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115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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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斗争的对象。如果教授们拒绝接受改造、拒绝自愿削减工资，那么就该把他们送往养老院。
毛和清华大学党委一样，以需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各类教师和研究人员为无产阶级的教育、文化和科学事业服务为理由，彻底地否定了这一观点。②尽管如此，毛的主要兴趣毫无疑问已经改变，把希望转向了人民群众和农村。
除了毛对城市知识分子的不满以外，促使他的思想转向农村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创立更大规模的农村组织以适应机械化和水利灌溉这种不断增长的倾向。这也是党的政策转向农村的主要推动力。早在1955年底，在他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所写的一则编者按中，毛就宣布了大社的优越性，并写道：“有些地方可以一个乡为一个社，少数地方可以几乡为一个社，当然会有很多地方一乡有几个社的”。①在1956年春到1957年秋这段时间里，反对“冒进主义”的运动和其他因素，使毛倡导的某些更加激进的政策黯然失色，总的来看，毛的这一意见并没有付诸实施（参见《剑桥中国史》第14卷，第二、三章中有关开始“大跃进”的政治和经济发展的论述）。不过，在1957—1958年的冬天，一个合并现存的高级合作社的运动出现了。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凭借这个运动以势压人。1958年4月8日，中央委员会发布了一个意思一样的指示，部分内容如下：……农业生产合作社如果规模过小，在生产的组织和发展方面势将发生许多不便。为了适应农业生产和文化革命的需要，在有条件的地方，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地合并为大型的合作社是必要的。②这个指示正好是在毛参观四川红光的“大社”的消息在报上登出后的第二天发布的（毛在3月中旬视察该地，当时成都会议正在进行之中）。①这一巧合实在太明显了，不会是偶然所致。
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建立大型组织的冲动的出现，是出于要在农村创立一个更为有效的基层组织这样的考虑，其中首要的是促进水利工程发展的考虑。因此，他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极力鼓吹大社，以及作为成都会议前导的南宁会议上，花费了大量时间来听取有关修建巨坝控制长江水流的“三峡”工程的不同意见，并主持会议进行这方面的决策，也就不足为怪了。②在成都会议早期，“大社”还不正式赋予行政和军事功能。这两方面的功能是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所批准的“人民公社”最显著的特色之一。因此，人们不能说，两者都是公社，只不过是叫法不同而已。不过，它们已经开始具有这方面的一些特征，从而构成了很快就达到极点的公社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
当然，公社出现的历史本身不是我们这里要关心的问题，但上述的这些事实却与这一章的主题有关，因为它们表明了毛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对于1958年夏天突然到来的体制革命有着直接的作用，并且将在1/4世纪的时间里塑造中国的农村社会。
对于这一倾向的美妙想法，我们不仅可以在毛对农村社会的认同中发现，而且也可以从1955年集体化运动中就已支配他的太平盛世的梦想里看到。从毛于1956—1958年间在文章里反复阐述的主题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些思想。根据他的思想，中国人民可以从他们处于“一穷二白”的状态中，获取一些有利条件。1958年4月，他写道：“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③在这里，毛把他1957年2月27日的讲话中曾用不同语言表述过的两个互相联系的观点统一起来了。当时，他在讲话中谈到中国的“文盲”优越于西方的财富。从总体来说，农民是全体中国人民中最为贫穷的部分，也就是说，他们受到物质享受的侵蚀较少，对现代世界的狡猾奸诈最为无知，从这一意义上说，他们在道德和革命能力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
毛的思想中这种倾向的深刻根源可以追溯到过去。追溯到他胜利地进入北京城之前在农村的22年艰苦斗争。我在《剑桥中国史》第13卷中关于“1949年以前的毛的思想”这一章的结语中指出，50年代晚期的经济政策的特性不能根据“延安模式”来描述，因为具体情况太不相同。①不过，它同延安和井冈山精神确实有着某种连续性。
这种连续性在1958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话中表现得分外鲜明。这次会议正式批准组建人民公社。毛在会上反复提倡取消工资制，重新采用战争年代实行的自由供给制，他声称，人活着只搞点吃的，同狗就没有什么区别了，“不搞点帮助别人，不搞点共产主义，有什么意思呢？”他断言工资制是一种“资产阶级法权”，其结果是“发展个人主义”。他评论说，有些人硬说平均主义会助长懒惰，但实际上等级制才是这样。②毛明确地把整个社会的斗争精神与牺牲奉献精神和过去的武装斗争联系起来。他说，“我们共产主义也是从军队首先实行的。中国的党是很特别的党，打了几十年仗，都是实行共产主义的。”现在，在与帝国主义和自然力量所进行的双重斗争中，目标同样是清楚的，采用自由供给制度决不会削弱人民的主动性和献身精神。③在论述公社包含着“共产主义萌芽”时，毛把它们与城市进行了对比。在城里，人们需要“正规化”，还充斥着高高在上的大衙门。在号召拼命干、大炼钢铁时，毛指出，有些人批评后院炼钢是“农村作风”或“游击习气”，实际上，这样的观点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它已经丢弃了我们党的许多优良传统。①1958年9月29日在与一位记者的谈话中，毛又一次公开指责那些认为动员群众搞工业生产是“不正规”或是一种“农村作风”的人。②不过几个月后，即1959年7月，他不得不承认这一指导失误，导致了“全局性的混乱”，并且是对资源的极大浪费。③只是因为推行军事共产主义式的自由供给制，毛泽东实施着的计划才被劝阻下来，周恩来根据各个部提供的资料作了精细的估算。结果表明，与工资制相比，自由供给制的昂贵简直是灾难性的。④顺便说一句，毛泽东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发动、并在3月的成都会议上猛烈抨击了1956年“反冒进”的人，而周恩来就是这种抨击的主要对象。尽管如此，他能够在这个问题上劝阻毛，显然证明了周的执著和威信。⑤不过，虽然毛承认这种想法在眼前是不现实的，但他继续做着这样一种乡村乌托邦梦。
