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56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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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吴三桂、多尔衮传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215—219页和第877—880页。关于吴三桂究竟在何时投降满族人、何时与多尔衮联合将李自成赶出北直隶，仍有一些问题。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见安杰拉·席：《吴三桂在1644年：重新评价》＇209＇，《亚洲研究杂志》，34，2（1975年2月），第443—453页。
① 定王（朱慈灿）和永王（朱慈焕）。关于这些藩王的名字、头衔和身份，标准资料有混淆和错误。见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374＇（1961年；台北，1965年重印），第61—64页。
① 这个藩王的封号故意写作“Luh”，以别于下述在绍兴摄政的鲁（Lu）王。
② 见本书第10章，《天启末年的政治动荡》、《崇祯朝》、《魏忠贤的垮台》、《温体仁和崇祯皇帝》、《杨嗣昌的浮沉》、《政治和军事上的崩溃》、《顺朝过渡时期》。
长江下游地区的抗清活动
到目前为止，清廷采用的是军事手段，现在，在一个安定是征服者将来的成功所系的地区，清廷转而采取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的绥靖手段。清廷相信长江三角洲地区贮藏着大量稻米，可用以缓和北直隶因长期干旱引起的粮食短缺，首先采取步骤恢复大运河的航运，这条河实际上已有两年不用，像黄河大堤一样需要维修。出于象征的与行政的理由，清廷派出它自己的官员到各州县（大多数明朝官员已弃职而去），征收当地的赋税和保护税册。
明朝的南京和南直隶，需要某种形式的政府。8月中旬，清廷废除明朝的行政体制，改南京为江宁；从此它仅是江南（原南直隶）的省城。①对南京的官僚机构因而进行了缩减与改组，勋臣和武将则被并入清军。多铎成功地完成了艰巨的征战后，清廷解除了他的职务，派他的侄子勒克德浑代镇江宁，命声名狼藉但非常能干的明降将洪承畴总督军务，掌管地方上的一切行政事宜。②人民更关心的是将在6月24日开始实行的38条法令。与头年在北方颁布的相仿，它们包括：大赦；废除明朝的一切苛捐杂税及其拖欠；严惩贪脏枉法的官吏；豁免赋税，特别是豁免顺从清统治的地区的赋税；审慎地起用真心归附的文武官员，并广为延请前朝其他勋臣、官员和有才干的知名人士；恢复商业；关心穷人和家庭团聚；归还被地方豪强霸占的财产，让人民安居乐业；重建官学和科举制度；以及其他收买人心的表示。对还不屈服的敌人，清廷提出种种劝诱：对投降的起义军宽大处理；对愿意投降的明朝抗清领袖，以同样的品级、头衔和俸禄任用；对向清当局自首的明朝诸王以礼相待，包括国家给予补助。
其中一条与前此的清政策很不一样。这就是7月21日在江宁颁布的薙发令。所有不是僧道的成年男人都要采用满族发式——剃去头部前面的头发，梳一条长辫子——和改穿满族服装以显示他们对清的忠心。法令规定，各地从它到达之日起，10天内强制执行，违者处死，这条法令在北方曾被暂时取消，也许是因为它太伤中国人的民族感情。当多铎最初统制南京时曾明确表示，只有参加清军的中国武职人员才需要改变发式和服装。①在江南颁布并严厉推行这条法令，比任何其他因素更加激起人民的抗清情绪。
