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4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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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有错误的治理体制下的确是欣欣向荣的，而且那些准备充分的、愿意献身的求职官员的人数也是源源不绝地涌现的。每隔10年就有新的一批能干的、急于在为政府的服务中谋求个人前途的人。每当某一部分人因宦场失意而意志消沉下去时，另一些热心的替补者就马上递补了上来。尽管明王朝的治理步履蹒跚而很不得力，但它的文官制度却是生动活泼，在后世也是无与其匹的。
那么，明代的中国是治理得很糟么？明政府的力量同时也是它的弱点；例如，它特别强调教养、学识和伦理义务，其局限性是使之务必符合先朝故事、调和折衷和保全面子等大问题。它在促使大范围的稳定性方面既有弱点，又有强处。我们不妨这样提一个问题：在明代的那个世界上究竟有没有哪个国家比明王朝治理得更好一些（其他国家没有遇到中国这么大规模的问题）。在大多数历史学家看来，这样一个问题直到明王朝以后很久才困扰着中国。试以明政府所要执行的任务来说，它既要维护这么广大疆域上的统一和同舟共济的意识，又要表现出充分的自我振兴的面貌，以便在和平而有秩序的情况下使社会哪怕是缓慢地，但却是灵活地发生变化，所以它的成就给了人们很深刻的印象。除此之外，明政府也允许那些生计稍微充裕而有余资的中国人自行其是地利用其资财，因为不论比起当时或以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来说，它向人民征收的税项是很少的，它把它的勤劳人民在财富所出之地里所创造的大部分财富留了下来。不平等现象随处可见。但是，社会仍然是开放的；它给各阶层人民提供了广阔的选择余地，这在不久以前还是不可能的。对于明代中国的政府，不可贸然予以等闲视之。
在14至17世纪的发展变化中，另外一些趋势还可以从明代历朝皇帝的统治中看得出来。其中很明显的是明王朝的防御态势。他们朝夕思虑的是北方蒙古邻居所给予的威胁，而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明王朝就是抗拒并逐出了蒙古征服者才建立起来的；他们必须防备蒙古人卷土重来，直到另一个北方邻居满族在17世纪初取代了蒙古人的威胁时为止。如果对蒙古敌人的集中注意是形势中持续的现象，那末，又出现了什么长远的变化趋势呢？那就是构筑堡垒自固的趋势。最初，明人是在自己本土内用蒙古人的战法对付蒙古人；在15世纪中叶以前，这种打法被改成防御政策，即撤退到固守的工事之后；这些工事位于标志着中国式的定居生活的北部边境前线。明太祖曾计划保持深入草原去守卫的部队。永乐帝这位篡夺者在15世纪头25年曾一再出兵草原，但是未能使前沿戍军成为攻势性积极防御的有效部分。他把戍军撤至更容易设防的战略要点上。尽管有这条固若金汤的防线，蒙古人在1449年和1550年一再侵入中国，给中国造成惨重的伤害，并且接二连三地进行袭击。到了15世纪70年代，中国开始用设有塔楼和堡垒的长垣把这些设防的长垣连接了起来。传奇中的万里长城——更确切些说是一系列长垣——终于成形了。在明王朝的后来年代里，筑墙和沿长城防区的驻兵便是明政府首要关注之事。亚洲内陆的这道边界变成了令人喘不气来的负担。
边界问题可以成为产生一个民族的巨大推动力的源泉。亚洲内陆这条边界早在汉唐时代就已成为这样的源泉，而在明代，其后果似乎完全是消极性的。明政府拥有远大得多的机会卷入世界其他地方的事务，不论是对日本和朝鲜，不论是对南洋诸国，也不论是对欧洲列强（最初是葡萄牙人的船只航行到中国，他们是1517年从果阿和马六甲航行到珠江口的广州），都是如此，但是，这些机会都错过了。15世纪之初，明代中国派出了在当时世界史上空前庞大和航程最远的舰队；他们曾远航至波斯湾和非洲海岸。不管那些活动有些什么美好的前景，它却一去而不复返了，部分原因当然是因为明政府一心一意扑在了万里长城方面，无暇顾及其他地方，也无心再从正面考虑任何其他的机会。
一方面是明政府在北方深沟高垒和被动地固守，一方面它又未能在其他方面进行扩张，与这种趋势相应的是另外一种趋势，即私人业主不顾政府禁止而越来越富想像力地和大胆地进行海上商业：他们沿着中国东海岸，特别是从长江三角洲到广州一带经商。如果他们能得到国家的支持和赞助，像15和16世纪他们的欧洲同行那样，他们会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呢？甚至在没有国家赞助的情况下，中国的商人和工匠的殖民地，以至最后的农业居留地，也大都从明代起即在自菲律宾到东南亚一带建立了起来。在明代海上扩张中所见到的那种无限充沛的精力、真正的企业家精神、进取的冒险气魄和在社会内部颇具创造力的领袖才能都同明王朝在北方防御中的筑垒固守和经营的受挫形成了奇特的对比。
另外一个虽然不那么引人注目但却是很重要的趋势，是中国人口在南方和西南边疆省份的扩张，是非汉族人民被排挤或被吸收，是中国的行政向今天的缅甸、老挝和越南边界的扩展。明初诸帝把全部国家军事资源用在这方面；云南第一次被征服和吞并（虽然忽必烈汗在13世纪50年代曾征服这个地区，并在这里建立了势力稍弱的蒙古行政）而置于中国的统治之下；贵州被改为行省；安南在15世纪20年代被击败，但未能成功地被吞并。对整个西南诸民族的“绥靖”也是本卷各章反复出现的主题。可是，最后国家所起的作用变得不那么有扩张性了。文化的同化在继续进行，但是，现在进一步同化的推动力是来自贸易和开矿，以及汉族人口日益增长地深入到这个地区的一些富庶河谷中的结果。
