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36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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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上面所提到的较早的文集和诗选，却没有将一个值得注意的群体的作品收入进去，但如果我们想对金朝诗词成就的概貌有比较清楚的了解，就不能不将这个群体的作品考虑在内，这就是道教教众的诗作。这些诗作不见于通常的文集，而都收在道家的道藏之内。它们往往是用文言和隐语混杂在一起写成的奇特作品，在内容上是神秘主义的，与非道教作者所选的题材也完全不同。这类宗教诗词迄今为止还没有人研究，在中国文学史上甚至还从未被人提到。但是无论这些诗词本身，还是作为在宗教信徒中间的一种情感表达，它都应该引起我们的兴趣。这种宗教曾在广大群众中，甚至也在非官方的文人圈子中广泛流传。
金朝文学中还有一个非正统的类型，是一种说唱伎艺，汉文叫做“诸宫调”，从这个名称就可看出它属于音乐占很大成分的类型。诸宫调由长短不一的套曲组成，每套曲子都带有一个序目和终曲。曲子之间用不同的宫调区分，各种宫调并不重复。除此之外还要插入唱、念，以至于从某种形式上说，它被当作元代杂剧的先驱。我们尚不清楚诸宫调在中国起源的具体时间，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它在11世纪已经出现。不同于元代杂剧的曲调，诸宫调中没有那些戏剧化的以第一人称出现的抒情唱词。它们通常是由专业的女演员来表演的，而且它是一种不折不扣的都市的艺术形式，一种在剧场里进行的娱乐，除了配有歌曲和打击乐之外，还伴随有一种很丰富的模拟表演。从现存的诸宫调的残本来看，它还具有讽刺和诙谐的特点。从我们所知的大量诸宫调曲目来看，很明显的是以历史传奇和色情题材占主材，可惜的是被完整地保存下来的只有一篇，这就是以一个著名的爱情传说为基础写成的《西厢记》，作者被确认为董解元。①至少还有一篇，讲的是公元10世纪时后汉的创建者刘知远（895—948年）的故事，被大体保存下来并有了一个译本。②而所有其他金代的诸宫调，我们却只能通过一些书籍的引用和一些残片来窥见其貌了。近年来许多学者致力于对金代诸宫调的研究，这不仅因为它是向元代戏剧过渡时的“失去的一环”，也因为它们自身具有的文学价值。它们代表了一种将俚语与文学语言相结合的文学类型，在中国北方的城市中肯定曾有极其广泛的听众。
还有一种可以追溯到金朝的文艺类型是一种短剧，汉文名称是“院本”。虽然它并非仅仅存在于中国北方，但它也像诸宫调一样，曾盛行于金代。“院本”之义，即“在剧场演出的本子”，元代的戏剧也常常采用此名。它是从多种娱乐形式混合在一起的一种滑稽歌舞的杂剧发展而来的，有时还带有很大的诙谐模仿的成分。就我们所知的很少的金代院本也可看出，它们中绝大部分的滑稽可以说已到了猥亵的程度，而且的确让人颇感遗憾的是，在已知的700个剧目中，我们今天只能看到的极少的部分，还都是些不完整的残片。③元代戏剧中的许多诙谐因素可能就是在金代早期院本之上进行的加工提炼，这些院本与用文言创作的金朝文学作品中那种更严肃更超然的、格外缺乏幽默感的情绪，再一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无论如何，金朝的文言文学并没有对后世造成很大的影响，但它的俚俗的文学形式和表演艺术却的确成为中国文学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
作为少数民族的女真人对于这一文学发展可以说是无所作为的，只有个别几个受过教育的女真人全盘接受了汉族文化，并且以文言诗人自居。但他们的人数微不足道，而且在金朝堪称伟大的文学人物中没有一个人具有女真血统。看起来，女真人虽然渴望吸收汉族文化，但实际上却是被动的而不是主动的。没有任何人想到过把女真人口述的诗歌以译成汉语的方式保存下来，以至于女真人的诗歌就这样永远地散佚了。如今我们只能从在这里或那里偶然见到女真民间诗歌的一些断片，譬如一个萨满教徒对杀人者所唱的难懂的咒语。①再如世宗皇帝在1185年用民族语言即兴演唱的一首歌颂祖先艰苦创业的颂歌，可惜在《金史》中这首被译成文言的歌词读起来就像是由一个汉文译者排列的一堆拙劣的、平淡的字句组合，我们敢肯定，原来的女真歌词是远远更富于文采，更具有史诗意味的。②另一方面，虽然有几部被译成女真文的汉文著作，却没有一部用女真文写的著作被保存下来；我们所知的，仅仅是被翻译成女真文的汉文著作的篇目。从这些篇目可以看出，除了儒家经典之外，绝大多数的译作是有关汉族的治国方略和兵法等内容的。也就是说，给受过教育的女真人提供这样的书籍，使他们能够从中了解汉族学术的基本原理以及伦理道德规范，这是选择翻译的原则，至于纯文学作品和小说则取摈弃态度。然而不管怎样，比起辽朝和后来的元朝，金朝的翻译活动肯定要更具规模。事实证明，金朝皇帝尤其是金世宗，还是很热心于让自己的族人通晓汉文化中的精华的。
