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4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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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645＇《辽史》（北京，1974年版），卷47，第776页。
① ＇645＇《辽史》，卷23，第278页。
② 契丹人耶律鲁不古在太宗朝已有“监修国史”的名号，但是史馆是否设立得如此早，颇值得怀疑。见＇645＇《辽史》，卷47，第781页。
③ ＇645＇《辽史》，卷13，第141页；卷79，第1272页。
④ ＇645＇《辽史》，卷24，第290页。
⑤ ＇645＇《辽史》，卷27，第320页；卷98，第1416页。
⑥ ＇645＇《辽史》，卷4，第49页。
⑦ ＇645＇《辽史》，卷103，第1450页。
⑧ ＇645＇《辽史》，卷103，第1450页。
① 1006年后，宋朝政府禁止在边境互市中出卖儒家经典著作及各种注本之外的各种图书，违犯禁令的人要受到处罚，贩卖的书籍没收入官，见＇644＇《宋史》（北京，1977年版），卷186，第4562页；＇584＇《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1979年版），卷64，第1425页。辽亦有禁止图书出口于宋的同样禁令，违犯禁令者要被处死。见＇577＇沈括：《梦溪笔谈》（北京，1956年版），卷15，第160页。＇541＇亦见魏特大、冯家昇：《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年）》（费城，1949年版），第502页，注释41。
② ＇645＇《辽史》，卷104，第1455—1456页。
① ＇646＇《金史》（北京，1975年版），卷4，第84页；卷89，第1988页；卷125，第2720页。
② ＇646＇《金史》，卷12，第282页；卷125，第2727页。
③ ＇46＇陈学霖：《元代官修史学：辽、金、宋三史的修撰》。
④ 在《辽史·礼志》的总述中，明确提到了这些著作。见＇645＇《辽史》，卷49，第834页。
① 该书前序记成书时间为1180年，但是这个年份肯定是错误的。因为作者是1247年的进士。前序中的年号，可能被抄错（译者注：即将淳祐七年误写为淳熙七年）。详见＇706＇《契丹国志通检》（北京，1949年版；台北，1968年再版）前言及＇595＇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契丹国志》集注本，第259页。
② 叶隆礼的《契丹国志》的影印本，加上俄文翻译、介绍、评价和索引，构成了＇493＇V。S。塔斯钦的俄译本（莫斯科，1979年版）。
③ 厉鹗的《辽史拾遗》，收入＇756＇杨家骆编《辽史汇编》（台北，1973年版），卷3，第9种。
④ 杨复吉的《辽史拾遗补》，收入＇756＇杨家骆编《辽史汇编》，卷3，第10种。
① 李有棠：《辽史纪事本末》，3卷（北京，1980年版）。
② 赵铁寒编《辽史校勘记》，收入《宋辽金元四史资料丛刊》（台北，1971年版）。
③ ＇756＇杨家骆：《辽史汇编》，10卷（台北，1973年版）。
④ ＇757＇杨家骆：《辽史汇编补》（台北，1974年版）。
⑤ ＇784＇陈述：《全辽文》（北京，1982年版）。
⑥ ＇863＇清格尔泰等：《契丹小字研究》（北京，1985年版）。
① ＇152＇贾柏连：《满洲边缘的辽史》（圣彼得堡，1877年版）。
② ＇193＇H。H。霍渥斯：《中国的北疆·第五章：契丹人》。
③ ＇370＇E。H。帕克：《鞑靼千年史》（伦敦和上海，1895年版）。
