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20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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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工作由太宗的一些资深的官员担任，其中没有一人出身于世家大族；这项工作包括仔细审察支持每个家族权利的文献。
可是，概要编完后，主要的编纂官高士廉把书呈献皇帝，太宗看到高祖时的大臣、山东（今河北、河南、山东一带）“四姓”之一的崔民干的氏族竟高居第一位，而皇族居第三位，立刻勃然大怒。这清楚地表明，在唐初，社会地位仍然与政治权力无关。太宗因此否定了这一工作，命令从新编纂，新编要求排列氏族的地位要和其成员在唐朝官僚机构中的官职直接联系起来。
这一本题为《贞观氏族志》的修订本，于638年编成后送呈皇帝。它把皇族和最高级官员的氏族排在第一位，高祖和太宗的母系亲戚排在第二位，崔氏排在第三位。①这是一个有意识的政治行动，它试图贬低东北贵族世家的社会地位和名望，同时公开肯定李氏和李氏支持者的崇高地位。可是“四姓”的社会威望似乎没有受到什么损害。太宗的最有名的三个大臣房玄龄、魏徵、李世都和“四姓”氏族联姻，虽然皇帝力图贬低他们的社会地位。②甚至迟至9世纪的文宗皇帝还在哀叹，尽管李（唐）氏君临天下已经200余年，可是想和皇族联姻的人还是比想和旧“四姓”氏族联姻的人少。①考试制度
太宗治下的唐政府，继续用科举出仕和提倡学术的办法来鼓励文人阶级。
太宗即位后，举行官方考试的次数大大增加。几乎每年都有来自各地的应试者参加考试，并受到皇帝的亲自接见。②太宗命京师和各道供给应试者的衣食，并颁布规定考试科目的诏令。
虽然如此，应试者的人数还是不多，中试者一年只十多人。为了给应试者提供学习的条件，京师建立了在国子监指导下的学校系统，③负责所辖五个学校的课程；五个学校之中的三个，即国子学、太学和四门学建立于高祖时期。这些学校经过扩大和增加新校舍，足以容纳2000多学生。④另外的两个学校是在太宗时期增设的，即628年建立的书学和632年建立的律学。⑤由于教学内容不同，这两个学校面向下级官员和平民的子弟，他们不能指望作高官。
此外，朝廷还设立了一所专门学院——弘文馆；它只让皇族成员和高级官员的子弟入学。⑥弘文馆的前身是太宗在高祖时期建立的文学馆；弘文馆与文学馆一样，也有一个另外的职能，即充当太宗个人的咨询机构和秘书处。它也是后来具有同样职能的几个机构的先驱，这几个机构是武后时的北门学士、玄宗时的集贤院，尤其是翰林院；翰林院的成员自8世纪最后的几十年以来成了重要的政治顾问。①随着学校的扩大，几千名学者和学生自各道进入长安，京师到处举办经史的讲习。甚至对作皇帝“飞骑”的青年精英分子也提供教员讲授经学，如果他们证明有能力，也准许应考。②教育领域的这种活跃气氛必然导致经学解释上的各种矛盾，结果，太宗不得不下令编纂正统的经籍注疏。太宗命大学者颜师古校订经书本文，638年，命孔颖达和其他学者作详细的疏义。642年初稿完成，但还需要进一步加工，续订工作一直继续到7世纪50年代。这些经文和疏义就是众所周知的《五经正义》，它依然保留着权威性，并为唐代的儒家经典教育奠定了基础。③史学
经书的标准文本和疏义的产生只是官方主持的学术活动形式之一。另一个可与它媲美的学术成就是编纂唐以前各朝的正史与建立官方修史的制度。④唐以前的官修史不幸已有好几个世纪被忽视，不论在北朝和南朝都是如此。作为使新王朝合法化的根据，被看成是奉行天命的唐以前各朝的纪录就是重要的证明材料。此外，高祖，尤其是太宗，都非常清楚历史典型和前例的力量。举史事为例和作比喻是当时讨论政治的普遍形式。
编纂北魏、梁、陈、北齐、北周和隋各朝史书的工作始于622年，但由于朝廷致力于其他事务和指导不力，修史工作中断，一直没有完成。629年，太宗建立了一个新的修史组织，以房玄龄负总责，魏徵任主编；它于636年完成了梁、陈、北齐、周和隋朝各史。编修北魏历史的工作因已有6世纪中叶的初稿，所以放弃了。但这项工作在636年以后继续进行。新的晋代的历史成于644至646年。 636年修的那些史书中没有大分裂时期诸王朝的志，但到656年太宗的继承者高宗时期，这些志终于完成并送呈皇帝。
修史工作出现很多困难。如修新的晋史时，史官必须考虑现存的十八家晋史。在写此后的历史时，梁、陈、北齐的纪录虽然完备，但更重要的北周和隋的纪录则一片混乱。隋代的很多档案被王世充在洛阳毁掉，而更多的档案是从洛阳往长安运送隋代图书和纪录的船只在黄河沉没时损失的。太宗的史官尽力用私家的藏书和前朝皇族保存的纪录弥补这一缺陷。他们亲自访问这些家族的成员，①并搜集其他人的回忆录，其中一人是以记忆力强而驰名的医生。②修史工作在一个钦定机构中进行，它与成立于629年的一个全新的政府组织——史馆——合作。史馆不仅负责编纂前代的历史，还要随时编纂本朝的历史纪录。
