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107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歉莞叨摹兜撞恪犯谋嗟模浅【氨涑闪松虾５钠睹窨摺Ｕ飧鍪逼诘挠捌忻致乓恢植豢煽咕艿娜说乐饕澹唤錾钌畹馗卸斯壑冢掖偈顾羌橙≌涡畔ⅲ辉谝桓鑫黄较窒笏勰ザ挥姓宓纳缁嶂校杏嗟娜诵阅诤嗣挥欣獾刈苁翘逑衷谙虏闳嗣裆砩稀�
该做些什么呢？比较温和的影片倡导教育（像在《哀乐中年》里那样）。但是激进的影片大声疾呼，号召采取集体行动；在一部这样的影片结尾，全城的人力车夫行动起来搭救落难的主人公。如果电影能够真实地显示社会情绪，解决方法看来不外乎改革或革命——通过教育或其他人道措施逐步进行改革，或者被压迫者为“翻身”成为自己的主人而进行完全的革命。单纯出于绝望，愈来愈多的制片人——可想而知，还有许许多多他们的观众——选择了后者。简短地讲，这个时期较好的影片，在传播革命必要性方面所做的工作，多于任何其他艺术体裁。电影作为能接触最多城市观众的普及媒介，证明了它是有效力的。它结合了中国现代小说和戏剧的最佳成分；在某些方面，它比小说更“生动”，比戏剧更灵活。毛泽东从未对这一新媒介的政治潜力多加注意，显然这是因为电影源于城市，而非出自农村。但是作为最近的城市艺术形式，它向人们提供了一些历史教益。
城市乡村两叉分枝现象，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突出特点。从晚清开始，中国现代文学就滋长在城市环境之中。当它在“五四”期间发展成为“新文学”的时候，它也随之成为城市知识阶层的喉舌。但是城市作家对社会深感不满的情绪，引导他们越过城墙注视着乡村。乡土文学与地区文学，具有强烈责任感的城市作家的艺术产品，于是成为本世纪30年代的主要创作形式。但是这段时期写作的最好的诗歌仍然是城市取向的，在坚定的左翼作家眼中，它不可避免地成为城市颓废的标志。
然而，左翼作家们自己就是城市的产物。20年代晚期与30年代早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者们，也许是响应以城市为基地的中国共产党，把他们的同情主要集中在城市无产阶级身上，他们思想立场的虚伪性，结果却被鲁迅所揭露。当鲁迅参与政治并与左派一道加入“左翼作家联盟”时，他们的活动和见解的城市取向依然是明显的。但是鲁迅把城市环境视为黑暗势力的真正堡垒——腐化、堕落以及由国民党“白色恐怖”造成的压抑气氛。鲁迅生活其中，他担负起革命“后卫”的责任，向黑暗势力作殊死搏斗，而对自己的胜利不抱幻想。
鲁迅从未宣称了解中国农村。尽管他对长征热情，但由于不了解乡村舞台，他拒绝写有关长征的小说。①甚至他早期的小说，也并未显露他与笔下的乡村人物多么亲近（像大多数他的崇拜者曾争辩的那样）；相反，这些小说显露了他对城市知识分子被疏远的同情。此外，绍兴的农村对鲁迅来说是传统世界的一部分——一座应该砸烂的文化落后的“监牢”（尽管他预见不到这样的可能性）。
随着1936年鲁迅的逝世与1937年战争的爆发，中国现代文学进入了农村阶段。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具有某种农村氛围，而爱国的时代精神引导大多数作家去亲近乡村的群众。这种民粹主义，加上对文学大众化的反复要求，为毛泽东在延安的文艺理论提供了合乎逻辑的背景。在这条新的准则的三个中心主体中，是农民，而不是工人或者士兵，从延安作家那里受到主要的一份创作注意，正如农民阶级构成毛本人的革命战略的支柱。
1942年延安座谈会后，甚至在50年代苏联影响的高潮期，农民文学都远比关于产业工人的小说辉煌。像张爱玲的小说、钱钟书的《围城》，或杨绛的老练的喜剧这样的城市杰作，一直是孤立的事例。
因此城市电影与共产党文学的农村取向是背道而驰的。电影作为30年代文学的一种通俗形式，它表达不满情绪，表达暴露社会现实而不是歌颂社会现实的难以抗拒的精神。现代中国的文学创作，是在最困难的时代繁荣起来的：清朝最后10年，军阀混战时期，将与日本开战的年代，以及共产党革命最终胜利的前夜。如鲁迅曾经说过的那样，文学从来不会满足于现状，而政治则总是寻求保持现状。①但是毛对政治的重新定义（要求变革的革命意识形态）和对文学的重新定义（一种革命的武器），意味着在革命后的形势下，只能有歌功颂德的作品，而不满则不再是文学创作的动机。毛泽东主义的准则认定文学与政治的汇合，而不是它们之间本质上的分歧。
此外，在毛泽东主义式的新中国里，城乡之间的矛盾——不论是作为事实还是作为观念——从不存在。共产党革命的胜利，剥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城市成分。随着城市“心态”的丧失，中国现代文学也丧失了它那主观的热忱，它那个人主义的视角，它那有创造力的焦虑，以及它那批判的精神，虽然它依靠农村的主流达到了名副其实普及的广度，并取得了更加“积极”的特点。“摆脱不了的中国情”被颂扬祖国及其人民所取代。在社会主义社会的集体主义道德观中，夏志清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道义责任”②正在消失。
