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57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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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1年3月，郑成功下令出征台湾。4月21日，他的舰队离开金门，但在澎湖列岛因坏天气受阻七天。不幸的是，郑成功确信航行一定顺利，到了台湾就会有食物，因此舰队几乎没有携带给养。当郑成功的人于4月30日①终于到达荷兰殖民地附近的海岸时，他们饥饿得要死。不过，一支由为数可观的船只组成的舰队上的数千人，必定使台湾凭借破旧的城塞和两支战舰的几百个荷兰人完全气馁。
5月1日，郑成功要求荷兰人的两个要塞投降。他答应让荷兰人安全离去，因为他对他们没有恶意，只需要他们“交还”他父亲允许他们使用的领土。他拒绝了该公司的福摩萨议事会和总督揆一提出的同那里的基督教徒和平共处的建议。赤嵌无法防守，首先被放弃，但安平城上升起“血的旗帜”，摆开了战场。
郑成功出于几个理由没有立即进攻安平。首先，他从来不喜欢代价很大的围攻。他认为夏季的季风将使向巴达维亚的呼救推迟好几个月，在这个期间饥饿将使荷兰抵抗者投降。此外，郑成功自己也面临食物短缺。预期从大陆来的供应船只没有来。大米几乎不可能得到，本地的谷物和芋头远远不够。结果，郑成功被迫把大多数战士投入农耕。他们中有许多人死去或染上当地的疾病。他完全没料到越过台湾海峡有这么困难，也没料到台湾是这样落后。要不是荷兰方面的颇为异常的举动，他也许根本不会成功。
8月12日，出乎郑成功意料，一支荷兰“救援”舰队到达，并设法要将人员、食物和物资运进安平。9月，郑成功被迫恢复进攻，尽管现在他的军队实力大减，但舰队首领由于敌人的众多和安平的困难状况而感到气馁，遇到第一个机会就抛弃这个殖民地逃之夭夭。这自然使安平的守卫者丧气，12月16日，有一些荷兰兵叛逃到郑成功这边来。领头的叛逃者向郑成功提出有价值的劝告，教他如何最有效地进攻这座要塞。1月27日，总督揆一和议事会决定谈判投降，于1662年2月1日正式缔约，结束了历时九个月的苦难。①在荷兰人离开之前，郑成功就已把他的这块地盘命名为东都。虽然他继续奉永历正朔，但开始像独立王国的统治者那样治理台湾，制订税制，规范渔猎，分配土地，并傲慢地要求吕宋的西班牙总督“进贡”。
当郑成功的个人要求同他的追随者的私利发生矛盾时，他对这个他精心培育起来的组织的权力开始瓦解。这在下述事情上表现得特别明显：1662年3月，他命他的长子郑经和留守厦门与金门的将领放弃这些岛屿，携家眷去台湾。由于知道台湾很艰苦，他们拒绝服从。郑成功愈来愈不顺心，他惩治部下的不道德行为，严厉到近乎疯狂。
1662年6月，当郑成功得知郑经与乳婢奸生一子，情况就变得危急起来。他立即下令处死郑经、乳婢、孩子，甚至他的妻子，因为她失于管教。当他部下的将领试图用乳婢母子的头来使他消气时，他愈加愤怒，下令把他们一同处死。这些稀奇古怪的事，在其他将领之中引起相互猜疑，于是开始叛变。清水师封锁的影响也显露出来，这导致更多的官员叛变。
这时郑成功还得知永历皇帝被俘，也许已被杀。他由此感到的绝望，加上他父亲在1661年11月24日被清廷处死的消息以及儿子的违抗，使他精神上受到严重打击，遂一病不起。他于1662年6月23日死于台湾，死因可能是精神错乱和它所引起的某种疾病的综合症。②时年37岁。
张煌言和他的抗清战士在浙江福建沿海的骚扰活动失败。他几次请求监国鲁王复出，再给中国人民一个中兴明朝的机会。但是鲁王已经病重，于1662年12月23日死于气喘病。
