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1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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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府收入的另一个来源是口赋，即对所有3至14岁（后改为7至14岁）的儿童的人头税。起初是20钱；后改为23钱，其中20钱归少府，3钱供军费。至于这笔钱为什么不归大司农，其理由不得而知。口赋在皇帝宫廷的岁入中是一个很大的项目，这从下面的估计可以得知。
公元2年全国的人口统计是59594978人，假定1/5的人口是7至14岁的儿童，每人交纳口赋20钱，那么总额就是3。8亿钱。①少府还有归它分管的国有土地的收入。确切的数字虽不得知，但从以下的事实可推出其大略，武帝时期河东郡新灌溉的5000顷（57000英亩）土地，预计岁收可超过4000万公升谷物作为国家收入，这些土地归少府掌管。虽然水利设计从来没有完全实现，但岁入一定相当可观。②此外，诸侯王每年奉献的黄金——酎金——也都归少府。奉献者要在阴历八月举行的节日把黄金献上，在此期间，又用八月酿造的酒供奉皇帝的宗庙。名义上用来资助祭祀的黄金数量的征收，是按照王侯的封地人口的比例，计每1000人四两（60克），另外还要检验黄金的成色。如果不够标准，奉献者就要失去他们的全部或部分封地。武帝统治时的公元前112年，有106个诸侯因酎金的成色低劣被夺爵而沦为平民。我们仅能对在这些情况下奉献的黄金作一个近似的估价。按照公元2年的人口调查，诸王封地的人口总数超过638万，这一年他们必须交纳380公斤黄金，大约相当于1600万钱。再把诸侯的奉献包括在内，其总额一定大得多。③虽然少府的岁入很大，但它的支出也是巨大的，它担负朝廷的全部花销。其中包括食物、衣服、家具、器皿、医药、乐舞伎和后宫（少府对每一个后宫都有专门机构负责）的费用，还不算近侍们的生活费用和其他奢侈品。像衣服、器皿、车辆等的绝大部分是由少府所属的国家机构制造。其花费之大是惊人的，以至当国家紧迫的时候一些公忠体国的大臣屡次要求削减花费，元帝时期（公元前49—前33年）的贡禹就是如此。
少府还要支付皇帝对诸侯王、高官、幸臣、功臣等的定期和特殊的赏赐。这些赏赐或是黄金，或是铜钱，或是二者都有，一次赏赐常是黄金百斤（25公斤）和铜钱百万。例如宣帝（公元前74—前49年）初期，霍光受到1。7万户的封地、7000斤黄金（1050公斤）、6000万钱、30000匹绢、174名奴隶、2000匹马和一所住宅的巨大赏赐。①不仅如此，在国家紧迫时候，少府有时还要资助大司农。在这些之外，还要支付它自己机构的铸币、薪俸、办公等费用，以及拥有大量奴隶的水衡都尉的费用（据贡禹说，官奴隶的总数超过10万，每年消耗五至六亿钱）。②从以上所说可以清楚地看出，汉帝国的财政规模是庞大的，据桓谭（公元前43—公元28年）的《新论》说，前汉政府每年取自人民的税收是40多亿钱，一半用于官员的俸禄，另一半储备起来以应急需。少府的岁入总数是13亿钱。③《汉书》记载元帝时期（公元前49—前33年）的财政储备如下：大司农经管40亿，水衡都尉经管25亿，少府经管18亿。④所有这些巨大的数字都必须由政府有关部门详细记帐。
构成岁入和支出的项目包括谷物、丝麻、黄金和最重要的常用来表示总价值的钱。虽然这一时期官吏的俸禄一般是以谷物为单位来计算，但以钱交纳的税占全部税收的很大比例，于是在政府财政部门的操持下每年有几十亿货币流通。因而纳税者必须卖掉他们的产品去换取铜钱，这就给商人提供了牟利的大好机会。
可能是这样：在秦代，平民向少府缴税时，宫廷所占用的比例大于政府所占用的，但在整个前汉时代，政府的财政逐渐而稳步地扩大，终于和宫廷财政的比例相当。后汉初期，光武帝（公元25—57年在位）进行了大的改革，把少府的全部岁入转给大司农掌管；公元40年以后，水衡都尉的官署被撤销，铸钱也成了大司农的特权。少府这时变成了只是办理宫廷杂务的一个行政机构，并且日益为宦官所把持。除去盐铁的机构这个小的例外（这时归郡县主管），大司农这时成了当时唯一的国家中央财政机构。
后汉时期，货币仍继续在经济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据《后汉书》所开列的公元50年的官吏俸禄，他们所收的一半是货币一半是谷物。①但是，货币经济开始逐渐衰微。虽然纳税大部分还是付货币，但国家所得的硬通货（铜钱）却越来越少，这是由于纳税的农民在减少，越来越多的小农处于地方上有权势的地主的控制之下。最后，为了尽力弥补这个损失，在桓帝（公元146—168年）和灵帝（公元168—189年）时期，政府对所有的土地每亩（0。046公顷，0。113英亩）加征10个钱，并卖官鬻爵。灵帝把用这种方法得来的钱存贮在西园的所谓“万金堂”；这种行为完全不顾这样的事实：独立的宫廷财政已成为一个长久的过去事情，不能以专制君主的独断行动来恢复。
税制
