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7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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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土地，每一家地亩的多少依它人口的数量而定。供给农具和种子。凡不能工作或找到家庭的难民，可继续接受救济。②同时由于宋庆的三千步兵和五百马兵在1873年年中到达，肃州的包围得以完成。在六位统领统带下的整个清军迅即数逾一万五千名。9月中旬，左宗棠本人亲临前线，随身带了兵工厂经理——也是大炮专家——赖长。克虏伯大炮现在轰击着厚厚的城墙，炮火还得到埋在城墙下爆炸的地雷的助威。10月24日清兵入城，马文禄投降。左宗棠上奏说，五千四百名土著回民和一千五百七十三名从外地到肃州来的回民于11月12日被处决。他向他的西安总部的军需提出了他的计划：肃州回民中的老人、青年和妇女将和甘肃走廊其他两个主要城市幸存下来的回民一起，在甘肃南部得到安置。“自此，关内甘凉肃三郡可无遗种，而关内外可免勾结之患。”左宗棠又写道：“数十年征伐之事以此役（攻克肃州）为最妥善；次日各军因争贼赃，乱我章法。”①① 中田吉信：《同治年间的陕甘回乱》，载《近代中国研究》，第3期（1959年）第132页。《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0第66—67页；卷37第64页。《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0第36页；卷11第32页。
① 《左文襄公全集·文集》，卷1第18页。《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0第23—26、52页；卷11第10页。
② 朱文长：《中国西北的回民叛乱》，第105页；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第51—52页。
③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1第45页；卷14第48、55页；卷16第27页。《左文襄公全集·批札》，卷1第34—35页。
①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9第17页。
② 朱文长：《中国西北的回民叛乱》，第112—119页。刘广京：《清末地方权力范围的再估价》，第204页注58—59。
③ 《大清穆宗实录》，卷220第26—27页；卷244第19—29页。
④ 朱文长：《中国西北的回民叛乱》，第113—114页。
① 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第59—63页。
② 朱文长：《中国西北的回民叛乱》，第127—128页。《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2第10页；卷38第63页。
①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1第16页；《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0第32、52页。
② 《大清穆宗实录》，卷261第24页；卷262第17—19页；卷263第10—11页；卷276第23页。1871年曾在阿拉善和鄂尔多斯旅行过的普列杰瓦尔斯基记录了东干人对这两处地方侵袭的后果，见他的《蒙古，唐古特和北藏》（德尔马·摩根英译本），卷1第198、201页、238页注、259页。
③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0第19、26、36页。
①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1第22页。
②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1第2、23、27、28—29页。《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0第35页；参照卷11第29页。
①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0第55页；卷11第7、10页。《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3第2—3、17页。
② 贝尔斯：《左宗棠：旧中国的军人和政治家》，第246—247页。
③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4第60—61页。
④ 关于陕回从甘肃西南部驰援金积堡的记载，见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第528—533页。
① 《大清穆宗实录》。卷277第1—3页。
②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1第2、23页。《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5第1—2、21页。
③ 《大清穆宗实录》，卷276第7页；卷282第15页（第6行）。《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1第1页。《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5第41页（第8—9行）。贝尔斯的《左宗棠》一书第240和248页上的地图。
①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1第21、27页。《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6第65页；卷37第12—13、59页。
②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1第33页。《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7第60页；卷38第3—5页。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第79页。