然而，早在1958年11月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就清楚地认识到农民对自身的物质利益表现出某种依恋。他声称：“在没有实现农村的全民所有制以前，农民总还是农民，他们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总还有一定的两面性。”在1959年2—3月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他几次重申了这一论断，并认为，在现阶段，在工农关系中仍然扮演着“老大哥”角色的是工人，而不是农民。①也许，无论是在实践上还是在内心里，毛从来就没有真正地解决这样的一个两难命题，即农民阶级既是社会的中坚，同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又是工人阶级的“小弟弟”。
毛泽东在大跃进时期试图创立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总体模式中特别富有启发性的象征，就是“继续”或“不断”革命的理论。毛在1958年1月的“工作方法六十条”中，这样阐述这一理论：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从1949年在全国范围内夺取政权开始，接着就是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一完成就开始农业合作化，……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即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在1956年基本完成，接着又在去年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即反右运动＇。……但是问题没有完结，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每年都要用鸣放整改的方法继续解决这一方面的问题。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②由于这段话说得清清楚楚，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改造同时进行是大跃进的特点，总的来说，这同毛对革命的总的看法一样。与此同时，在1958年毛的眼里，技术水平和物质生产水平的迅速提高是很重要的部分。号召进行“技术革命”及1957年12月宣布的“十五年赶超英国”的口号，明显地表示了对生产和技术的重视。
确实，在大跃进的高潮中，毛曾两次把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开端和变革的时间定在19世纪末，那时，张之洞开始实施他的工业计划。1958年9月，毛根据机床的数量衡量进步的程度；1959年2月，他的计量标准则是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增长。这两次，他都比较了1949年前后中国在追赶世界上发达国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①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毛把工业化或经济上的总体发展看作革命的全部实质之所在。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宣布开始“大跃进”，毛在会上的一次讲话中表明了他要加速经济增长的决心，但他又指出，革命并不是经济发展的唯一结果：我们不提“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也不提“苏维埃加电气化就是共产主义”。我们不提这个口号，是否就不电气化？一样的电气化，而且更化的厉害些。前两个口号是斯大林的提法，有片面性。“技术决定一切”，——政治呢？“干部决定一切”，——群众呢？在这里缺乏辩证法。斯大林对辩证法有时懂，有时又不懂。②因而，虽然中国想要实现“电气化”，也就是说像苏联那样迅速地发展经济（这里用的是列宁的一种比喻的说法），但毛认为这个过程是与人的转变紧密相连的。
这样大跃进就并行不悖地包括了许多各不相同的灵感和强制命令，同时坚持技术革命与政治动员仅是这方面的一个实例。这类矛盾中最显著的就是，一方面用“政治是统帅”这一口号来强调党的统一领导，另一方面，经济上的主动性和控制权分散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致连毛后来都承认，行之有效的计划经济基本上不再存在了。这个问题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1956年重新采用“双重领导”制度造成的（参见《剑桥中国史》第14卷第3章）。这一制度在1958年对党极为有利，以致于各级领导的实际控制权都在党的干部手中，而他们没有任何办法来检测经济决策的广泛后果，即便他们想要这样做。
当时，毛认为这没有什么好担忧的，因为不平衡是推动事物发展的“普遍的客观规律”。①在这一意识形态公式的背后是这样一种信念，那就是把所有的人都动员起来在经济发展中发挥能动作用是绝对必要的。反转过来说，这不仅强调作为专家对立面的人民群众的创造性，而且实际上赋予全体“革命人民”（专家或至少是他们当中的“红色”专家）无限的能力，去改造他们自身的环境。因而，在那些在大跃进时期明显地反映出了毛的观点的思想著作中，我们发现了诸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或甚至是“主观创造客观”这样令人瞠目结舌的言论。②或许可以这样说，在大跃进时，即1968年5月事件前的十年，毛就领会并阐明了“想象会变成力量！”的口号。后来巴黎的学生使这一口号名噪一时。当然所不同的是毛大权在握。1958年夏，总的来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