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11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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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昙耙院竽暝滤鸬淖饔茫诓槎埂。麦克莱恩著《苏联政策与中国共产党，1931—1946年》中得到概括的研究。而对毛泽东持严厉批评态度的别的观点，由在中国服务的最后一位共产国际顾向奥托·布劳恩（李德）著《中国纪事，1932—1939年》提出。关于这个时期的文献资料集，有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六组编《共匪重要资料汇编》两卷和刘培善编《中国共产党在江西地区领导革命斗争的历史资料》。
长征紧接在中央苏维埃毁灭之后。关于长征的研究专著，有迪克·威尔逊著《长征，1935年》及乔治·瓦尔特和胡继喜（音）著《他们有十万人（长征，1935年）》。关于长征的中文著作，数量太多以致不能在此提到，可惜大多是有逸事趣味的回忆录，不是严肃的历史。全世界对这个史诗般的事件的战略和战术决定、组织和后勤补给所知甚少。而且，全世界对红军的组织训练、后勤补给、奖惩及其他许多方面也所知甚少。约翰·吉廷斯著《中国红军的任务》和塞缪尔·B。格里菲思著《中国人民解放军》两书应同两部中文书一起阅读，这两部中文书是台北国防部战史局编《剿匪战史》六卷和薛岳著《剿匪纪实》，内容都详尽得多。塞缪尔·B。格里菲思的《毛泽东论游击战》可以同瓦尔特·拉克尔著《游击战：历史的批判的研究》（特别是第6章）一起阅读。
毛泽东的著作及传记在本提要最后一节加以介绍。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传记资料浩如烟海，但分散在中文资料中，而英文传记著作尚失于肤浅。史沫特莱著《伟大的道路》叙述朱德的生平，韦尔斯在所著《红色尘土》中概略地讲述了其他若干中国共产党领袖。
近年，西方学者已在注意研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社会经济根源。让·谢诺著《中国劳工运动，1919—1927年》是一部不朽的开拓性专著，接着有彼得·施兰著《游击经济》和安格斯·麦克唐纳著《农村革命的城市根源》。最近出版的专著是黄宗智等人的《中国共产党与农村社会，1927—1934年》和詹姆斯·M。波拉切克的《江西苏区的道德经济，1928—1934年》，两书表现出中国社会动荡不安问题研究中的一种新趋向。1933、1934和1935年《国闻周报》刊载了分别由成昌盛、漆琪生和循实撰写的三组文章，全涉及共产党运动的社会经济方面。
王凡西著《双山回忆录》概括地阐明一个中国共产党员（托派分子）的政治社会化和党的生活。这部回忆录与盛岳著《莫斯科中山大学与中国革命：个人经历》成为姊妹篇。
1977年以后，中国历史学者对党史的修正着重史实的核实，以及政治事件和人物，把主要的力量投入编纂和叙述。像唐宝林著《试论陈独秀与托派的关系》（《历史研究》1981年第6期）那样的解释性论文罕见。一个新趋向是把土地革命时期的注意力从江西中央苏区转移到其他苏区，如华中师范学院党史学者编的《鄂豫皖苏区革命史资料选编》第一卷和《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选编》两卷。中国也出版一批关于周恩来、贺龙及其他人，甚至包括向来不闻名的中国共产党创建人包惠僧的书籍。这些趋向有助于矫正党史史料中的不平衡状态——除了毛泽东、江西苏区、第一方面军外，别的人也对共产党运动作出了贡献。胡华主编的多卷集《中共党史人物传》已于1981年在西安开始出版，格外值得注意。胡华已修订他所著《中国革命史讲义》（两卷），尚无别的新民主革命时期的通史出现，取而代之。这个问题在阿里夫·德里克著《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编史学的渊源，1919—1937年》中得到评述。
5。土地制度
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许多著作论述中国日益恶化的土地状况。马若孟著《中国的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业发展，1890—1949年》第2章对若干这类著作作了评介，并试图把大多数这类著作分为各种类型。这部研究专著也含有关于20世纪华北农业的内容广泛的书目。天野元之助著《中国农业之诸问题》附有1952年以前的中国土地状况研究专著的包罗最丰富的书目。这个时期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最近由田中正俊在《亚洲经济》第19卷第1—2期（1978年1—2月）第41—51页上作了最好的评介。1953年以后日本学者的研究状况，可见于蒲地典子、费正清和市古宙三编《1953年以来日本对近代中国的研究》第368—393页。当然，还可参考史坚雅等编《现代中国社会：有分析的书目》三卷。
民国时期可靠的作物收获统计资料的两大来源，是卜凯著《中国土地的利用》和张心一在1929—1931年所作的作物收获统计调查。前者是根据22个省168个县16786块农田的样本，后者是在政府刊物《统计月报》若干期上的报道，请格外注意该刊1932年1—2月号的汇总报告。
最佳的土地租佃调查由1934年8月2日设立的南京政府土地委员会实施。该委员会使用来自各政府部门和大学的人员3000名在22个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这次调查在每个省抽选至少20％的县，然后从每个县抽选20％的农户作为对象，按农户土地、收入、支出等项进行调查。这次调查的完整详细数据，除普遍调查结果的汇总表外，因中日战争爆发而未发表出来。1937年在南京发表的初步报告是《全国调查报告》。
