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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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关于西汉限制土地的情况，见本书第10章《农村社会结构》；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267页。
④ 见本书第10章《国家专营和商业控制》。
① 关于各种官俸，见毕汉斯：《汉代的官僚制度》（剑桥，1980），第125页以下。
② 《汉书》卷九九中；第4139、4230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325、348页）。
① 《后汉书》卷八六，第2846页；见本书第6章《西南》。
② 见本书第6章《匈奴》；第2章《外交事务》。
③ 关于中国公主嫁给外国统治者而实际上构成人质制的和亲的观点，见何四维：《中国在中亚：公元前125至公元23年的早期阶段，附鲁惟一的导言》（莱顿，1979），第60页以下。
④ 关于中国人给匈奴礼物的规模，见余英时：《汉代的贸易和扩张：中夷经济关系结构研究》，第46页以下，及本书第6章《匈奴》。
① 《汉书》卷九四下，第3806页以下。
② 关于王莽与匈奴的关系，见《汉书》卷九四下，第3820页以下。
③ 关于公元前1年的事件，见《汉书》卷十一，第344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37页）；卷九四下，第3817页。关于公元41年的事件，见《后汉书》卷八八，第2923页以下。
① 《汉书》卷九九中，第4121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304页以下）；卷九四下，第3824页。
② 《汉书》卷九九中，第4126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316页）。
③ 《汉书》卷九九中，第4128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319页）。
④ 《汉书》卷九四下，第3828页。
① 《汉书》卷九九中，第4136、4156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33、336页）。关于焉耆，见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177页注588。
② 关于公元16至23年任都护的李崇，见《汉书》卷九六下，第3927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196页）。
③ 《汉书》卷九九中，第4130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325页以下）。
① 关于这些会议，见本书第2章《思想文化背景》和第14章《学派的发展和官学》及《后汉时期的官学》。
② 关于这些试验，见《汉书》卷九九中，第4145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382页）。关于飞行的尝试，见李约瑟：《中国科技史》第4卷第2部分，第587—588页。关于古文学派，见张朝孙（音）：《白虎通：白虎观中的全面讨论》（莱顿，1949、1952）第1卷，第137页以下；本书第14章《五经》。
① 《汉书》卷六，第211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118页）；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48页。
② 见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1卷，第145页以下。
汉代的中兴
世界上保存的最早人口数字是在公元2年阴历八月（9月至10月）进行统计的。③《汉书》中的地理志根据那次调查列出了每个郡和国的户口数，然后记载了各该单位所辖的全部的县。由于汉代县的地点和大小除了少数外都已知道，这样就有可能相当准确地绘制一张表示居住人口的圆点图。在公元140年进行统计的第二份保存下来的人口数字见于《后汉书》的地理志，也可以据此绘制一张地图。两张地图经过比较产生了重要的结果，公元2年中国的人口数为5770万，而公元140年只记载了4800万。后一个统计数中缺三个郡的报表，因此全国的总人数略为超过4800万。可以说在公元2至140年期间，中国的人口减少了800万或900万人。
此外，在此期间，人口的地区分布状况发生了大变化。在公元2年，4400万人生活在中国北部（可以确定为秦岭山脉、淮河诸山和长江湾以北的中国），生活在中国南部的有1370万人，其比率为7。6比2。4。在公元140年，其相应的人口数分别为2600万和2200万，其比率为5。4比4。6。中国北部人口减少，南部则增加。在西北，人口减少650万。在东北，有1150万居民主要在黄河故道之南的大平原上消失了。这些减少在很大程度上因中国南部——特别在湖南、江西和广东——的增加而得到弥补，那里的人口已增加了三倍。
这样大的增长数字是不能用出生率的突然增加来解释的。必然的结论是，已经出现自北往南的大规模的自动的迁移。西北的人口转移在王莽垮台后开始；这是匈奴和羌人（西藏人）的压力造成的，将在后面予以讨论。黄河的两次改道促使大平原人口的迁移。