这里还应补充的是金朝的书籍印刷。虽然女真人自己的印刷品均已失传，但金朝时所印的汉文著作还留下了几部样本。从中可以看到金朝无论在其雕版还是印刷的技术水平上，都保持了北宋时期曾经达到的高水准。的确，金朝的一些版本完全能够与南宋时期所印的最好的版本相媲美。①对于金代的绘画艺术和书法，虽然至今尚无定论，但我们实在是不敢恭维。②中国、日本以及西方的艺术史家们总是被以南宋风格为代表的绘画艺术所吸引，它无疑是极其出色和风格多样的。但是这种魅力本身就说明了12世纪到13世纪初的中国北方，没有可与南宋相媲美的绘画艺术。在写成于14世纪的一部关于绘画的论著列举出47名金朝的画家，但他们中却没有一个能够在公认的中国绘画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更何况这部著作看起来是在文字记载的基础上而不是在对于绘画作品进行实际观赏的基础上完成的。③据说章宗的父亲和海陵王都有画作。被列入书中的还有宗室完颜■（1172—1232年），④他也是一名杰出的诗人，与元好问等文人都是好友。被列入书中的还有几名女真人和两个契丹人，其中之一的耶律履（1131—1191年），是耶律楚材的父亲。但是我们不难想象，绝大多数的画家还是汉人。
章宗皇帝十分醉心于艺术，他对1127年从覆亡的宋室接手的收藏品兴致勃勃。现存的许多唐和北宋的绘画上都可见到章宗的印玺，如在今天保存于大不列颠博物馆的著名卷轴《女史箴》上就是如此。章宗还命一个在当时的艺术上和文学上都颇有造诣的著名画家兼诗人王庭筠（1151—1202年）为自己的收藏作指导。⑤章宗本人对书法有积极的爱好，他曾一心想与既是艺术家又是艺术保护人的宋徽宗在这两方面展开竞争，他甚至仿效徽宗的手迹，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现存的他写的书籍末尾的题笺上看出来。在对金代绘画尚无定论的今天，我们不妨这样说，金朝模仿的是北宋那些大师的风格，说到底也就是画院画家的风格，这些画家的作品曾流传到北方，并且被金朝宫廷收藏。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贵族画家，也就是受过教育的非职业的艺术家所崇尚的，是将文学修养融入自己的绘画之中，这种风气在金朝似乎就像在南宋一样已成为一种时髦。
这一类绘画——在纸或绢的卷轴上的画——从哪方面讲都只是一种精英的艺术。没有哪个有身价的贵族画家肯于屈尊去用壁画装饰一个寺庙的墙壁，那是职业画匠做的事。画匠的作品也有些一直保存至今，但是正因为这是他们的职业，所以这些作品的创作者大多没有留下姓名。有时候，甚至想搞清创作这些壁画和其他装饰性艺术品——诸如雕刻等等的准确日期也是不可能的。
雕刻艺术的情况也一样。与日本的境遇不同的是，中国的雕刻主要是由那些默默无闻的艺术家创作的。考虑到当时中国北方修建的大量佛寺和道观，其中必不可缺的装饰和必需供奉的塑像，使这一时期的雕刻作品，为数颇为可观。在此之前的辽朝曾经赞助佛教，并使佛教艺术繁荣起来，金朝建立后这一势头仍在继续发展。金朝雕刻有个令人感兴趣的特征，就是经常运用大理石等石料，而在南宋却完全见不到相似的石雕。在风格上，宋朝的传统在中国北方一直被保持着。这里可以看出两个基本的倾向，一种倾向是对唐朝艺术那种质朴和拟古风格的竭力模仿，这种模仿之成功竟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至我们这个世纪的艺术商人常常将金、元乃至明朝时的中国雕刻艺术品充作唐代的作品。另一种则更趋向于生动、无拘无束和流畅，有位艺术史家将其誉为“富于想象的巴洛克式艺术”。①1949年以后，一些金朝祖先墓葬中的石雕以及建筑被陆续发掘、发现并且在中国考古学的杂志上发表，因此，由艺术史家以学术性的方式来撰写的、能够准确划分日期或年代的更有代表性的雕刻艺术品全集的条件，可以说已经具备了。
我们还要指出的是，今天北京有些颇为壮观的建筑，是在金朝时修建的。就我们所知，带有美丽景色的花园和湖泊的皇宫遗址建于1179年，原是金朝的夏宫，每当一年中最炎热的几个月，世宗和章宗总是在这里度过。忽必烈统治时期将金朝这个避暑胜地改建成元朝皇帝冬季居住的宫殿，而且从此便成为紫禁城的一部分。②总之，金朝并不存在艺术发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