与南方和西南国势增强形成有趣的相对应的情况，是北方——特别是在西北——防区的收缩和衰弱。气候的变化可能使整个边境线的勉强维持生计的农业产量降低，但社会因素也起了作用。在整个明朝后半期，对于这个地区围攻的心理已因防守地带的建立而被破坏无遗。贸易减少了。由于这个地区经济的衰退和军事形势的限制，货物和人口的流动减少了。文官政府经常关心的事情如果和军务相比只能摆在次要地位。最后，国家的政策是对它的戍军减发饷银或者甚至抛弃他们（特别是对训练不足者和年老体弱者更其如此），这就使这些兵卒沦为盗匪。所有这些因素在一起发生作用的结果，便日益增加了北方和西北方边疆狭窄地带不稳定的状态。所以这个地区的地方性混乱状态在明末的整个社会中虽然谈不上是典型的，但它竟会滋生两支大的流动股匪而使17世纪30年代中国其余地方大受其害，就不足为奇了。其中一支被称为李自成“叛乱”，它肆意劫掠华北地方，并且很幸运地乘机敲开了北京的大门。它在1644年正式地结束了明王朝。
以上这些对于明史读者是很显而易见的几种趋势。也很显然的是，本卷书内包含详赡的内容细节，它们足以重新展现明史的许多方面。
在1368年和1644年之间有16名在位的皇帝，还有一些是在南方远处直到1662年为止抗拒满人的可能继位做皇帝的人：他们组成了不同类型的人物的画廊，而这些人的生平都需要更多的材料予以重新描述。在西方语言中还没有他们任何人的一种完美的传记。虽然中国的皇帝们在中国历史编纂学中属于最忌讳的题材，但还可以做许多工作来弥补这种缺陷。但是，除了那些皇帝本人以外（也包括数不清的皇家宗室），还有极丰富的文献材料写到各种不同的生活、地点和行为。有浩如烟海的明代人的著作——诗歌和文艺作品、各种严肃的学术著作、宗教的和哲学的研究、戏剧和故事以及消闲作品、官员们关于政府工作的奏折，以及明代历史学家开始对历史进行整理的著作。学者们只能知道这浩如烟海的著作的一小部分的东西，因为在这些著作中，明代任何时侯存在的印刷书籍要多于世界上其他地方存在的同期印刷书籍的总和。明史的许多大的方面在20世纪尚未得到实质性的研究，虽然在本世纪相关的材料因为复制印刷品、考古学和档案材料而增加了很多。
在今天这个世纪，明史还没有在中国、日本或西方受到广泛的研究。一大批灿然可观的历史材料已由傅吾康在本卷书的第12章很出色地胪列了出来，它们现在正吸引着新一代的学者的注意力，而且学术界也开始认识到明代这几百年的历史在中国史和世界史的大范围内是多么重要。本书作者和编者在编写这一卷时有相当的自信，认为它在学术上有一定的推进之功；而且更加相信，明史研究领域将会很快地大大超过本书的成果。我确信，这些作者中的许多人将有助于使本书及早地退出现役，因为他们为了取代本书，还在继续前进。我向他们现今取得的成就致意，并预期他们的成果早日问世，后来居上。
第1章　明王朝的兴起，1330—1367年
引言
元朝是蒙古征服者从忽必烈汗起统治中国的时期，人们对它的特点说法不一，而且现在仍在许多学者中间争执不休。①可是，有一件事却是确凿无疑的。在14世纪中叶以前很久，它的统治的能力，即它维持社会秩序、管理省县级政府和征收税务的能力越来越削弱了。明王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1328—1398年）于1328年10月21日生在今安徽淮河平原一个赤贫的佃农之家。他从未经历过中国那个安定的农业社会的正常环境，直到他40年以后起而统治这个帝国并指导它的恢复工作。明王朝诞生于半个世纪有增无已的扰攘纷乱中；在这个一切遭到破坏的年代，全国大部分地方的日常生活的进行日益直接诉诸于暴力。它提供了中国社会逐渐军事化的典型范例，而且也由于这一点，它提供了元失其鹿而群雄争逐的典型范例，即他们通过军事力量把一个号称为受有天命的继承者政体强加于人。尽管中国人在传统上喜欢把这种情况归之为改朝换代循环理论提出的一乱一治的典型形式，但是，元朝瓦解和明朝兴起的方式却完全不是表现在中华帝国历史上的那种改朝换代的模式。14世纪中叶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时期。纷乱中的中国社会充分揭示了它的潜力，也充分展示了它一般很少表现出来的组织结构。因此，人们可以看到这个时期中国文明的某些特征，它们在和平的、有秩序的文官政府之下是不容易辨认出来的。同时，这个时期的暴力行为也给明王朝留下了持久的印记。它很值得历史学家密切注意。
①　元王朝的历史构成本书第6卷的部分内容。
日益恶化的中国情况，1330—1350年元朝的宫廷
派系斗争是政治上的通病，整个元王朝也有此特点；它早在14世纪就是元政府的破坏性因素。在忽必烈汗的长期统治（1260—1294年）之后，代表他的孙子和这些孙子的后人们的利益互相冲突的朝臣小集团经常互相残杀，争夺皇位。某些学者在不断的派系斗争的重大问题中看到了两种对抗的政策。其中一种是以蒙古为基础的政策（和派系），它以亚洲内陆草原的蒙古利益为依归，而以察合台汗国的传统为代表。这一政策的根子可以直接上溯到忽必烈汗的对手们，特别是可以上溯到窝阔台系的海都：他在他的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