在明朝的两座京城相继失陷后，江南的地方豪族和次要官员曾竭力压制各种不满与不法分子（主要是佃农、奴仆和秘密会党）的动乱，他们现在欢迎任何人来掌权，只要能恢复他们所习惯的社会秩序。因此，当汉族的清官吏最初出现时，在许多地方并未引起大的动荡，因为社会上的头面人物都采取等着瞧的态度。但是，当“留发不留头”的最后通牒到达各州县时，事情很明显，真正当家作主的是“蛮子”，于是反清的共同事业把各种社会成分团结起来，若不是这样，他们就会吵作一团。
这种抵抗在四个地区变得最坚决：（1）苏松三角洲东北的高度商业化地区；（2）苏州西边和东南边的太湖和泖湖地区，这里便于行动与隐匿；（3）南京西南宁国与休宁之间的山区通道；（4）江西东北部，这里住有许多明宗室成员。
这些地区的抵抗采取许多形式：坚守城池抵御清军围攻；在乡村地区伏击清军或将他们逐出战略要地；袭击清军已占领的城市或军事据点；发动城市暴动，暗杀清官吏。支持并有时接替这种抵抗运动的，有各种各样的社会成分。他们包括在职与退职的明朝文武官员，地方衙门或自安机构的成员，明宗室，地方乡绅和商人，政治与文学团体的领袖，明朝官军，地方民团，民间军事专家，财主家的打手，农民自卫军，尚武的僧人，秘密帮会，反叛的佃农和“奴仆”，海盗和匪帮。
这帮奇特的共事者，他们的利益是如此不同与互相冲突，他们各人心向往之的秩序（如果有的话）是如此不确定，因此，坚强与持久的抵抗势难维持。此外，尽管许多抵抗领袖接受了设在浙江和福建的南明政府的正式委任，但明朝政府在南直隶任何有影响的存在已经消失，没有机构来协调各地的行动。甚至抵抗者所共有的对顺从蛮子习俗的反感也受到了破坏，因为攻击他们的几乎全由汉人组成的军队往往比他们的满族主子更加野蛮。对顽抗的城镇进行残酷屠杀的清政策，也吓住了抵抗者。总计起来，生命和财产的损失，数目大得惊人。
在已经成为清第二基地的地区普遍发生的抵抗运动，不是满族人没有立刻南进的唯一原因。八旗军和将领们需要轮换和休息。此外，清廷不仅要供应占领江南的军队，而且要供应荒芜了的湖广省的驻军，这个地区以往向东输出多余的粮食。南方新上任的要员洪承畴需要重新估计总的形势。也许这是真的：长江下游地区的抗清运动减慢了清军的势头，从而给南方其他地区明朝抵抗力量的组织和准备赢得了时间。但很难说这是明朝的转机。
① 龙文彬编：《明会要》＇364＇（1887年；北京，1956年重印），Ⅰ，第541、566—567页，Ⅱ，第1230—1231页。黄开华：《明史论集》＇247＇（九龙，1972年），第1章。
② 王崇武：《明靖难史事考证稿》＇540＇，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特刊，25（1945年；香港，1969年影印本），第38—41页。又见本书第4章，《永乐统治时期》。
① 即广东和广西。
鲁王政权和隆武政权
两个朝廷的并存
弘光时期，给许多从北方到南方来避难的明藩王指定了新的居住地点。鲁王朱以海从山东迁到浙江东南部；唐王朱聿键的封地在河南，当南京陷落时，他正经过苏州去广西。①唐王曾继续南行。当杭州陷落时，他在一个正在撤退的将领郑鸿逵的保护下，退到钱塘江上游。①在连续接到礼部尚书黄道周的三封劝说信后，他于1645年7月10日在衢州宣布即监国位的决定。然后他继续沿浙江福建之间的陆路南行，穿过江西的东北角，翻越仙霞岭，沿途为建立他的朝廷制定具体计划。
他在7月26日到达福州郊外。三天后，他进城正式即监国位。这时发生了一次常见的争论，一些人认为唐王暂即监国位比较慎重，待他恢复了福建以外相当一部分疆土后再即皇帝位，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在如此混乱的情况下，只有皇帝的号召力才能振奋人民精神，组织起他们的支持。后一种意见占了上风，1645年8月18日，唐王在福州成了隆武皇帝。