厦门的将领拥戴郑经为他的父亲的继承人，在他和得到台湾文武官员支持的郑成功的弟弟郑袭③之间，展开了一场权力斗争。郑经暂时击败了他在台湾的反对者，并保住了福建的基地，但福建于1664年被清军接管。虽然他和他的儿子保持郑氏在台湾的统治有20年，但“明”作为复兴的号召，已完全失去力量，它只使人想起过去的伟大。
① 江蕃等撰：《广东通志》＇71＇，173，第17叶。
① 朱希祖：《南明广州殉国诸王考》＇100＇，见《文史杂志》，2，7—8（1942年8月），第51—54页。
① 黎杰：《南明广东三忠史迹考》＇314＇，见《珠海学报》，3（1970年6月），第162—173页。
① 原名郝摇旗。隆武皇帝赐予郝摇旗和李自成残部的其他将领新的名字，以表示他们从造反者转变为国家的忠仆。
① 简友文：《南明民族女英雄张玉桥考证》＇78＇，见《大陆杂志》，41，6（1970年9月），第1—19页。
① 他们被公开地画成一只有五个部分的虎，五个人分别是虎头、虎牙、虎皮、虎脚、虎尾。何是非：《风倒梧桐记》＇206＇（顺治时期＇1644—1661年＇或康熙＇1662—1722年＇初期，见《荆驼逸史》（道光时期＇1821—1850年＇；上海1911年重印），2，第1叶。
① 金堡：《岭海焚余》＇86＇（1645—1650年；《台湾文献丛刊》，302，重印，台北，1972年），第51—54页。
② 根据明朝成例，功臣封爵有公、侯、伯三等，不能封为王或郡王，只有公爵死后可以追赠为王。申时行编：《大明会典》＇465＇（1587年；台北影印，1964年），卷6，第1—2叶。
① 李赤心是李自成的侄子和养子，在与南明结盟之前用过两个名字：李过与李锦。
① 保罗·佩利奥特：《米歇尔·博伊姆》＇420＇，《通报》，第2辑，31，1—2（1935年），第95—151页。弗里茨·耶格尔：《瞿式耜的晚年》＇278＇，《中国》，8，5—6（1933年），第197—207页。桑原骘藏：《明朝庞天寿致书罗马教皇》＇301＇，见《史学杂志》，11，3（1900年3月），第338—349页，和11，5（1900年5月），第617—630页。
① 后来同情爱国志士的记载，指认只有十几岁的热情的抗清者夏完淳为文官密谋者中的主要人物。见查继佐：《东山国语》＇16＇，沈起增订（1669—1676年间；重印，《台湾文献丛刊》，163，台北，1963年），第101—103页。
② 高宇泰：《雪交亭正气录》＇283＇（1655年；重印，《台湾文献丛刊》，163，台北，1963年），第101—103页。
③ 见本章，《两个朝廷的并存》。
① 长垣是福州沿海一群岛屿的合称，其中最大的即今马祖岛。见盛成：《沈光文与明思宗及南渡诸王》＇469＇，《学术季刊》，4，3（1956年3月），第51—52页。
① 朱希祖：《郑延平王受明官爵考》＇96＇，《国立北平大学国学季刊》，3，1（1932年3月），第94—97页。
② 没有任何原始资料令人满意地记载了监国鲁王的到达日期，或他在厦门被接待的情况。关于第二手研究，见庄金德：《明监国鲁王以海纪事年表》＇113＇，载《台湾文献》，2，1（1951年3月），第30—31页，和第234—235页、242页的注释；以及张菼：《郑成功纪事编年》＇39＇（台北，1965年），第46页注释。
③ 石源道博：《明末清初日本乞师之研究》＇276＇（东京，1945年），第1—187页；林春斋编：《华夷变态》＇199＇（东京，1958—1959年），I，1，第11—45页。
① 明时四川包括令贵州北部的三分之一、今云南东北角和近代西康东部三分之一。
① 詹姆斯·B。帕森斯：《一次中国农民起义的顶点：张献忠在四川，1644—1646年》＇417＇，载《亚洲研究杂志》，16，3（1957年5月），第387—400页。
② 郭影秋：《李定国纪年》＇300＇（上海，1960年）。他们都是张献忠的义子，并赐姓称王。
③ 余贻泽：《中国土司制度》＇621＇（重庆，1944年），第2章。