南满洲铁道会社调查部在中国各城市设有分部，分部职员展开数百次乡村调查和旅行调查，收集有关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及政治状况的情报。这类报告有许多可见于约翰·扬著《南满洲铁道会社的调查活动，1907—1945年》。南满洲铁道会社从1919年直至1944末印行《满铁调查月报》，该月报载有那数十年数量相当多的原始的和有特色的村庄及乡村地方状况调查，是关于民国时代农业社会的最好史料来源之一。《调查月报》是另一种日文期刊，1939年创刊，继续出版到1944年末。
关于学者尚知道甚少的抗战时期（1937—1945年），可参考成都金陵大学农业经济学系收集的并在期刊《经济事实》（1936年9月至1946年1月，第1—53期）发表的有价值的原始资料。《经济事实》是重庆战时政府印行的经济统计月刊，该刊提供了研究战时条件下中国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学者几乎尚未触及的丰富资料。该刊载有诸如谷物销售、作物生产费用、按农田大小的劳力和资本分配、土地使用模式、运输费用和各社会阶级的生活水平之类主题的调查以及卜凯的许多在别处不能得到的文章。
中国农村社会的契约方面，已由陈张富美和马若孟在《清史问题》第3卷第5期（1976年11月）和第3卷第10期（1978年11月）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加以探讨。由这两位作者译成英文的约50宗契约，展示了农户之间在其生活周期的过程中种类繁多的资源交换。罗伯特·阿什著《中国革命前的土地租佃：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江苏省》是关于20世纪30年代土地租佃和农村收入变化的一部有用的概要著作。这部研究专著描述了世界经济萧条和国内通货紧缩严重打击农村经济结构时江苏省不断恶化的农村状况。
通过对全国土地委员会1937年调查报告进行的有创造性的分析，小查尔斯·罗伯特·罗尔估计出16个省170万农户收入的分配（《中国农村收入的分配：20世纪30年代和50年代的比较》）。罗尔也估计出1952年收入分配，并且发现由于实行共产党土地分配纲领的结果，收入结构中的不均衡比1937年低1/3左右。属罗尔所认为的造成30年代非常不均衡的收入分配的因素之列的，是不均衡的土地所有与耕作和其他获取收入副业间劳力配置的弹性。然而，在农户可把更多劳力配置到非耕作活动的地区，收入分配比较均衡。
按区域研究1949年以前的农业，是日本研究中国农业的主要学者在最近的大作中采用的方式：天野元之助著《中国农业之区域发展》。关于满洲农村，参考中兼胜义著《旧满洲农村社会经济结构之分析》。根据1944年进行的调查，今崛诚二著《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其历史与革命前夕的现实》非常详细地描述了华北农村。
一批新获得的关于中国土地状况的原始资料是原南京中央政治学校的200卷论文（包括实地调查笔记），这些论文是在20世纪30年代由就各种各样农村行政和乡村问题进行实地调查的硕士学位生撰写的。这些论文由萧铮主编，1977年由成文书局以《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丛书形式在台湾出版。也可查阅台北土地管理研究所根据剪报编成的有价值的索引：《民国二○三○年代中国经济农业土地水利问题资料》。
6。农民运动
虽然邓嗣禹著《抗议和犯罪在中国：秘密结社、民众起义、农民造反的书目》包括中国历史所有时期，但是，所有近4000条书目中，有相当大的比例涉及20世纪上半期的事件。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除本书第6章脚注（《自发的抗租抗税》节）涉及的档案外，仅藏与地方农民斗争有关的少量档案。主要见档1/2/999：《江苏安徽湖南等省农民抗租斗争》（1929—1941年）和档1/2/1000：《苏皖湘等省农民抗租斗争》（1929年11月—1930年1月）。虽然比档1/2/1000多得多，但档1/2/999几乎不含关于风潮或其他集体暴力行动的资料。然而，该档提供很多关于争端、控诉或请求的资料（如佃农请求官员阻止地主提高佃租，或控诉军队把出租给他们的土地收回）。美国档案馆提供不太详细的报告，但颇多提到特别是在美国领事馆驻地附近的农民骚乱。特别有用的资料是领事馆每月报告（国务院档：893。00PR），以及档893。43（秘密会社），893。48（灾难、饥荒状况），893。108（犯罪，匪患）。珍贵的资料也零星分散在档893。00（政治事务）和893。00B（布尔什维主义）的大量资料中。
另外，不容易得到的中国报刊报道的摘要可见于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1927—1937》（见第1012—1033页）和冯和法编《中国农村经济资料》，以及《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更详细一些的农民风潮的报道有时出现在和以上三部资料集一样具有左倾观点的上海刊物《中国农村》，以及《东方杂志》上。两种有用的调查是：蔡树邦著《近十年来中国佃农风潮的研究》和自鸣编《一九三四年中国农村中的各种骚动风潮一览表》。这些资料大多具有报纸报道的性质。它们一般提供关于每次事件参加人数的概约数字，几乎没有提到领导人的社会地位和职务，或参加者的社会成分。学者希望，利用包括警方报告或司法案卷在内的省级或县级档案将会使研究更深入得多。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2/2/1130的资料记录1930年12月至1933年10月浙江、福建及湖南三省告地主、土豪或地痞的讼案，但这些案件无一明显地涉及风潮乃至小骚乱。
在西方，与在中国不同（关于毛泽东时期及毛泽东以后的中国编史学，见詹姆斯·P。哈里森著《共产党与中国农民造反》和刘广京著《世界观与农民造反》），研究自发的地方农民运动是最近发展起来的。但是，这个领域在迅速发展中，这点由《现代中国》季刊许多期的内容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