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18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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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的不同（文帝和被俘的陈后主两人甚至因此不可能交谈），就能看清楚胜利者和战败者之间的冲突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两件事触发了冲突。一是苏威提出的对行为背离儒家准则的人稍加惩罚之事，这就是关于“五教”的奏疏；所谓“五教”，我认为是关于对上司和长辈应表示何种适当敬意的道德说教。一是谣传隋朝正计划把南朝陈的人民全部迁往西北。于是许多地方爆发了叛乱。隋朝官员遭到攻击；有的被割而食之，有的被取出内脏。据说当地人对被害人说：“更能使侬诵五教邪！”①叛乱的规模有的有数千人参加，有的达数万人，真是乱上添乱。
残酷无情的杨素再次应召镇压。在艰险的地形中经过多次激烈的战斗，杨素设法在长江下游和东南沿海区征服了叛乱者。裴矩（本章将详细叙述此人情况）在偏远的南方也战胜了叛乱的部落集团。扬州被赋予特殊的地位，称为江都。晋王杨广任扬州总管，负责整个东南的军务。在约10年中，杨广实际上是东南的总督，并且毫无疑问地对所采取的巩固措施负责。关于这些措施，有许多我们不甚了了或者毫无所知，但关于他对南方佛教的政策，我们却有大量材料。
被毁坏的建康城几个世纪以来曾经是皇室和贵族的佛教中心。甚至它被侯景叛乱者洗劫后，许多大佛寺仍得以在城内重建，在南朝的陈统治的34年中，据说在其全部国土上建造的寺庙达1232座。但此时一些慷慨的施主——皇室、贵族和官员——已被带到北方，寺庙已被破坏，建康和地方上的许多僧人处境极为困难。但正如前面论意识形态的一节所述，隋朝争取利用佛教来打破地区壁垒和文化壁垒。早在590年，隋帝的一份诏书命令重新委任南方僧人的圣职。一位曾在南陈时动员僧人服役进行军运的老律师开始“净化”僧人，即挖出那些有名的具有反隋和叛逆情绪的人以及那些对宗教职守懒散的人。592年，天台宗创建人智（他曾在陈的朝廷中讲道）写信给晋王，抗议破坏建康的寺庙或把它们用作俗事的行动。智收到一封措词和缓的复信，但是资助许多寺庙的施主已经离开。有材料证明，隋朝把南方许多佛寺拨给官方使用。
但晋王逐渐成为南方僧人和佛寺的虔诚和体贴的施主。他命令他的军队收集因侵陈和以后的内战而散落在各地的佛经；在扬州王府的建筑群中设立一个专门收藏精选的经籍的馆堂；其余的经卷经过手抄，增至903 580卷，然后被分发给扬州及其他各地有功德的佛寺。他在扬州建立四个道场，他召集学识渊博的佛道两教教士充当一段时期的王府的僧侣。智死后，他继续成为天台宗主要佛寺的正式施主。意义最重大的事也许是扬州的建设规划，此规划开始给扬州添加它后来所具有的某些色彩和光辉，同时又赋予了建康作为文化中心长期拥有的那种繁荣和吸引力。随着僧侣的南来北往，对南方僧人表示的特殊恩宠以及官方对信仰的赞助，反隋的情绪逐渐缓和，最后几乎化为乌有。①全帝国交通体系的创建
虽然人们通常把开凿运河与第二代隋帝联系起来，但实际上这一网络是他的父亲文帝开始建造的。584年当文帝刚进入新都时，他就命宇文恺设计一条运河，从京都东流至渭水与黄河汇合处附近的潼关要地。②这一运河名广通渠，它的开凿是受了两种压力。一种压力是京师区域缺粮（由于人口的增加而更加严重），粮食必须从东部肥沃的平原运来。第二种压力是，在京师正北东流在黄河大弯处与黄河汇合的渭水受到淤积和季节性枯水的威胁，新运河提供了一条较可靠的水路。文帝的诏书如同宣布建造新都计划的诏书，宣称徭役劳动者的短期辛劳会得到更多的报酬，即他答应新运河既用于官运，也可用于私运，会带来很大的方便。他还希望代北（今山西省）的资源将由汾水水运而下，然后经黄河上游，最后通过运河被运到京师。广通渠的工程迅速完成，这可能是因为此渠的路线大部分沿着一条汉代运河，后者在700年前是出于同样的目的建成的。当589年长度接近100英里的广通渠竣工时，文帝亲自出京城视察，并赏给各监督徭役的官员适量的丝缎。在渠的东端隋还建了广渠仓作为主要的储粮地，当歉收时可由此运粮供应京畿或其他地区。
