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16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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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政策赢得了南方统治阶级的效忠并把他们并入隋的官僚集团之中，而平民百姓并没有额外增加负担或完全受制于北方的土地制和税制。到了7世纪初期，南方已成为财富和储备的一个重要来源。在隋代的第二个皇帝炀帝统治期间，一个运河网络被建成，它把长江流域与黄河和今北京附近的地区连接起来，从而使隋能够以南方的粮食和物资来供养其宏大的都城大兴城（今西安），并给北方边境提供战略物资。这就为南北方的统一提供了具体形式。
中国的重新统一证明是一个扎实而持久的成就，但隋王朝本身却很快就每况愈下。隋朝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进行一些巨大的公共工程（如建造长城和建设运河网络）所付出的代价和造成的死亡，这些引起了国内的紧张，而国内的紧张又转而引起普遍的苦难和不满。由于炀帝妄想把中国的势力扩大到原来汉朝的西北疆土和朝鲜北部（此时已是强大和组织完善的高丽国的领土），这又把事情弄得更糟。对高丽进行的一次次代价高昂但劳而无功的讨伐造成了普遍的混乱，致使隋王朝的国力丧失殆尽。不过在隋灭亡以后，虽然有许多人争夺权力，但把中国分裂成为若干地方割据的国家的任何现实的威胁再也不存在了。617年隋最后垮台以后的问题是，哪一支叛军能够取代它而主宰全帝国。
甚至在胜利者唐朝时期发生的大事也证实了这一点。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国内安定以后，755年的安禄山之乱几乎把王朝打倒在地，当时这一建于7世纪的强大而高度集中的政体证明已不能生存下去，除非它去与这次叛乱造成的强大的地方自治势力妥协。中国有些最富和最重要的地区实际上已不受中央的控制。但它们并不企图通过成立地方割据的国家以维护自己的独立，而宁愿继续留在一个统一的中国政体的结构之内。
后来，在9世纪后期，群众普遍的不满导致了灾难性的黄巢叛乱，随之使国家分裂成十来个地方政权。它们是唐后期地方割据的产物，这种独立既是出于自己的意愿，也是因为中央权力的彻底崩溃。它们多数是完全能够生存的国家，大约过了70年宋朝才把它们之中的最后一国重新统一在自己版图之内。但帝国终究会重新统一，这是被视为理所当然之事。北方的有些地方在10世纪初期也陷于异族邻邦之手，沦陷时间达四个世纪以上。但它们一直被视为应待收复的外人统治之地。
总之，政治分裂被认为是万物自然秩序临时的失调，在适当时候通过一个新的中央集权政体的兴起，这种状态就将告终。安禄山之乱以后，当人们十分清楚地意识到中央权威的衰亡时，他们心目中不是把它比作晚近的分裂局面，而是比作周代后期，即周王的权威下降并受到封建主权力挑战之时。人们以封建——即分权和把权力转移给地方封建主——大势来看待这一形势，而不仅仅看成是帝国的瓜分。
因此，隋唐两朝终于树立了中国一体化的思想，即一个领土统一的帝国的思想。下面将要谈到，它们还建立了唯中国的军事和政治势力马首是瞻的外围领土地带；也许更重要的是，它们建立了由若干独立国家组成的隔离地带，中国的文化、思想体系、文学、艺术、法律、政治制度和使用的文字在这些国家中处于支配地位。
① 见上列图表4。又见陈寅恪：《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载《历史研究》，1（1954年），第33—51页。
① 关于南方和北方社会精英的文化差别，见宇屋美都雄：《南人与北人》，载《东亚论丛》，6（1948年），第36—60页；此文转载于他的《中国古代之家族与国家》（京都，1968年），第416—460页。
制度变化
隋唐时期发生的第二个历时甚久的大变化是政治生活类型发生的彻底改变。从6世纪后期到11世纪这段时期，中国的社会和生活的各个方面起了彻底的变化，这只有从公元前500年至汉代初期的根本变化可以相比。甚至9世纪的历史著作也看到统治阶级的组成有了完全的变化；在11世纪，沈括在寻找与隋代以前相似的社会秩序时，只好着眼于与他当时的中国迥然不同的印度外国社会。
在近代历史学方面，内藤虎次郎在清朝已亡、中国的传统秩序正在崩溃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首先研究了这一大问题。内藤认为，唐代和宋初代表着中国“中世”期的终结和“近世”中国的开始；这里的近世的意思是，那时开始定型的政府、行政和社会组织的类型基本上也就是传至他的时代的那些类型。①他非常概括地阐述了这些变化的特点，现转述如下。在汉亡以后的漫长的大分裂时期，中国已被若干贵族集团控制，它们在地方和全国的社会地位和政治优势是不容置疑的。它们不但垄断了高级官职，而且大力推行强调出身和社会地位的官员荐举制，这样，他们的势力就深深地在各级政府中扎下了根。它们一直是一个封闭的圈子，实行内部通婚，只有在取得政治利益时才与圈外的人结婚。有些贵族与北方的非汉族征服者联姻，6世纪北方诸王朝及隋、唐的统治王室就是从这部分贵族中产生的。到此时为止，某个统治王室不过是一个特定的、暂时为帝的贵族氏族。保持巨大财富和权势的其他大贵族氏族不过把皇室看作是其中的佼佼者罢了。皇帝与同一社会出身的高级官员关系密切；一些重大政务是与他们在非正式会晤时决定的。因此，皇帝不得不通过贵族同伴并在与他们相互获益的情况下进行统治。
