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2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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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决定让自己担任剑南节度使，以巩固自己在四川割据的权力基地。①752年初期，李林甫又遭到杨国忠及其同伙的攻击，原因是他对朔方负有责任。752年春安禄山集结一支20万骑兵的大军以报他被契丹战败之仇。作为他计划的一部分，他曾要求得到奉信王李献忠——实际上是一个不愿在安禄山麾下效劳的原名阿布思的突厥降将——统率的朔方镇大批骑兵的援助。安禄山对阿布思有宿怨，阿布思自然担心安禄山会把他杀死。阿布思没有参加征讨契丹，反而叛乱；他袭击了朔方的军械库和粮仓，然后逃进大草原。
安禄山此时取消整个远征。阿布思原为李林甫的朔方节度使副使，所以杨国忠、陈希烈和哥舒翰都企图要李林甫对阿布思的叛乱负责。虽然他们没有得逞，但李林甫被迫辞去朔方节度使之职，而转由安禄山的堂兄弟、已为河西节度使的安思顺担任。②从这时直至755年，从鄂尔多斯到满洲的整个北部边境被安氏兄弟所控制，他们此时仍是李林甫的支持者。
以后不久，李林甫企图对杨国忠进行反击。自鲜于仲通对云南的未遂入侵以来，唐与南诏的边境纠纷不断。李林甫此时要求杨国忠倾听四川黎民要求他承担起节度使职务的紧急呼吁。杨国忠和杨贵妃向玄宗求情；玄宗坚持命令杨国忠赴任，但答应很快会把他召回朝廷担任宰相。
但这是李林甫最后的孤注一掷之举。他已经病入膏盲。一个术士告诉他如果能再见玄宗一面，他就可康复。尽管侍从们反对，玄宗仍同意见面；但李林甫这时已病得甚至不能行君臣之礼了。杨国忠就在出发至四川赴任之际被召回，李林甫在临死前把未来的帝国事务托付给他。几乎不久，李林甫在掌权19年以后死于752年阴历十一月二十四日。①杨国忠立刻被任命为宰相。753年初期，他重新指控李林甫与阿布思的叛乱有牵连。后者已被回纥打败，他的残余支持者已为安禄山效劳；安禄山派他们的首领之一到朝廷报告：李林甫曾收阿布思为养子。玄宗下令调查。李林甫仍未被埋葬，但在753年阴历二月，他被追夺所封的一切官品和官职；他在职的后嗣被削职为民，并被流放到边远的南方和西南的边境，五十多名近亲和同伙被株连。他的财产被没收，他的棺材被打开，珍贵的殉葬品被取走；他得到的只是平民的葬礼。②杨国忠和陈希烈又得到新的封号，以奖赏他们在这次肮脏的报复行动中的作为。
随着李林甫之死，帝国已没有一个坚强和负责的领导人。20年来，朝廷已习惯于他的坚强的控制；自746至748年的几次清洗以来，大部分可以递补的领导人或者已经死亡，或是在地方任职。玄宗早就不再起君主的积极作用，此时，只能走一条最省事的道路，即听任杨国忠去行使最高政治权力，而杨国忠尽管善于宫廷政治的权术和对玄宗有个人的影响，却根本不能与务实的政治家李林甫相比。
前40年的政治发展已把空前的权力集中在宰相之手。但为了确保这一体制能顺利地运转，皇帝必须保留他更换宰相的权力和意愿。像李林甫和陈希烈享受的那种漫长而不正常的任期使替换越来越困难，因为在职者的势力不但愈加根深蒂固，而且把一些人提升为高官（他们一般有希望成为在职宰相的继承人）的按部就班的正常途径堵塞了。杨国忠就这样继承了一个朝廷的高级官职，而他和杨贵妃只要仍得到玄宗的宠爱，他实际上是不会垮台的。
③　传记载《旧唐书》，卷103第3195—3197页；《新唐书》，卷133第4555页。
①　《唐会要》，卷78第1437页。
①　关于这些和其他的反佛教措施，见《剑桥中国史》第4卷中S。温斯坦所写的一章。
②　《新唐书》，卷44第1164页。
③　见《唐会要》，卷36第657—659页。玄宗在722年第一次作注（《旧唐书》，卷8第183页），并向全国颁布。735年，附注八卷编成（《册府元龟》，卷53第16页）；743年御注被重编。