这是运河工程的开始。而到了隋朝的第二个皇帝，他才把开凿地区性的重要运河转到建设全帝国的水运体系。对此我将在后面予以讨论。
① 《资治通鉴》，卷175第5439—5440页。
① 《隋书》，卷42第1208页。
② 《隋书》，卷2第51页。
③ 《隋书》，卷2第46—47页。
① 据法经和尚于594年送呈的《经卷目录》，载《大正新修大藏经》，卷55第149页。
② 法琳和尚作《辩正论》，卷3，载《新修大藏经》，卷52第509页。
① 费长房编：《历代三宝纪》，卷12，载《新修大藏经》，卷49第107页。
② 《新修大藏经》，卷49第108页。
③ 道宣编：《广弘明集》，卷17，载《新修大藏经》，卷52第213页。
① 《辩正论》卷3，载《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09页。原书未找到此引文，现按英文译出。——译者① 《隋书》，卷1第17页；《资治通鉴》，卷175第5457页。
① 见《考古学报》， 3（1958年），第79—94页关于该遗址的初步考古发掘报告。
① 山崎宏：《隋朝官僚的性质》，载《东京教育大学文学部纪要》，6（1956年），第17页。
① 山崎宏：《隋朝官僚的性质》，载《东京大学文学部纪要》，6（1956年），第25页。
① 山崎宏：《隋朝官僚的性质》，载《东京大学文学部纪要》， 6（1956年），第17—23页。
② 《唐会要》（国学集本丛书本，北京，1955年），卷74第1333页。
① 《隋书》，卷66第1562页；汤承业：《隋文帝政治事功之研究》，第105页。
② 《北堂书钞》（1888年本，1962年台北重印），卷62第2页。
① 《周书》，卷23第386页；白乐日：《〈隋书〉中的食货志》，第291页。
② 《通典》，卷13第81页。
③ 《玉海》（华文本，台北，1964年），卷115第9—10页。
④ 《隋书》，卷76第1747页；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之研究》（京都，1956年），第521页。
⑤ 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之研究》，第520—524页。
① 《隋书》，卷28第783页。
① 滨口重国：《论所谓隋的废除乡官》，载《秦汉隋唐史研究》（东京，1966年），卷2第778页。
② 《北齐书》，卷4第62—63页。
③ 《尚书古文疏证》（皇清经解续编本，1888年），卷6下第30页；岑仲勉：《隋唐史》（北京， 1957年），第3—4页。
④ 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台北，1961—1963年），卷4第896页。
① 《隋书》，卷46第1253页。
① 《隋书》，卷28第792—793页；滨口重国《论所谓隋的废除乡官》，《秦汉隋唐史研究》，第781页。
② 《北齐书》，卷43第576页。
① 《通典》，卷14第81页。
② 《隋书》，卷42第1200页。
③ 《资治通鉴》，卷175第5448页。
① 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之研究》，第542—543页。
① 白乐日：《〈隋书〉中的食货志》，第215页。
① 这些豁免在唐代仍继续实行；见崔瑞德：《唐代的财政管理》（剑桥， 1970年），第26、146页。
① 《隋史》，卷24第681页；白乐日前引著作，第154—155页。
① 《通典》，卷7第42页。