同时，清先遣人员和新派的地方官员已经迅速进入通常称为浙东的富庶地区。②人民对这种霸占权力和当地许多掌权者轻易屈服的反感，7月31日在余姚爆发成为起义。在乡绅领袖的领导下，撤换了地方官吏，几天内，明官军将领和邻近地区均起而响应。清的官员和与之勾结的人被处死或监禁；建立起各种民军；清军被赶回钱塘江西岸。这些起义的领袖立即支持台州的起义领袖们，他们正要求鲁王在浙东就监国位以鼓舞人民的抵抗。鲁王爽快地接受这个要求，于8月下旬在绍兴正式成为监国。③虽然鲁王的支持者中有几个人当大臣颇有经验，但他的政权的主要人物实际上全是浙东本地人。还有一些人受到重视，是因为他们发起并领导地区的志愿组织和民军，激发他们的是对乡土的骄傲与关心。这种乡土观念有很大的作用。它说明这个地区人民对鲁王政权的支持为什么高于其他任何南明政权所得到的支持。它还使他们能够迅速部署战斗人员到关键性的防御地点；他们熟悉本地情况，因而占了上风。他们以值得称赞的敏捷，沿钱塘江东岸和杭州湾南岸建立起一条弧形防线。他们还努力与浙江北部、西部和长江三角洲河湖地区的抵抗活动取得联系。然而，他们很少考虑扩大朝廷的影响，使其超出这个小小的地区。
隆武政权的管辖范围比鲁王政权大，这本是福建即位者的优势所在。朝廷中最著名的人物大学士黄道周是福建人；在天启和崇祯朝，他作为“正义”事业直言不讳的辩护者远近闻名。此外，隆武皇帝特别注重从福建以外招徕人才。他很有抱负，想同浙江、江西、湖广以及大别山区几百个据点的抗清领袖取得联系并授与他们头衔。①他希望广东和广西的文武官员服从他，期待从四川那么远的地方来的报告。但是，福建在经济和地形上的限制，加上大多数隆武朝的重要支持者只图自保，阻挠了对其他省份的实际控制；持自保观点的代表人物是郑鸿逵和郑芝龙兄弟，他们的利益仅限于福建省。
郑芝龙（当时外国人称他为尼古拉斯·伊昆）起初在中日海外贸易中充当翻译和助手。尽管两国政府有种种限制，他仍逐渐成为中国东南沿海港口和这一带水域的霸主。他最初以一个不寻常的强盗而著名，具有出色的组织与训练才能，极欲充当社会领袖，愿意不时地与政府当局合作。1628年，明朝政府争取到他的投降。此后，在明朝军事机构的庇护下，他扩大了势力，最后升到总兵的职位。①弘光皇帝封郑芝龙为伯爵；隆武皇帝封郑鸿逵和郑芝龙为侯爵，以报答他们帮助他建立朝廷。此外，鉴于郑芝龙实际上控制了福建的财政，皇帝授予他广泛的权力，让他兼户、工、兵三部尚书。起初，隆武皇帝庆幸得到这样一个人的支持，容许他把自己的许多亲戚朋友安插在重要部门。由于没有孩子，皇帝甚至过继郑芝龙的长子郑森为己子，赐姓朱，取名成功，号称“国姓爷”，仪同驸马都尉。隆武皇帝和这位“国姓爷”（即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郑成功）的亲密关系，对南明事业有深远的影响。
合作失败
直到1645年10月，隆武朝廷才知道在浙江建立了另一个朝廷。立即派出一个使臣带着隆武皇帝的诏书去绍兴。他在10月下旬到达，他的到来在鲁王的大臣中引起了分裂。起初，鲁王愿意退位，支持他在福建的“皇叔父”。几个素有重望的人也力劝他以大局为重，受隆武皇帝节制。但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张国维激烈反对，说福州“鞭长莫及”；如果监国退位，浙东脆弱的抵抗运动就会瓦解；在这个时候改换朝廷，将使君臣之间失去信任。
鲁王听信了这些话。其他的官员被迫对抵制隆武朝廷表示一致同意，于是遣回使臣，并带去一封按照张国维的意见写的回书。结果，虽然鲁王的许多文武官员秘密地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