① 见本章，《还都肇庆后的永历朝廷》。
① 赵俪生和高昭一编：《“夔东十三家”考》＇47＇，见《中国农民战争史论文集》（上海，1955年），第154—162页。
② 黎光明：《明末清初之四川》＇323＇，《东方杂志》，31，1（1934年1月），第171—181页。
① 见下《郑成功的崛起》。
① 朱希祖；《永历大狱十八先生史料评》＇101＇，《国学季刊》，2，2（1929年12月），第237—259页。
① 1659年阴历头三个月的日期，不仅由于原始资料的错误，而且由于永历历与现在的清历之间的歧异而变得复杂。由于闰月的插入不同，清历与南明的各种历在这里涉及的下列各年不一致：1648年，1650—1651年，1653年，1659年和1662年。见黄典权：《南明大统历》＇257＇（台南，1962年），和傅以礼：《残明大统历》＇180＇，载《二十五史补编》，第6卷（上海，1937年），第8841—8845页。
① 张诚孙：《中英滇缅疆界问题》＇28＇（北京，1937年），第19—23页；维克托·B。利伯曼：《缅甸洞吾的地方改革》＇342＇，《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学报》，43，3（1980年），第548—549页。
① 蒙亭昂：《缅甸史》（纽约，1967年），第149—150页。
② 关于这次处死，官方资料没有记载。5月19日和25日的日期，分别来自杨德泽的《杨监笔记》＇610＇（康熙时期（1662—1722年）；重印，上虞，1916年），第28叶，和邓凯的《也是录》＇508＇（晚明时期＇1368—1644年）；上海重印，1896和1936年），第351页。
③ 郭影秋：《李定国纪年》＇300＇，第27—30、186页。
第12章 明代的历史著述
引言：若干普遍趋势
明朝统治的将近300年，很难说是一个一成不变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发生的变化，触及中国文化和思想的各个方面。历史编纂学就其最广泛的意义来说，也不例外。虽然革新是在一个长时期内逐渐发展的，但整个来看，明朝最后100年的历史著述与最初100年的区别相当大。区别明显地表现在质量和数量上。在这一章里，将对这些变化作详细的阐述。这里可以把它们概括为对原始资料的一种更为批判的态度，这在16世纪变得逐渐明显，并使后一时期区别于较早的时期。
16世纪的经济发展，特别是长江下游地区的经济发展，使更多的人有能力接受文化教育。识字的人大量增加，对读物（包括历史著述）的需求也增加了。这个普遍趋势的一个方面，是科举考试录取名额的大量增加。这些人也是历史著述预期的读者。考中进士（他们构成历史出版物的作者和编者的大多数）的平均数从1388至1448年间每三年约150名增至1451至1505年间每三年290名和1508至1643年间每三年330名。①在16世纪，跟书籍和知识的普及同样可喜的，是印刷术和出版事业的发展。据一位专家说，在明朝的后半期，印刷“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如果没有超过以前各个时期，也与之相等。”①的确，明朝在文化思想上的突出成就不能与前此各个时期相提并论。在历史著述领域也是这样。历史著述方面的重要革新在这之前就出现了，到了明代成为历史著述的榜样。突出的例子是《史记》和《汉书》的纪传体之于正史；《资治通鉴》之于编年史；《通鉴纪事本末》之于记事史；《通典》和《文献通考》之于政书。以上仅举了最重要的类型中的少数几种。已故的吉川幸次郎教授论证，律诗无疑在唐代达到了发展的最高阶段，以后再也不能企及。②但是，在唐宋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