国家建立史馆成为中国持续到本世纪的一个长期特征，而且编纂本朝纪录的基本步骤也确立于唐初。③人们常忽视这一非常了不起的创新。前此的王朝史虽然也是由史官在皇帝主持下编写并利用了国家档案，但它仍是学者的私家著作。在太宗治下，修史——或者不如说是官方修史——成了一个官方任务。同时，历史也成了集体学术项目，它作为一项日常工作，在大臣的指导下由文学侍从之臣来编写。另一创新之举是建立编纂本朝历史纪录的新制度。唐朝是编纂本朝诸帝“实录”的头一个王朝，这主要又是受到太宗的鼓励，因为他一心想给后世留下他的历史形象。
这种新的官修史工作很快就发展出了一个不受皇帝干预的真正而独立的理想意识；而且就在太宗在位时期就发生了皇帝和史臣之间关于实录内容不同意见的摩擦。但官方控制也给国家以歪曲纪录的权力。例如，我们看到官方纪录怎样歪曲了太宗在创业中的作用和隐瞒导致玄武门政变的事实。
图书的搜集和图书馆
622年，隋朝皇室藏书的十之八九在用船从洛阳运往长安的途中沉没于黄河。劫余所存不过14000部，总计约90000卷。高祖和太宗时期都致力于弥补这个灾难性的损失。622年，高祖下令搜求死去学者们的藏书以充实皇室的收藏。到太宗即位时弘文馆的藏书已有20多万卷，学士们用了几年时间把这些书分为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在整个太宗时期，他下令继续搜求珍贵的和古代的书籍，并打算审正珍贵书籍的本文。在太宗晚期，他购买了一个有名的晋朝学者的藏书，全国各地学者也被鼓励向皇室的图书馆献书。①这些学术项目吸引了官员中一大批学者精英人物参加。有很多参加过修史、解经，并在文学和学术岗位上任职的人，在太宗死后都跻身显要。这样的学术项目，使唐王朝得到了精英文人的拥护。
和佛教僧徒的关系②
除了官僚阶层以外，最有势力的集团恐怕就是佛教僧徒，太宗不得不面对他们所加于一个强大的集权政制的威胁。
太宗个人对佛教的态度看来是很消极的，他从不像虔诚的隋文帝和炀帝那样大行布施和庇护僧徒。可是太宗清楚地认识到疏远佛教团体（尤其是在他还没有巩固他自己的政权时）的危险性。因此，他作为皇帝的头一个行动就是废除他父亲晚年提出的严厉的反佛教措施。此外，他给佛教以有限的庇护，让僧徒在宫中行佛事，给几千名僧尼以度牒。他还命令寺院给为唐朝战死的人作法会，要他们祈求神灵护卫国家和保证国家的兴盛。但这些措施的终极目的是世俗的和物质的。皇帝对佛教精神境界的兴趣仅限于与国家利益一致的方面。
甚至自太宗初年起，他就清楚地表示了要控制佛教寺院活动的决心。627年，他采取行动以反对一个多年来的积弊，即以非法出家作为逃避赋税的手段；629年，他下令对非法出家的僧徒要处以死刑。太宗的反佛教措施愈演愈烈。至少在一件事上他的措施是空前的。631年，他成了中国头一个禁止僧尼受亲生父母致拜的皇帝，因为这种举动违反世俗社会的风习。虽然在633年他在佛教徒和他们的有势力的支持者的压力下接受劝告，废除了这个命令，可是这一行动表示了这位皇帝对佛教教义产生的社会影响的关心。637年，他又命令男女道士在国家主持的一切典礼上都要居僧徒之上。同年，他还发布了一份攻击佛教的告谕，说它是一个外国宗教，以诡诈和神怪诱骗轻信的群众；又说，粗浅的佛教教义比不上渊奥的中国传统的道教。同年的第三个措施是颁布“道僧格”，它提出了一个官方管制僧徒行为的世俗法律体制，而以前僧徒仅受体现“毗奈耶”（戒律）之中的宗教纪律的约束。639年，太宗命令僧徒遵守《佛遗教经》中规定的严格的行为准则，这部经据说是阐述佛临死时的教导。这个命令严格限制僧徒参与世俗的和政治的事务，并以皇帝给予法律力量的宗教戒律来补“道僧格”之不足。
虽然以这些正式的措施控制僧徒和限制僧徒的世俗活动，但太宗无意消灭佛教。他继续让僧徒为两个虔诚的隋代皇帝作忌日法会，并在634年命令把长安的一座宏伟的弘福寺献给他自己的母亲，以作纪念。太宗本人也参加寺中法事，并郑重地对僧徒说明，他对道教的尊崇是必然的，因为皇室李氏是道教祖师老子的后裔。
但这些调和姿态是表面上的，太宗对僧徒和佛教基本上没有好感，迟至646年太宗还指责佛教是庸俗而无益的信仰，它过去迷误了许多帝王，而且用许伪愿的办法欺骗人民。
与太宗关系最密切的僧徒是伟大的朝圣旅行家玄奘（600—664年）。玄奘在629年离开中国，在印度生活了 15年之后于 645年回到中国。玄奘回国后成了中国佛教史上的伟大人物之一，负责翻译瑜伽学派（即中国所谓的法相宗）的主要经典。佛教史料强调太宗非常看重玄奘，并指出这种感情来自皇帝个人的信仰。
但没有迹象表明，太宗对玄奘的兴趣是由于后者倡导了新教义。他感兴趣的是，玄奘是唯一对印度和中亚的地理、风俗、物产和政治等方面有知识的人。太宗确曾劝过玄奘还俗，在朝廷作官。此议虽不果行，但玄奘却被说服留在长安的弘福寺从事他的繁重的译经工作，而皇帝则对此提供优厚的津贴。
玄奘有三年没有再见到皇帝。649年，在太宗死前不久，玄奘曾陪伴太宗到避暑离宫。据说太宗以未能早遇玄奘以弘扬佛法为憾事。太宗是否说过这样的话是可疑的；如果说过的话一定是临终时的皈依，因为此话和太宗毕生对佛教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