①　见《唐会要》，卷77第1403—1404页；《唐摭言》，卷6第6页；《旧唐书》，卷9第213页；卷24第925—928页；《新唐书》，卷44第1164页。
②　见周一良：《中国的密宗》，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8（1945年），第24—33页；大部分传统史学家把玄宗不积极过问朝政的行为全归咎于道教，但柳芳是第一个指责释道两教的御用史学家。《旧唐书》，卷9第236—237页。
①　《旧唐书》，卷107第3259—3260页。
②　《资治通鉴》，卷214第6832—6834页。
①　《唐会要》，卷39第703—706页；《旧唐书》，卷50第2150页。
②　见戴何都：《描述唐代行用制度的唐六典》，载《亚洲杂志》，263（1975年），第183—201页。
③　《资治通鉴》，卷214第6829页；卷215第6837页。
①　戴何都：《〈新唐书〉百官志、兵志译注》，第672—673页。
②　《资治通鉴》，卷214第6832页。
①　《资治通鉴》，卷214第6830页。
①　《唐会要》，卷72第1300页。
②　《唐会要》，卷72第1299页。
①　见池田温：《唐代的户册和有关文书》，载芮沃寿和崔瑞德编：《对唐代的透视》（纽黑文，1973年），第121—150页。
①　崔瑞德：《唐代的财政管理》，第32页。
②　《册府元龟》，卷495第23—26页。
③　传记载《旧唐书》，卷105第3222—3225页；《新唐书》，卷134第4560—4562页。关于他的改革，见崔瑞德：《唐代的财政管理》，第90页；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36—37页。
④　《旧唐书》，卷48第2086页；卷10第3225页；《新唐书》，卷134第4563页。
①　《唐会要》，卷59第1022页。
②　崔瑞德：《唐代的财政管理》，第76页。
③　传记载《旧唐书》，卷99第3101—3102页；《新唐书》，卷131第4503—4504页。
①　裴敦复和皇甫惟明都无传记。关于他们的简单介绍，见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163—164页，注22和23。
①　《资治通鉴》，卷215第6864、6868页。
②　传记载《旧唐书》，卷105第3225—3228页；《新唐书》，卷134第4562—4564页。
①　传记载《旧唐书》，卷97第3059—3060页；《新唐书》，卷223上第6349—6350页。
②　《资治通鉴》，卷215第6873—6874页。
①　《资治通鉴》，卷215第6874—6875页。
②　传记载《旧唐书》，卷105第3228—3232页；《新唐书》，卷134第4564—4567页。
③　《资治通鉴》，卷215第6879页。
④　《资治通鉴》，卷215第6879—6882页。
①　传记载《旧唐书》，卷105第3197—3201页；《新唐书》，卷133第4551—4555页。
②　《资治通鉴》，卷216第6877—6883页；《旧唐书》，卷103第3199—3200页。
①　《资治通鉴》，卷216第6888—6889页。
②　传记载《旧唐书》，卷200上第5367—5372页；《新唐书》，卷225上第6411—6421页。关于他的出身和事业，见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7—23页和第82页以后；戴何都：《安禄山史》（巴黎，1962年）提供了《安禄山事迹》的详尽加注的完整译文；《安禄山事迹》为姚汝能所作的一部叙述安禄山事迹的9世纪初期的著作。
①　关于杨贵妃及其家庭，见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92页以下。霍华德·列维：《杨贵妃事迹》，载《通报》，45（1957年），第451—489页；此文有《旧唐书》（卷51第2178—2181页）和《新唐书》（卷76第3493—3496页）中她传记的译文；又见列维：《杨贵妃的家族背景》，载《汉学杂志》　5。2（1957年），第101—118页；《一个杰出皇帝的后宫宠妃》（台中，1958年）；《长恨歌：杨贵妃之死》（东京研究社，1962年）；《杨贵妃之中选》，载《东方》，15（1962年），第411—412页。
