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50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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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并不强壮，在他统治的后期，他不得不常常称病而不上朝。甚至在那时，他也不能摆脱朝政，例如在1502年阴历十二月（实际上是1503年1月），他的大学士们责备他耽误了关于采取措施以救济受洪水灾害的南京的决定。他们劝他应孜孜不倦地注意决策问题，以便在政府中激励更高昂的士气。这位一向谦恭的（虽然是筋疲力尽的）年轻皇帝因他们良言相劝而表示感谢。
但是他自有主见。他与他的妻子一起，看来也虔诚地信奉道教；在皇帝的赞助下，道士们定期在朝廷举行斋醮。这些活动可能像当时存在的医药实践那样是一种合法形式，但它们并没有使皇帝放弃对儒家价值观念的信仰。可是他的士大夫们却不能掩盖他们的藐视和不满；他们在报告自然灾害时常常威胁说，这类背离理想帝王准则的行为，会造成表现为旱、涝、瘟疫和饥荒的宇宙运行的失调，使他的统治陷入困境。1504年当他封道士崔知端为太常寺卿时，引起了一片喧闹；这个职务是兼职的（即无实权的）礼部尚书的荣誉官衔。在朝廷看来，礼部这一以儒家准则纠偏的堡垒被这一任命所玷污。但是皇帝坚定地不顾所有的抗议。崔知端在成化时期曾为万氏小集团不合法地任命的僧侣之一，在弘治时期，他曾受“奸”阔李广的庇护（李强烈地偏爱道教，已不光彩地被迫自尽）。我们应当假定，崔知端（关于此人的材料甚少）与李广一样也是张皇后的宠幸。
在这个不幸的皇帝统治的18年期间，自然灾害显得异常频繁和严重，尤其从15世纪90年代后期至1505年他去世时更是如此。他多次批准对这些受灾地区减免税赋和采取救济措施，史籍证明他对黎民的苦难深为不安。但这里我们在解释记载时又必须留意，因为全国的官员不断利用他们自己及其他官员的关于自然灾害的报告，作为促使这位最易接受意见和谨慎的统治者承担改革他政府的某些方面的责任，以便恢复宇宙的和谐。他越是肩负起儒家的责任，他们越是把问题堆到他的身上。
一种不断发生的灾害是完全真实的。那就是位于山东的黄河堤坝每年决口引起的洪水，那里正是黄河和大运河相交之处。在堤坝失修时已经形成的黄河的几条支流之一越过了位于章丘（约在济南西南80英里处）的运河，危及大批人的生命并中断了运河的运输。这里邻近徐有贞在1453至1455年进行大规模修复工程的沙湾。这时似乎需要更根本地解决这个问题。1493年，当时在地方上任职的高级官员刘大夏经吏部尚书王恕推荐，负责这项工作。
刘大夏绝对不是一个有水利工程专长的人；他作为一个文人和通才，是一个经得起检验的执行巨大任务的行政官员。他研究了河流管理工程的历史，招收了地方上所能找到的最有经验和技术最佳的人，采取了著名的前辈特别是14世纪中叶伟大的水利工程学家贾鲁使用过的技术。从离裂口很远的上流（几乎远及河南的开封）开始，刘大夏堵塞了通过今河北南部和山东西部流向东北的黄河的几条支流。这样就使主河道转向东南，流向江苏北部的徐州，进而流向淮河的主渠道入海。这样就改变了黄河的主流，使它在山东半岛南部流动，这一改变一直延续至19世纪中叶。在进行堵塞、开渠和筑坝的大工程时，一次使用多达12万人从事长达两年多的劳动。刘大夏成功地计划和管理这一工程，这使他在历史上赢得了名声，并深得皇帝的宠爱。他历任高级职务，最后在1501年晚期至1506年中期担任兵部尚书，然后退隐。他在最后的这几年中成了皇帝最亲近的心腹，而这时这位年轻的统治者的精力和治国的注意力衰退了。
前一个皇帝统治期间新出现的行政弊病在他的后期又任其重新出现；这表现在设立皇庄，绕过主管的部直接封官，贪污盐业专卖款，朝廷官员接受贿赂。以上弊病没有一项达到成化时期那样的腐化程度。这些他并不知情的失误在一定程度上有损于这位善良、谨慎、勤奋和由于某些原因劳而无功的年轻统治者的历史记录。他给王朝留下的最坏的遗产就是他的继承人。1505年夏当尚未满35岁的朱祐樘临终时，他在病床上召见最受尊敬的大学士们，把他的当时只有13岁的儿子托付给他们，并对他们说：“东宫聪明，好逸乐……”③他的儿子，即统治期短暂的正德皇帝，浮夸和玩世不恭地藐视他父亲的一切真挚的儒家理想主义，抛弃了他父亲树立的样板，其方式比18年前朱祐樘苦恼地摆脱自己父亲的榜样更为直截了当。明代后半期的开始并不吉利，但根据所有的传统史书来判断，回想起来，弘治之治是一个值得怀念的时代。