汉代的税一般说来有两种，即租和赋，两者的区别开始于春秋时期。租原是人民献给统治者的贡品，作为在他的宗祠进行礼仪和节日活动的礼物。它也叫作税，意思是人民把他们生产品的一部分分给统治者。赋起初是一种服兵役的义务，后来变成交纳某些物品。因而习惯地把租用作皇帝个人和朝廷的费用，而赋用作军事费用，这就是为什么汉代把很多交纳少府的税叫作租，而把交纳大司农的税常叫作赋的原因。但是，汉代的土地税（即由租）形成国家岁入的一部分，而对未成年人的人头税（即口赋）归于少府；旧的区分已不再严格保持。
然而，的确还有一些租形成朝廷岁入的一部分。这就是对登记商人的租（市租）和对出海捕鱼收益的租（海租），这些都是取之于自然物产和工商业的利润。赋包括对成年人的人头税（算赋）、算赋中的财产税（算訾）和本来是代替劳役的更赋。除去口赋之外，这些赋形成国家岁入的一部分。另外，还有劳役和兵役。可以把这些税分为所得税（如田租和商业税）、人头税（算赋、口赋、更赋和劳役）和财产税（如算訾等，这些将在下面讨论）。上面已经谈到汉行政的目的是通过征税和劳役来控制个体农民（而不是控制家庭单位）。可以从普遍实行各种人头税和劳役的措施中非常清楚地看出这个目的。为此而制作户的簿册，簿册的根据是每年进行人口调查，把一个县的每一个居民都要列入。汉代的这些人口调查，相对地说被认为比后代的准确，因为后代的人口调查充满了遗漏和其他错误。①表15 公元2—146年的登记的人口
从取自现存的人口统计数的表15看来，后汉初期登记的户数大为减少，这主要是由于随着王莽统治而发生的动乱和不安。在这次行政管理的混乱中，许多户可以逃避当局的注意。数字的减少决不意味着人口的锐减，倒不如说是行政控制废弛的一种表现。这个表说明国家可以使他们缴税和服劳役的人口的实际数字。①土地税即田租，是按实际的谷物产量征收，其税率大约定于公元前205年，即为产量的1/15。②这个税率可能以后有所提高，但在公元前195年惠帝即位对又恢复为1/15。公元前168年，免去税的一半，次年又完全免税，以后的11年显然是继续免税。在这期间采取晁错（公元前154年被杀）的建议，对献给皇帝谷物的人赏赐爵位。公元前156年，土地税回复到1/30，以后就保持下来作为标准的税率。除去土地税之外，似乎还需交纳草秸以作国有牲畜的饲料，但详情不明。①后汉时期，由于大量的军事花费，土地税开始按1/10征收，但在公元30年，当局势有所稳定后，税率又恢复为1/30，在汉代的其余时期，就一直保持不变。②虽然法定的土地税可能是收获的1/30，但一个参加盐铁讨论会的人的话清楚地说明，实际上是以所耕地面积为基础而征税（“田虽三十而以顷亩出税”）。③可以假定，某一块地的税额是以地的肥沃程度和平均产量为基础，那就需要作某种土地调查。这样的土地调查，在前汉末以前没有记录留下来。公元39年，光武帝中兴以后再次命令进行全国土地调查。后汉的一系列调查所提供的表16上的数字，表明政府可指望在不同时期进行征税的土地数额。④即使是对可耕地征税，征产量的1/30的税率可以说是优惠的；而到了后汉末期更进而下降为1％。但实际上对农民来说并不像表面上那么有利，因为它决不表示是农民的全部税赋负担：土地税虽减少了，而财产税却在增多。无论怎么说，低田租只能对自耕农和大地主有利，而与佃农无关，佃农必须把他们收获的一半交给地主（如董仲舒和王莽所指出的）。⑤因此，遭自然灾害而免税的好处，贫苦的佃农几乎得不到。
表16 公元2—146年登记的可耕地面积算赋或口算是一种人头税，征收的对象是所有从15岁到56岁的男女；它可能始于战国时代，并肯定存在于秦代。前汉初期的税率为每人一算（120钱），这个税率保持得相当稳定。公元前189年，为了增加人口，规定所有从15岁到30岁的未婚妇女要交纳五算（600钱），但后来在下一代皇帝降低到40钱。公元前140年，对有80岁以上人口的家庭减免二算（240钱）。公元前52年，一算减到90钱，公元前31年，进而减到80钱。后汉时期的公元85年，对产妇免征人头税三年，对其妻子怀孕的男丁免征人头税一年。对新定居的流民和没有土地的新迁入者，有时也免征人头税。对商人和奴隶的人头税是二算（240钱），为普通人的一倍。①口赋也称口钱，征收对象是3岁到14岁的未成年人，税率是每人每年20钱。如上所说，这笔岁入归于宫廷，但武帝时期增加的3钱则归国库以作饲养军马的费用。从元帝时期（公元前49—前33年）以后，并可推断直到后汉，征收对象的年龄只是7岁到14岁的未成年人。①更赋据说最初用来折三天的戍边任务，征收的对象是成年男子（大概是15岁到56岁），税率是每人3钱。他们不管健康状况或社会地位，都必须缴纳。但那些交纳更赋的人并不能免除正常的兵役和劳役。②算訾即财产税是建立在个人自报财产价值的基础上，税率是每10000钱一算（120钱）。最初实行是在公元前203年，与算赋同年开始，但到了公元前119年，又被武帝大加改变。在这一年，对商人和制造商的税率猛烈提高，前者（不论是否登记）的财产税是每2000钱付一算，后者是每4000钱付一算。同年，对一般人的车征收一算，商人的车征收二算，所有长过五丈（11。5米）的船征收一算。
制定这些措施一方面是为了抑制商人，一方面是为了改善国家因军事花费而引起的财政不足；政府以强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