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12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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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的困境
从一开始，华国锋的领导就陷于一种无法解决的困境，其标志是毛和周传给他的互相矛盾的遗产。一方面，毫无疑问，毛希望文化大革命的目标和成果能够得到保持。否定文化大革命将损害选定华国锋为接班人的那个人的地位，并在实际上否定那个使华国锋从相对默默无闻达到今日显赫名声的整个时期。华国锋合法地位的唯一根据是毛的支持，他迅速采取行动以便确保只有他控制着毛的遗产。10月8日，中央宣布《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将在华国锋的指导下编辑出版。同时决定在天安门广场建造毛主席纪念堂，这项决定违背了毛和他的同事们一致同意的历时已27年的准则，即不仿效苏联形式，不以修墓和重新给城市和街道命名的做法来表达对领导人的尊敬。①华国锋毫不怀疑毛对自己的持续影响力；他，可能还有他的那些文革受益者的同事们，试图把毛对这个国家的持续影响力镌刻入大理石中。
华国锋的护身符是毛的“你办事，我放心”这句不时重复的话。然而，在意识形态领域必须提出一个新口号，来表述毛主席纪念堂的象征意义：毛永远与我们在一起。与此相适应，华国锋批准了汪东兴提出的似乎为毛泽东思想具体定调的准则，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他们的的目的是阻止对毛泽东晚年的行为提出质疑，这有助于众所周知的“凡是派”成员上台。②况且，对毛个人崇拜的维护为对华国锋本人个人崇拜的产生提供了依据和正当的理由，如果这位名气不大的接班人想在党和人民中间树立自己的地位，这种做法是极为需要的。③但是，华国锋和“凡是派”想披上毛的保护衣这种尝试已经受到在中国南方的邓小平的保护人的挑战。在致华国锋的一封信中，许世友和韦国清质问，对毛泽东的缺点只是不提是否可取，而这些缺点是人皆共知的；信中说，毛对华国锋作为接班人的支持缺少合法性，接班人的合法性必须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全会确定；信中明白地暗示，如果毛强加在邓身上的错误定论不撤销的话，他们将在中央全会上对华国锋提出挑战。①华国锋进行了反击。在1977年3月10日至22日召开的、讨论粉碎“四人帮”以来的工作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再次肯定了文化大革命以来反复提出的“两个凡是”的准则，坚持认为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并声称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是正确的。在努力为继续执行左倾政策辩护时，华国锋甚至谴责“四人帮”是极右分子（在林彪事件之后，“四人帮”也曾使用过这一策略）。
华国锋开始受到党内老同志的责难，著名的有陈云。几十年前直到文化大革命，陈云就是政治局常委和该机构的前辈。陈云和另一名批评者王震把重点集中在几个相互联系的问题上，即天安门事件的评价和第二次恢复邓小平的名誉和要求。他们宣称，这是大家的一致要求。华国锋可能会感到惊讶，这难道是叶剑英许诺的老干部对他的支持，作为对他领导反“四人帮”斗争的回报？无论如何，华国锋拒绝了陈云和王震的要求，甚至不许把他们的发言打印在会议记录中。②这次工作会议的材料中没有提到叶剑英或李先念加入了老同志批评华国锋立场的行列。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感情很复杂。对一名像叶剑英这样的政治局常委来说，在一大批更年轻的党的官员面前正式批评这个精英会萃的机构中的另一名成员是非同寻常的。更重要的是，叶剑英和李先念对华国锋怀有某种程度的忠诚，现在，在某种意义上，华国锋既是毛泽东也是他们封授的。叶剑英和李先念毫无疑义地支持1975年期间邓小平所做的一切事情，但在1977年，他们对邓小平的复出抱着矛盾的心理。如果邓小平不复出，他们作为政界元老控制中国的政局，指导华国锋；如果邓小平复出的话，他们至少得把部分角色让与邓小平。而邓小平将对他们采取何种态度呢？他会不会觉得他们像周恩来一样，为了在文化大革命中生存下去而做了一些他们感到遗憾的事、说了一些他们感到遗憾的话呢？而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会像宽恕死者一样宽恕生者吗？
然而，叶剑英和李先念正确地估计了党和军队中感情的力量，意识到，毛泽东逝世后，坚持反对邓的复出将是困难的。他们大概也知道，邓小平可能比华国锋更有能力驾驭文化大革命后的转变，而这种转变是众望所归。几年来左倾分子煽动起来的政治混乱、宗派斗争和无纪律状态再次对经济造成损害。罢工、蓄意破坏和铁路交通再次瘫痪被广为报道。1976年国民经济计划完成情况大大低于预期目标，其中部分原因是受唐山大地震的影响。在文化大革命最后3年，即1974—1976年期间，各方面的损失估计为：钢2800万吨，工业产值1000亿元，国家收入400亿元。①华国锋号召实现“大治”，但事实上只有邓可能做到这一点。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后，叶剑英和李先念可能忠告过华国锋，抵制邓对他来说将是一场严重的政治灾难。最好的做法是让邓保证，他将既往不咎。1977年4月10日，邓写信给中央委员会，批评“两个凡是”，并提出使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这一提法。随后，中央办公厅的两位“负责同志”来看他，其中一位可能是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汪试图在文革受益者们即“凡是派”同意邓小平复出之前与邓达成一项妥协。邓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不想与他们妥协，并指出，如果“两个凡是”是正确的，就不可能名正言顺地恢复自己的名誉和为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平反。即使毛泽本人也从未说过他讲过的话都是正确的，马克思和列宁也没有。①邓的这封信从未发表过，因此无法确定当时的传闻，即在这封信还是以往的通信中，邓是不是表示过，他愿意拥护华国锋继续做党的领导人。②这样的某种保证似乎是可能的，否则“凡是派”就没有理由同意让邓出来工作。如果邓做过某种保证，这可能是为什么这封信没有收在《邓小平文选》里的原因：这与华国锋的命运形成鲜明的对比。