① 在薛禄指导下构筑的防御工事是在赤城、雕鸮、云州，独石口和团山。见波科梯洛夫：《明代的东蒙古人史料》＇427＇，第36—37页。开平位于前蒙古首府上都。关于放弃开平卫的意义，见田村实造：《明代的北边防卫体制》＇497＇，第82—85页。
① 关于1440年前与瓦剌蒙古人关系的中国官方记载，见白翠琴：《明实录瓦剌资料摘编》＇413＇，第46—77页。关于也先事迹，见他的传记，载《明人传记辞典》＇191＇，第416页。
② 见木宫泰彦：《日华交通史》＇285＇，Ⅱ，第319—327页及第9、11两章；王伊同：《中日之间的官方关系，1368—1549年》＇549＇，第60—64页，及第4、5章各处；郑梁生：《明史日本传正补》＇66＇，第367—381页。
① 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585＇，第330、334、348、365页；又见王崇武：《明仁宗宣宗事迹旁证》＇541＇，各处。
① 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585＇，第329、331、335、348、383、386页；又见王崇武：《明成祖朝鲜选妃考》＇538＇，第171—176页；《明人传记辞典》＇191＇，第288页。
② 这个估计数根据《明实录·宣宗实录》＇380＇中论述东南亚各国的有关条目，材料收于赵令扬等编：《明实录中之东南亚史料》＇48＇，Ⅱ，第263—340页。
③ 见张维华：《明代海外贸易简论》＇42＇，第23—24页；陈文石：《明洪武嘉靖间的海禁政策》＇51＇，第94—95页。
成化和弘治时代文官政府中的问题
内阁的地位
人们经常注意到，明代的开国皇帝并不十分信任他的官员，所以不让一个负责任的内阁制度发挥作用。所以当他在1380年取消了宰相之职时，他实际上不过是使制度的现实与他的理想的观念以及他作为皇帝的活动相一致。在他统治时期之后的一个世纪中，他的几代继承者更愿意把权力委托给别人，但是机构的变化则没有形成，所以不能提供一种宪制的基础而把负责任的行政权力委托给宰相或任何高级的顾问集团。明太祖留给其继承者的《皇明祖训》明确地禁止这样做。结果，每一代在位的皇帝不得不参与无数的日常行政活动，这样做需要他掌握情报的详情，然后相应地作出决断。这种情况当然是不现实的。
永乐皇帝精力充沛，有高度理性，并且只对行政中的某些方面（特别是北方边境的军事问题）感兴趣；他已经开始了把行政权力正式委托给受信任的文官的过程，这些官员包括主要的部（吏部和户部）的尚书，特别是委托给翰林院的七名年轻翰林学士组成的集团，他们因自己的学识和机敏而被他选中。他还承认他对宦官（他皇室的奴仆）的依赖，这些人中有的通文识字，并且专门受过行政的文牍工作的训练。经过了已形成的明初政治的黄金时代，在1425至1435年的十年中，他的儿子和孙子继续组织内廷顾问的这一精选的集团。依赖这些人（这时他们是权位较高的翰林院官员）的格局很明显地形成了；他们最后都拥有内廷大学士的头衔，而且他们在外廷各部同时拥有较高的官阶。担任高级职务的任期从这个世纪第二个十年一直延续到第五个十年的三杨（死于1440、1444、1446年），集中体现了这种发展，并且成为后来明代政府出现的一种非正规的内阁制度的象征。
就在他们任职的时期，高级的顾问大臣——大学士及其翰林院的助手——开始使用在皇帝进行考虑的每份奏议的封面上贴纸条的办法，纸条上概括了奏议的内容，并提出答复奏议的诏书应采用的形式。1435年作为一个八岁的儿童登上皇位的英宗继承了他父亲和祖父的一批年迈和受人尊敬的顾问。在他未成年时（这种情况《皇明祖训》没有提到），对奏议起草答复的制度由内阁全力实行；于是在谘询官员进行讨论和确定如何起草命令之前不提交政府实行就成了定制。
问题的真正关键在于，是官员提议的对奏折的反应——即皇帝颁发的批准一切行政活动的诏令——占了上风，还是懒散、堕落或者有独立意志的皇帝容许其他的方式——也许是他们口头上把答复下达给他们的担任秘书工作的宦官侍从，也许是由这些侍从主动拟定其他的答复——以代替这些官员们的答复，还是到头来干脆不采取行动或根本就置之不理。把准备好的命令草稿贴在那些要求皇帝采取行动的文件上的制度，其后果是皇帝不必再直接与他的大臣们商讨。明朝最初几代皇帝的统治是通过廷议进行治理，这种方法在1435年以后英宗未成年时肯定被中断了。
建议皇帝如何作出反应的纸条是一个代替面对面商量的日益被接受的方法；他和他的宦官们宁愿采用这一方式，而舍弃统治者及其最高级的政策顾问们通过对问题的一致理解而作出决定的办法。因此这一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