① 菊池英夫：《北朝军制中的所谓乡兵》，载《重松先生古稀纪念九州大学东洋史论丛》（福冈，1957年），第108—109页；滨口重国：《西魏的二十四军与仪同府》，载《秦汉隋唐史研究》（东京，1966年），第205页。
① 李繁（死于827年）：《邺侯家传》，引自岑仲勉：《府兵制度研究》（上海，1975年），第16—20页。
② 见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上海，1962年），第34—37页；滨口重国：《论西魏时期之恢复胡姓》，载《秦汉隋唐史研究》（东京，1966年），卷2第737—759页。
③ 滨口重国：《西魏的二十四军与仪同府》，载《秦汉隋唐史研究》，第230页；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第37页。
① 菊池英夫：《府兵制度之发展》，载《岩波讲座世界历史》（东京，1970年），卷5第414页。
② 《隋书》，卷24第680页。
③ 菊池英夫：《府兵制度之发展》，第416—417页。
① 山崎宏：《隋朝官僚的性质》，第44—58页。
① 《隋书》，卷2第34—35页。
① 《隋书》，卷25第711—712页；白乐日：《〈隋书〉中的刑法志》（莱登，1954年），第 77页。
② 白乐日：《〈隋书〉中的刑法志》，第149页。
① 白乐日：《〈隋书〉中的刑法志》，第25页。
① 《隋书》，卷76第716页；白乐日前引著作，第89页。
②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19第2页，收于《船山全集》，卷10第7991页。
③ 《隋书》，卷25第717页；白乐日：《〈隋书〉中的刑法志》，第92—93页。
① 李繁：《邺侯家传》，引自岑仲勉：《府兵制度研究》，第43页。
① 《隋书》，卷84第1865页。
② 《隋书》，卷84第1866页。
① 勒内·格罗塞：《草原帝国》（巴黎，1948年），第135页；又见诺亚米·沃尔福德之英译本（新不伦瑞克，新泽西州，1970年），第89页。
② 《隋书》，卷82第1833页。
① 乔治·马斯佩罗：《占婆王国》（巴黎和布鲁塞尔，1928年），第82—85页。
① 《资治通鉴》，卷177第5508页。
① 《资治通鉴》，卷177第5516页。
② 岑仲勉：《隋书求是》（北京，1958年），第 134—332页。
① 《资治通鉴》，卷177第5530页。
① 冢本善隆：《隋对江南的征服与佛教》，载《佛教文化研究》，3（1953年），第1—24页。
② 张崑河：《隋运河考》，载《禹贡》， 7（1937年），第201—211页；白乐日：《〈隋书〉中的食货志》，第159—161页。
炀帝（604—617年在位）的个性和生活作风杨广，历史上称隋炀帝，生于569年，为杨坚与其非汉族妻子所生的次子。我们可以设想，在他12岁以前的少年生活中，他致力于他的阶级和时代的共同追求，学到了中文的基础知识，具有正规的佛教信仰（他和他的弟兄童年都有佛名，有一个甚至想剃发为僧），受过骑战和狩猎的训练。他的本纪说他勤奋好学，精于文学。它还记载他非常严肃，举止端庄。他父亲的篡位完全改变了杨广及其四个弟兄的生活。他们从朝廷大臣之子的那种舒适的、可能显得平凡的童年生活一跃而去过6世纪的宫廷生活。他们成了王，取得了封地和显赫的爵号，但他们也变成了围绕权力中心进行阴谋诡计的工具，在那里，官员、宫廷的宠妃、术士、和尚和庸医们各为私利而勾心斗角。前文已经谈到，杨广的双亲为自己的青云直上而不安甚至恐惧，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至尊的地位是靠篡夺、暴力战争和大规模的屠杀取得的。他们很容易猜疑，而且这种心理也易被人利用。皇后活像一个清教徒，有着变态的妒忌心理；她不断干预诸子的生活，他们稍微违背她的严格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