到那时为止原来沿一条河道往北流向今天津入海的黄河，在平帝时决口，淹了大平原的南部。它一分为二，一条仍是往北的旧河道，另外新的一条则汹涌地向东南流入淮河。当公元2年阴历八月进行人口调查时，这场灾难尚未发生。由于冬季河流一般不发洪水，可以推断灾害的时间应在公元3、4或5年。第二次水灾随之在公元11年发生，这时黄河永远脱离了北部旧河床而改向现在的河道流动，其河口正在山东半岛之北。①避免这两次自然灾害是根本不可能的。黄河携带大量淤泥顺流而下，它就是以这种黄土淤泥而得名的。在西北，水流湍急，沿河淤泥被冲下。但黄河一进入大平原，水流就缓慢了，淤泥沉底；经过若干世纪，河床逐渐高于周围的农村。中央政府缺乏资源去进行规模宏大的工程建设，诸如建造和维持足够的堤坝。日常的水利工程由地方进行，堤坝在形势需要的时候和地点才建造。它们充其量不过是修修补补的工程。
即使有全国性的规划，黄河也不能长期地加以控制；一旦发生不可避免的灾害，政府需要下巨大力量去动员技术人员和劳工进行修理。②甚至精力充沛的武帝直到公元前109年才使前132年的一次小决口合龙。黄河新的南河道直到公元70年才被截断，那年4月8日的一道诏令还因此庆功。③公元1194年，黄河又转向其南河道，1853年转而往北。在那个时候，政府的资源虽然远远多于王莽时代，也无力对付这种自然力量。因此，他不应为给他带来的导致内战和自己死亡的不幸受任何责难。
许多人必定在这两次水灾中死去，幸存者逃离了受灾区。在邻近地区，供应的物资不足以供养难民。饥荒蔓延，越来越多的人成了黄河几次改道的积累性后果的受害者。农民开始逐步地放弃大平原南部，缓慢地向南方迁移。沿迁移的路线出现了动乱，挨饿的农民结伙抢粮。
山东的形势甚至更加危急，这个半岛也因难民而拥挤不堪，也遭到随之而来的饥荒，但它夹在黄河两条新河道之间，没有方便的逃生之路。农民的团伙壮大了，最后合并为一支庞大和组织甚差的、但几乎是无敌的军队，它横行于山东，一路抢掠，杀戮和绑架。当地方官员无力对付这种危急情况时，王莽在公元18年下令动员军队。这些措施未能收效。公元22年，王莽派大军在冬季进入山东，这时黄河河水低浅。战斗中官军战败，指挥将领被杀。①农民在前额抹红色，以与官军相区别，从此他们称赤眉军。赤为前汉之色，所以农民们模糊地认为自己是捍卫先朝的战士。但是他们是单纯和无知之民，不识字。他们没有建立军事单位，没有旗号，也不使用专门的指挥语言。纪律的维持并不复杂，却很有效。杀死他人者偿命，伤害他人者要赔偿。首领们用低级官员的官衔称呼自己，大概他们也只知道这些官衔。少数士绅也参加了赤眉军，但他们没有真正的影响；权力掌握在农民自己手中。没有证据证明赤眉军是秘密会社或宗教运动。把他们结合在一起的共同因素是饥饿，他们结伙流窜的直接目的是迫切要求填饱肚子。
当赤眉军已经发展得人数众多时，作为单一的部队作战对他们来说已经不方便。王莽的军队被一支分队所败，而另一支则在围攻一个县城。第三支分队似乎已撤出山东，因为那里可供掠夺之物已很少。这支部队后来在其他分队的追随下，缓慢地朝富饶的南阳郡移动，汉王朝不久就是在这里中兴的。
南阳（在河南南部）有一块肥沃的农业盆地，夹在秦岭山脉和淮河诸山的山麓之间，它们把水往南排入汉水。南阳是约20个有名的地方绅士氏族和景帝（公元前156—前141年在位）一系的几大支刘氏成员的故乡。①从受灾的大平原迁移的路线之一经过此郡。一些绅士氏族在其追随者的帮助下通过筑垒自固，度过了动乱的年代。在公元22年初期，南阳本身的形势相对地说是稳定的，但是武装和胜利的农民团伙在其南方作战。这些团伙是所谓的新市军（它因一个靠近汉水下游的乡而得名）和长江下游的部队。每个团伙由几个首领领导，其中大部分为未受教育的平民，还有少数绅士。②公元22年夏，新市军转向北方，越境进入南阳。该郡南部的地方农民领袖集结了自称为平林军的一伙人马作为响应。平林军中有南阳的刘家成员刘玄，他因一次氏族仇杀，被迫逃避官府的追究。
南阳是公元6年汉皇室发动反王莽起义，因缺乏民众支持而失败的那个郡。但这时情况不同了。公元22年新市军正从南面进入南阳，受到了地方平民的欢迎，而那时所向无敌的赤眉军正从东面靠近。虽然它们都没有政治纲领，甚至也不敌视传统形式的政府，却对土地主构成了致命的威胁，这完全是因为它们人数众多，并且在挨饿。南阳绅士的情绪一定很高，也很担心；这时，发动一场成功的起义的条件开始成熟了。如果与地方的绅士氏族联合起来的南阳前皇室成员能把民众的动乱纳入反王莽的渠道，他们不但能救自己的性命，而且能恢复已垮台的王朝。
南阳的活动分子中无可争辩的领袖为刘，史籍中提起他时总称他的字——伯升。③他是景帝的第六代后裔，因此是前汉开国皇帝高帝的第八代后裔。刘伯升与汉皇室的关系很远，他的父亲、祖父、或曾祖父都未封侯，整个这一支无疑没有再载入皇室宗谱。他的父亲曾担任官品较低的县令。他的母亲出身于南阳的一个有地产的富族。他有三个姐妹和两个兄弟——刘仲和刘秀。正是这位生于公元前5年1月13日的刘秀，注定将开创后汉王朝，虽然在最初他因长兄而默默无闻。
为了对南阳出现的同样压力作出反应，有势力的李族也计划起事。它捐弃前嫌，同意与刘伯升合作。①其他几个族也参加起义，但许多氏族则宁愿等着瞧。刘伯升甚至遭到他的至亲的反对。
造反者于公元22年10月或11月在农村各地起事，然后迅速会师。刘伯升一定象原先计划好的那样，与新市军和平林军协商结盟，于是得到了南阳几个绅士氏族的援军。②他通过南阳向北进军，初战告捷，但随之在小长安惨败在王莽的地方军之手。刘伯升之弟刘仲战死，他还丧失了一个姐妹和几个其他近亲。原来迟疑不决而不肯行动的地方官员这时假定起义已被镇压下去，就开始围捕和处决造反者的亲属。
刘伯升力挽狂澜；他亲自与此时也已进入南阳郡的长江下游部队的首领们会面，说服他们与他共举大业。这样不仅弥补了损失，而且增加了叛乱的领导层中头目的人数，从而使力量对比不利于南阳的绅士。另外，虽然刘伯升似乎已在全面行使指挥权，但农民军的头目依然控制着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