① 《大清穆宗实录》，卷293第17页；卷309第22—23页；卷312第10—11页；卷313第1、11页；卷315第6页；卷319第12页；卷320第12页；卷321第16页。1870年12月普列杰瓦尔斯基在库伦即听说东干人袭击了乌里雅苏台。他记述说，一支俄国分遣队曾被派往库伦，并且停留了一年多时间；见他的《蒙古，唐古特和北藏》，卷1第16、62页。
② 关于左宗棠的告示，见《回民起义》，第4册第1页（图版）。按照乾隆时代的前例，清帝没有批准左宗棠在全帝国实施这条禁令的奏请；《大清穆宗实录》，卷310第15—16页。
③ 马霄石：《西北回族革命简史》，第46—47页。
①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1第5—10、36、61—64页。
②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2第50—51页；卷43第24—25页。
①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3第23、32页。陈其田：《左宗棠：促进中国船政和羊毛纺织业发展的先驱》，第51—53页。
② 朱文长：《中国西北的回民叛乱》，第149—155页。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第78页。
①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3第65、85—86页。《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3第34—35页。
收复新疆
在清除了甘肃的叛乱回民之后，左宗棠期望前往新疆去抗御阿古柏和俄国人。早在1874年2月他经上谕批准后，便要求张曜进军哈密，着手在那里举办屯田。②但是，左宗棠本人要到一年多时间以后——即1875年5月——才受命指挥向新疆进军的事宜，他的由刘锦棠率领的主力部队也要到1876年4月才从肃州出发开往新疆。由于北京作出了政治决策和授权左宗棠能动用巨额款项，这才使得他能够制定出耗资巨万的后勤方案，终于把总数达六万多的人马开进了清属突厥斯坦。左宗棠的远征是中华帝国最后一次向“西域”的大举征伐。他本人把他的武功比隆于汉唐两代。③另外，这是一场中国人的种族战争，可比之于清代中叶或唐代的远征。左宗棠为使新疆变成清朝的一个行省并使更多的汉族移民前往定居铺平了道路。但是，尽管他取得了胜利并且俄国人最后撤离了除伊犁一段地带以外的全部地区，但俄国早就在经济上控制新疆了。
由于清朝过去一直把新疆的戍守主要交给八旗兵，所以它在1874年8月任命景廉为督办新疆军务钦差大臣。景廉是乌鲁木齐副将，曾收复迤东的奇台。作为陕甘总督的左宗棠只奉命给景廉输送给养。
从当时形势和历史传统来看，收复新疆是一项不可避免的任务。因为，蒙古在东干人的刺激下也开始有些不稳。最近的研究表明，在回民偶尔侵袭蒙古（例如，1872年从肃州来的一支部队侵入了科布多，并焚毁了作为该城骄傲的黄庙）以后，“大股大股的武装蒙古股匪仿效东干人的榜样，也在这里出现了”。①如果容忍阿古柏伯克或俄国人占有新疆，骚乱也可能在蒙古蔓延。只是在1874年10月台湾危机（由于五个月以前日本军队在这里登陆而造成）解决以后，才对清朝是否可以避免收复新疆这一代价昂贵的冒险行动的问题，又展开了讨论。李鸿章在12月的一份奏折中建议可以承认阿古柏为清朝的藩属，把计议中收复新疆的大笔开支节省下来，移作海防之用（见第二章）。但满人政治家文祥，虽然也和别人一样切盼建立清朝的新式海军，可是他还是支持左宗棠的观点，即必须刻不容缓地进行新疆战役。文祥争辩说：“倘西寇数年不剿，养成强大，无论破关而入，陕甘内地皆震；即驶入北路，蒙古诸部落皆将叩关内徙，则京师之肩背坏。”文祥还相信，左宗棠的军队在甘肃受过战争考验，因此他们很可能在新疆打胜仗。②一定是这最后一个考虑，才促使清廷把新疆军事托付给左宗棠，但是，远征必要的财力和物力必须予以认真的解决。作为给新疆战事负责运输和供应给养的驻节兰州的总督左宗棠，在1874年后期取得清帝的批准，能够通过他在上海的代理人向外国行号举债三百万两，举债办法与1867—1868年的安排相似。左宗棠解释说，虽然甘肃战争的最后几年中每年在西征饷项名下得到的协饷曾增加到七百余万两，但事实上他每年只收到五百万两，他需要借三百万两债来偿还所欠中国商人的债务。现在他正积极筹划新疆战役的后勤事宜，他建议在1876年1月向外商举债一千万两来完成这一准备工作。左宗棠的朋友、曾被左宗棠任命负责福州船政局的沈葆桢，这时是驻南京的总督和经营海防的两员钦差大臣之一，他很反对左宗棠的这一建议；可是，清帝仍授权左宗棠向外国方面商借五百万两债款，同时命令户部立即支付给他二百万两（这笔款子事实上是出自指定作海防用途的专款）。与此同时，清帝命令十二个省给左宗棠解送总数达三百万两的款项，以凑足他所需要的巨款。1877年终于从汇丰银行借到五百万两，分七年偿还，而以广州、福州、上海和汉口的海关收入作抵。①在从1875年到新疆战役基本上大功告成的1877年底这三年时间内，左宗棠共收到二千六百七十万两，平均每年收到八百九十万两。1878年，清廷批准左宗棠续借三百五十万两，其中半数借自汇丰银行，半数借自中国商人。为了支持打完这场战争，左宗棠又在1878—1881年的四年时间内得到协饷共二千五百六十万两，即平均每年六百四十万两。②七年之中总数逾五千二百三十万两协饷的支援，是支持左宗棠在新疆取得胜利的唯一的决定性因素。但是，他的成功也应归功于他的筹划和战略，以及他对复杂的后勤工作的措置得当。左宗棠早就决定他的第一个目标应该是东准噶尔。东干人在那里很活跃，所以左宗棠希望把阿古柏伯克引出他的基地——六城地区——而与之进行决战。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左宗棠首先需要使新疆东北部的巴里坤和奇台这两个城市获得充分的供应。为了通过甘肃走廊和这些城市之间的沙漠道路运送粮食和军火，左宗棠曾一次雇用了五千辆大车、二万九千峰骆驼及五千五百头驴和骡。粮食供应是个特别困难的问题。张曜所计划的在哈密实施的军垦虽然据说在1875年已开出一万九千亩土地，但并不产粮。甘肃的粮价本来就很高，在那里启运很不合算。左宗棠的经验表明，通过肃州和哈密之间艰难险阻的沙漠、随后又要穿越崎岖不平的山地把粮食运到巴里坤，这意味着沿途要损耗供应量的三分之二。左宗棠发现，为北部新疆获得粮食的一个较经济的办法，是应远到归化或包头以及宁夏的一些地点去购买粮食，然后用骆驼运送，走北路，跨草原，直接运往巴里坤。在1876年极困难的夏季月份，左宗棠的军队就是从这种来源弄到粮食的。①左宗棠在新疆的胜利还应归因于这一事实：他现在增多了对欧洲武器或者中国的仿造武器的使用。他给他的部队分配了欧洲制的来复枪，这种枪他曾贮备了一万五千支。到1876年，新疆清军的装备有连发枪、发射12磅或16磅炮弹的钢炮、克虏伯的撞针枪和一门欧洲大炮（此炮“能致远数里外，自空而下，以打步马队之成团者最妙”）。左宗棠在兰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