无论怎么理解，这封信使邓得以出席7月16日至2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十届三中全会，并恢复了他的一切职务：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副总理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华国锋的职位得到正式追认，他还固执地坚持对“两个凡是”和文化大革命的支持。可见到的邓讲话的文本表明，他重申要完整地看待毛泽东思想，但这一次，他很谨慎，没有正面抨击“两个凡是”。在他下次抨击之前，他得准备抨击的依据。相反，他提倡毛的一句旧口号——“实事求是”，这句口号成了后毛时代邓小平政策的精髓。③在这次全会妥协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于8月召开了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一次轮到华国锋谨慎了，他不再坚持“两个凡是”，也没有重申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但是，他清楚地意识到不能批评毛或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则会损害他自己的地位。相反，他以一大段热情洋溢的颂词开始，歌颂已故的毛泽东主席，接着重申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成就、党的十大（在这次大会上华国锋被选入政治局）路线的正确性以及坚持阶级斗争和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必要性；他还令人寒心地宣称：“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①在这次代表大会上，邓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三号领导人出现，排在华国锋和叶剑英（他作了关于新的党章的报告）之后。邓的简短闭幕词是另一篇仅有的、公开发表的讲话。他称华国锋是“我们英明的领袖”，但没有仿效华颂扬文化大革命。他避开争论，号召恢复诚实和埋头苦干、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当然还有实事求是。但他也不得不妥协，表示支持“抓住阶级斗争这个关键环节”和“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现行路线。这些教条后来受到中国党史学家的斥责。②无怪乎邓没有把这篇闭幕词收入他的“文选”中，尽管在当时的形势下，这篇闭幕词对他和中国共产党来说都很重要。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产生的一个领导层中，左倾分子被清洗出去，但左倾的受害者并没有受到特别的照顾。在党的十大上选举的中央委员中，有1/3的委员可能因为同情左倾而落选，其中75％以上系群众组织代表。另一类很可能是左倾分子的人，大多是新近入党的，也损失惨重，人数减少70％以上。
政治局也是一个妥协，但力量对比有利于文化大革命的幸存者和文革受益者，26名政治局委员中只有6名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赵紫阳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获得了初步的立脚点，后来他成了邓小平改革纲领的先锋。在新的五人政治局常委中，邓是后来严厉批评华国锋和“凡是派”的唯一成员；华国锋则得到“凡是派”主要拥护者汪东兴的支持；汪东兴因反对“四人帮”有功和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8341部队首脑所拥有的权力而受到人们的赏识；华的共同保护人李先念与叶剑英站在一起。①华的“大跃进”
华国锋曾考虑过“毛之后，怎么办？”的问题。就华的设想而言，它似乎是60年代中期激进主义和50年代中期经济学的结合，是难以实现的。可以肯定的是，华的双份遗产中更为人普遍接受的部分是周恩来交托的中国四个现代化。除了最狂热的左倾分子之外，其他所有人都能团结在这个目标周围。而华国锋确实设想了一个成功的发展计划，以便为许多人闷在心里的问题提供答案，即华国锋有什么权利位居最高职位。文化大革命前，他在省里的官僚经历虽无大瑕疵，却也平淡寻常；他年纪较轻从而没有成为红卫兵打击的第一批省级官员；当形势转变再次需要有经验的干部时，他又比较走运；当林彪事件在领导层中留下较大的权力真空时，他因有足够的资历而被调到北京；当王洪文使毛失望时，他由于有足够的能力和比较左倾而为毛泽东所接受。没有人能指责华运气好。但是，当中央还有比他资历更深和更高明的人可用时，难道是他的经历使他有足够的正当理由来领导毛和周之后的中国吗？在许多中国人眼里可能并不这样看，因而华需要证明自己的能力。
对华而言，不幸的是，他的承诺超过了实际能力。在1978年2—3月举行的新的（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华国锋总理把他宏伟的十年规划（1976—1985年）公诸于众，这个规划周恩来在1975年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最后一次报告中预示过。这个十年规划的目标是，到1985年，钢产量达到6000万吨（1977为2370万吨），石油产量达到3。5亿吨（1977年为9360万吨）。华国锋要求在剩下的8年时间里，建设120个大型项目，14个大的重工业基地，基建投资相当于前28年的基建投资总和。这个规划没有考虑到60年代的教训和70年代的经济损失。①如同本卷第6章中所说，这个规划未经深思熟虑，缺乏精确的资料。想象中赖以扩大生产的油田原只是个想入非非的计划。华的“大跃进”规划严重依赖机械进口，外汇开支庞大。华不仅没有继承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