①　传记载《旧唐书》，卷106第3241—3267页；《新唐书》，卷206第5846—5852页；关于他的出身，见《资治通鉴》，卷215第6867—6868页；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164—165页，注47、48。
①　《资治通鉴》，卷216第6896页；《旧唐书》，卷106第6页。
①　《资治通鉴》，卷215第6910—6912页；《旧唐书》，卷105第3230—3232页。
①　《资治通鉴》，卷216第6907—6908页。
②　《资治通鉴》，卷216第9608—9906页；《旧唐书》，卷200上第5369页；《安禄山事迹》（1910年本），上，第11页；戴何都：《安禄山史》，第111—115页；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96—98页。
①　关于南诏的崛起，见迈克尔·布莱克默：《云南南诏的崛起》，载《东南亚史杂志》，1。2（1660年），第47—61页；藤泽义美：《西南中国民族史研究》（东京，1969年）。
②　《旧唐书》，卷197第5280—5281页；《唐会要》，卷99第1763—1764页；《资治通鉴》，卷216第6901—6902、6906—6907页。
①　《唐会要》，卷78第1437页；《资治通鉴》，卷216第6909页。
②　《资治通鉴》，卷216第6910页；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101、167页注87。
①　《资治通鉴》，卷216第6912—6914页；《旧唐书》，卷106第3239—3241、3243—3244页。
②　《资治通鉴》，卷216第6917—6918页；《旧唐书》，卷106第3241页。
杨国忠的掌权（752—756年）
从752年年末至玄宗逊位，杨国忠就这样一直是朝廷中左右一切的人物。除了宰相之职和中书令的实职外，他又兼任吏部尚书（李林甫自739年起就兼任此职），从而使他取得任命文官的控制权。他还继续掌管许多在李林甫时期逐步设置的财政专署，这样又使他完全控制了帝国的财权，因为户部此时既无尚书又无侍郎。陈希烈依然是左相，他在李林甫的末年多少表现出有些独立性，他还不是应予认真对待的政敌。此外，在李林甫垮台之前，他被撤除按惯例由左相担任的兵部尚书的兼职。
但是，朝廷的势力显然被边镇节度使的巨大权力所压倒；在安禄山叛乱之前的最后几年，安禄山和杨国忠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前者由于控制了北方和东北的边镇，对帝国构成了巨大的潜在威胁，后者则牢牢地支配着京师和朝廷。杨国忠此时孤注一掷，试图为自己建立地方基地和军事后盾，以与安禄山的力量相抗衡。
杨国忠想巩固他的剑南节度使地位的企图并不特别成功；四川远离朝廷，交通不便，它的军事编制又比较小，远不如东北诸镇完整，而杨国忠的党羽鲜于仲通向南诏进行领土扩张的企图也落了个灾难性的结局。753年设立了由何复光节制的一个强大和拥有全权的岭南藩镇，使之从南面威胁南诏，但此举收效甚微。754年夏对南诏重新发动入侵，其结果是又丧失了约全部人马的四分之三。①杨国忠最迫切需要的是一个强有力的军事盟友。他选中了唯一与安禄山明显为敌的突厥将领哥舒翰，①此人是西北陇右和河西两地的节度使，并已在753年阴历八月被封为王。他与安禄山的堂兄弟朔方节度使安思顺长期不和；虽然在快到李林甫临终时玄宗试图让宦官高力士去弥合双方的分歧，但这反而使局面更加恶化；安禄山和哥舒翰曾在朝廷公开激烈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