④ ＇61＇沙畹：《出使契丹和女真的中国旅行者》。
⑤ ＇473＇史泰安：《辽史》。
⑥ ＇541＇见魏特夫、冯家昇书。
① ＇837＇聂崇歧：《宋辽交聘考》。
② ＇871＇傅乐焕：《辽史丛考》，2卷，第283—387页。
③ ＇423＇莫里斯·罗沙比编：《同等国家中的中国：10—14世纪的中国和它的邻国》（伯克力和洛杉矶1983年版）。
④ ＇535＇王赓武：《小国的辩术：宋朝初期与其邻国的关系》；＇487＇陶晋生：《蛮人或北人：北宋人心目中的契丹人》；＇419＇米歇尔·罗杰斯：《朝鲜中世纪民族的觉醒：辽、金对高丽的影响》；均载于＇423＇莫里斯·罗沙比编：《同等国家中的中国：10—14世纪的中国和它的邻国》。
⑤ ＇444＇c。施瓦茨席林：《澶渊之盟（1005年）：中国外交史的一大贡献》（威斯巴登， 1959年版）。
① ＇498＇蒂勒·达格玛的《缔约：宋金间的外交（1117—1123年）》（威斯巴登，1971年版）。
② 陶晋生：《宋辽关系史研究》（台北，1984年版）。
③ ＇491＇陶晋生：《两个天子：宋辽关系研究》（塔克森，1988年版）。
④ ＇353＇珍妮特·诺维：《北宋政治家余靖和他与契丹的交往》，印第安那大学1983年博士学位论文。
⑤ ＇14＇梅尔文·斯里克兰·安：《11—12世纪中国的宋辽外交：决定对外政策的社会与政治因素研究》，宾夕法尼亚大学1983年博士学位论文。
⑥ ＇871＇傅乐焕：《辽史丛考》（北京，1984年版）。
⑦ ＇782＇陈述：《契丹社会经济史稿》（北京、上海，1963年版，1978年再版）。
① ＇785＇陈述：《契丹政治史稿》（北京，1986年版）。
② ＇783＇陈述：《辽代史话》（郑州，1981年版）。
③ ＇796＇张正明：《契丹史略》（北京，1979年版）。根据作者的前言，此书实际完成于1963年前后。
④ ＇872＇舒焚：《辽史稿》（武汉，1984年版）。
⑤ ＇832＇姚从吾：《辽金元史讲义（甲）：辽朝史》，重版载《姚从吾先生全集》（台北，1972年版），2卷。
⑥ ＇831＇姚从吾：《东北史论丛》（台北，1959年版），2卷。重版载杨家骆编《辽史汇编》。
⑦ ＇482＇泷川政次郎、岛田正郎：《辽律之研究》（东京，1943年版）。
⑧ ＇457＇岛田正郎：《辽代社会史研究》（京都，1952年版）。
① ＇458＇岛周正郎：《辽制的研究》（东京，1954年版，1973年再版）。
② ＇454＇岛周正郎：《辽代社会与文化》（东京，1956年版）。
③ ＇455＇岛田正郎：《辽朝官制研究》（东京，1978年版）。
④ ＇456＇岛田正郎：《辽朝史研究》（东京，1979年版）。
⑤ ＇119＇傅海波：《从辽朝（907—1125年）看多民族社会的中国法律》。
⑥ ＇145＇傅海波：《辽史中的“刑法志”》。
⑦ ＇185＇詹尼弗·霍姆格伦：《辽朝（907—1125年）契丹统治下的婚姻、亲族和继承》。
⑧ ＇187＇詹尼弗·霍姆格伦：《耶律、遥辇与大贺：早期契丹部主的世袭特权观念》。
⑨ ＇350＇野上俊静：《辽金的佛教》（京都，1953年版）。
⑩ ＇329＇闵宣化：《巴林蒙古左旗的大辽帝国古都》。⑾＇332＇闵宣化：《辽代王陵》。
① ＇505＇鸟居龙藏：《辽代的壁画》。
② ＇503＇鸟居龙藏：《考古学所见辽代文化图谱》，4卷（东京，1936年版）。
③ ＇504＇鸟居龙藏：《辽代文化探讨》（东京，1937年版）。
④ ＇486＇田村实造、小林行雄：《庆陵》（京都，1953年版）。
⑤ ＇459＇岛田正郎：《祖州城》（东京，1955年版）。
⑥ ＇484＇田村实造：《庆陵的壁画》（京都，1977年版）。
⑦ ＇271＇埃伦·约翰斯顿·莱恩：《晚期中国墓葬装饰的模式和问题》。
⑧ ＇232＇琳达·库克·约翰逊：《辽朝公主的婚仪：吉林辽代墓葬的壁画》。