在隋代，特别在唐代，随着全帝国的再统一，这种状况起了变化。贵族的力量逐渐衰弱，他们在政府中的地位被职业官僚所代替，这些职业官僚依靠自己的才能和教育程度并通过科举登仕，而成了统治王朝的代理人，而不是本社会集团的代表。这样就扩大了统治集团的社会基础，使出身于小家族的人也能进入官场。旧贵族逐渐消失。
随着政府官员的这一变化，皇帝的地位也改变了，他再也不仅仅是贵族精英中的第一号人物，这些贵族精英中的一些人（如在唐代）甚至藐视皇室，认为它是社会的暴发户。由于没有贵族的挑战，由于有了依靠王朝才能取得官职、权力和势力的官僚集团，皇族以一种崭新的面貌雄踞于普通社会之上，同时皇帝开始逐渐地扩大了他的专制权力，它在明代而达于极点。结果是皇帝与社会之间、皇帝与他赖以进行统治的官员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扩大了。
内藤只是很笼统地阐述了他的理论。他原来不是搞学术的历史学家，而是一位从19世纪90年代起开始研究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和时事评论员。另外，他写作时近代西方历史科学才刚刚开始应用于中国的过去。他的观点已被后来的学者作了许多修正和提高。我们现在对唐代社会的组成和对政治、制度变化的确切性质等方面的了解，远比他的时代详细。我们知道，“贵族”是一个比内藤想象的要复杂得多的社会阶层，他简略地谈到的各种变化是逐步实现的，它们的最后结果要到11世纪才变得明显起来。但是，内藤勾划的总的轮廓，虽然主要凭直觉了解，对近代研究的发展来说却仍是站得住脚的一家之言。
他的理论本质上是政治分析，虽然他把政治变化置于一个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广阔背景中来考虑。他的几个后继者，特别是接替他在京都大学执教的宫崎市定，并不那样倾向于把重点放在政治发展方面，而是深入研究经济和社会史中若干主要的基础问题。①他们还竭力想把中国的历史纳入世界史的总的发展类型中。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如此，他们组成的一个重要集团认为，虽然晚唐是中国历史中的一个重大转折期，但不如说它是奴隶社会阶段和封建主义阶段之间的过渡时期。我将在以后再论述这些问题。
解释这一时期政治和制度史的第二个大贡献是伟大的中国史学家陈寅恪作出的。①在战争年代重庆出版的两部主要著作和四五十年代发表的许多论文中，他提出的关于唐代政治和制度的一个观点远比以往发表的任何观点扎实、严谨和令人信服。在使我们了解这一时期方面，他的主要贡献是对不同的对立集团和利益集团的分析，因为这些集团为唐代的宫廷政治提供了动力。他认为唐代是一过渡时期，在此期间统治皇室（其本身就是紧密结合的西北贵族中的成员）主持朝廷，这个朝廷开始时被同一社会集团的人控制，然后围绕贵族中对立的地方集团分化，再后来由于旧贵族和通过科举考试而成为职业官僚的新阶级不断摩擦而分裂。他认为科举制度是为王朝提供官僚精英的一种手段，这些人依靠王朝而不是依靠高贵的世系和世袭特权取得地位和权力。陈教授及其支持者中的某些人主张，经过考试吸收的官僚集团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武后的审慎的政策，他认为武后是旨在打破西北贵族对政治力量的垄断的“外人”。有人提出过一些很无说服力的论点，试图考证这些“新官僚”就是新兴的商人和地主阶级。
陈寅恪的观点已受到详细的质问：武后促使官僚集团内部产生一批科举出身的官员的作用肯定被夸大，也许被误解了；新官僚大部分从贵族的下层中吸收，后者的组成比他设想的要复杂得多；朝廷的党争只是偶尔围绕着贵族集团和中举士子的紧张对立才两极化，而党派大部分是某一特定问题造成的短暂的结合，而不是他设想的那种长期结盟；贵族保持的控制比他认为的控制程度更大，时间更长。①然而，他的分析对以后的研究证明是非常有成效的出发点。陈的分析经过巧妙的发挥和提高，已成了蒲立本研究玄宗执政最后几年唐代政治史这一最重要的著作的基础，②此书的每一章节都很得益于陈的研究成果，虽然陈对具体问题的明确的观点受到了挑战。
陈寅恪不但注意对立的贵族集团之间和宫廷党派之间的斗争，他同样提出了制度发展方面有创见和有洞察力的观点。③他确定了唐政府中出现的另一个根深蒂固的紧张局面：一方是隋唐从北方诸王朝（可追溯至北魏）继承下来的制度，上面已经谈过，这些制度是为比较原始和简单的社会制订的；一方是出于把它们应用于重新统一的帝国中远为复杂的形势的要求。他指出唐代政府的各个方面是怎样处于一个激烈变化的时期的，这些继承的制度在此期间或被修改，或被更先进、更适用于新形势的体制所代替。
在过去40年，大量研究这类制度变化的文献问世了；现在已经清楚，如同其他方面那样，隋唐横跨两个迥然不同的时期，激烈的变化发生在8世纪；但由于名称的沿用，由于一些不再起作用和已经有名无实的机构制度的名称的存在，这些变化常被弄得模糊不清。现在仍需要对各别的制度进行详细研究，我们才能有把握地进行综合，但对已经出现的主要研究路子我们可概述如下。
像上面已经提到那样，隋代和初唐不是制度剧变或创新的时期。其真正的成就是修改现行的行政方法，以适应大大扩大的帝国的需要以及变化和变化中的社会秩序。这是一个使行政程序合理化、简化和效益化的时期；是消灭冗员（例如在地方政府）和多余法律的时期。公元583年隋朝法典的篇幅是北周法典的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