”进行，结果这些人常常影响了他们的使馆负责人的观点。例如，从1911至1922年任汉务参赞的巴尔敦，便是英国公使馆中起支配作用的人物，他娶怡和洋行一名董事的长女为妻。他是一个精力充沛、不管具体情况的英国利益的捍卫者，主张采取强硬的措施，这使他受到在华的英国社会的钟爱，但他不得不与之打交道的中国人却不喜欢他。美国的公使馆从美国的传教士中挑选它的汉务参赞。①公使馆区（交民巷）
驻北京的公使及其属僚居住的使馆区是国际法中一种不正常的现象。1901年的“辛丑和约”规定：“大清国国家允定，各使馆境界，以为专与住用之地，并独由使馆管理，中国民人，概不准在界内居住，亦可自行防守。”新公使馆区比1900年以前约扩大了九倍。①它位于内城宏伟的南城墙内，得到新加固的边墙（和常驻的军事卫队）的保护，北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