⑨ ＇422＇奥尔布赖特·罗雷克思：《辽墓壁画和中国画中反映游牧民的文姬故事》。
⑩ ＇537＇威廉·沃森：《唐代和辽代的制陶术》（纽约，1984年版）。
① ＇446＇关野贞、竹岛卓一：《辽金时代的建筑与佛像》2卷（东京，1934年版）；＇481＇竹岛卓一：《辽金时代的建筑与佛像》（东京，1944年版）。
② ＇786＇见陈明达：《应县木塔》（北京，1980年版）。
③ ＇476＇南希·沙茨曼·斯坦哈特：《中国传统建筑》（纽约，1984年版）。
④ ＇475＇南希·沙茨曼·斯坦哈特：《中国的帝都规划》（檀香山，1990年版）。
2。西夏
西夏历史的研究，尽管人们认为它很重要，直到本世纪还是令人吃惊的少。西夏是一个持续了两个世纪的朝代，在中国北部和内亚的政治上起过巨大的作用，并且有它自己的一套复合的制度和高度混杂的文化。但是，西夏从未被中国正统历史学家视为正统王朝，可能是因为它甚至从唐代开始，占据的只是中国世界的边域地区。结果是从没有为西夏修过正史：在为辽、金的正统问题激烈争论几十年之后，终于在元朝的末代皇帝在位时的1344—1345年为这两个非汉人建立的王朝修了专史，但是从未有人提出给西夏以同等待遇的建议。
中国史官由此把有关西夏的记载作为列传，分列在14世纪40年代同修的宋、辽、金三史中。①这些列传，像其他“外国传”一样，没有集中叙述这个党项人国家的内部事务和制度，而是大量叙述它与中国世界其他政权的关系。此外，修传时所用的原始资料几乎全部是汉文的。夏和辽、金一样，有自己的史官，但是他们的作品以及用党项文字记录的西夏官方资料，都在1227年蒙古征服时被毁掉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党项文字和语言知识逐渐失传，以至存世的用党项文字书写的碑文直至近几十年前还不能识读。
在正史之外，宋人的史书和文学作品中保留了许多有关西夏的资料。宋人有专论西夏的著作，大多数与边疆防卫和战略相关，但是仅存书目，原书早已不存。②王偁撰写的《西夏事略》是惟一的例外，该书在13世纪时还以此名单独成书，但正如18世纪时编辑“四库”者所述，它实际上只是王偁《东都事略》（1186年成书）中的西夏传，出版时独立出来并被后来的出版者给予新的书名。③将所有保留下来的汉文史料合成西夏史的尝试开始于18世纪。洪亮吉是为西夏写史的学者之一，他的《西夏国志》没有完成；秦恩复的《西夏书》，则在完成后不久被毁。两部19世纪的大部头作品刊印并保留下来：吴广成的编年体史书《西夏书事》，42卷，1825—1827年成书；张鉴的纪事本末体史书《西夏纪事本未》，36卷，1884年成书。这两部书对现代史学家仍很重要《西夏纪事本末》的绝大多数原始史料都能在其他著作中找到。但是《西夏书事》保存的大量重要资料找不到出处。正因为吴广成引用的很多史料出处不明，有些还颇值得怀疑，所以他的作品虽然很有价值，但是使用时需要特别谨慎。
编撰这类传统史书的最近尝试是戴锡章的《西夏纪》，1927年（译者注：实为1917年）成书。与以前的作者不同，戴锡章精心编撰的这部书核对了所有资料并开列了参考书。他惟一没有使用的重要宋代资料是《宋会要辑稿》，因为当时该书还没有出版。
多产的中国历史学家朱希祖于1943年撰文对这些早期史书做的研究，①虽非长篇大论，但还是很有用处的。
党项资料的发现和语言翻译
戴锡章的著作出版前，对党项人和西夏的研究因为西夏语言和文字的原始资料大量被发现而有了巨大的发展。部分资料是斯坦因和伯希和在敦煌发现的。1908—1909年，由P。K。柯兹洛夫率领的一支俄罗斯探险队发现并发掘了额济纳的西夏古城（黑水城）。在他们的发现中，有一座著名佛教僧侣的坟墓，里面有成千的印刷或手写的图书和文书。后来斯文·赫定带领探险队考察了同一地区，斯坦国和兰登·沃纳也对这一地区进行了考察。虽然这次考察没有像柯兹洛夫那样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