② 刘心皇：《现代中国文学史话》，第767页所引。
① 同上书第472页，菊地三郎论述南北极格局中共产党文艺和非共产党文艺的 消长。因此战后年代看到“北方文艺”（延安）的胜利和“南方文艺”（重庆 和上海）的失败。见菊地三郎：《中国现代文学史》第2卷，第3、4部分。
② 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第2卷，第262—264页。
③ 曹聚仁：《文坛五十年续集》，第126页。
① 尚未把现代中国电影作为艺术和作为社会史进行认真研究。只有过一部英文 研究专著，杰伊·莱达：《电影：中国电影和电影观众记事》，特别见第6章。 关于中文资料，见程季华等：《中国电影发展史》第2卷，第213—214页。这 部两卷著作至今仍是研究中国电影的内容包罗最广的著作。 1908—1949年中 国电影目录初稿已由史蒂夫·霍罗威茨为旧金山中华文化基金会资助的中国 电影项目编成。
② 原文如此，应为南宋——译者。
① 冯雪峰：《回忆鲁迅》，第93—94页。
① 《鲁迅全集》第7卷，第470—471页。又见李欧梵：《革命前夕的文学：对鲁迅左翼时期的看法，1927—1936年》，第278—286页。
② 夏志清：《摆脱不了的中国情：中国现代文学道义上的责任》，载其《中国现代小说史》，第533—561页。
第10章 日本入侵与中国的国际地位，1931—1949年
从20世纪30年代起，中国是一个无助的遭受侵略的国家，很少得到国际社会的援助；它作为战胜的全球联盟的一名成员国而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赢得了世界强国的地位。但由于内战，它的地位受到了损害。要稍稍详细地追溯这一发展，需要了解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之间的密切联系、当时的中国与有可能出现的中国之间的密切关系。
世界经济危机：中国的边缘地位
研究中国在本世纪30年代的国际事务，必须从1929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入手。这次危机主要殃及先进工业国家，它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竭尽一切努力以重建贸易、投资及其他形式的经济活动战前模式的国际秩序。20世纪20年代的重大历史事件——美、英等国恢复与战前等价的金本位；德、法、意抑制可怕的通货膨胀螺旋上升；协商解决债务和赔偿问题——与中国几乎没有什么关系。中国贸易从来没有超出国际贸易总额的一个很小份额，而外国在中国的投资，与在日本或在欧洲国家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作为战后国际经济体系主要支柱的美国，没有扩大对中国的贸易和投资。美国商品和资金找到了其他更有吸引力的出路，特别在德国和日本。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20年代世界经济舞台上无足轻重的中国，却安然度过了那场全球性经济萧条的灾难。作为一个农业占压倒优势和以白银作为法定货币经济的国家，中国起初没有受到工业国家间危机的影响。物价的急速波动、长期的失业、以及低增长率在中国并不新鲜；然而像挤兑黄金、汇兑不稳定以及数以百万计的工厂工人失业之类的资本主义困难所造成的具有破坏性的冲击，并没有在中国出现。当美、英和其他工业国家失去一切秩序感和平衡感，忙于采取各种补救办法和应急措施以应付危机时，中国在1929年后仍然能一如既往地坚持下去。外贸量在1929—1930年之间保持稳定，而在1930—1931年之间则增长20％以上，1929年，新的关税税则①生效——这是国民政府采取断然外交政策的产物——海关税收增加了一倍多。此外，1930年后改以黄金代替白银征收进口税，使政府从国际市场银价波动的影响中解救出来。尽管实际上银价下降了，但它的直接效应是减少了中国的长期逆差，并使中国对外国投资者更具吸引力。在工业国家正经历严峻的苦难时，上述种种导致了相对的稳定感。②对欧洲列强来说，国内稳定是由1925年洛迦诺公约③产生的国际合作的框架维持的，1929年后开始瓦解。德国改革派①从左右两个方面重新对战后条约结构进行攻击，要求彻底与外部事务脱离。这些人声称现在德国必须大胆地设计自己的道路，而不要保持国际合作。在正常情况下，德国的这种倾向会引起英、法和其他国家竭尽全力维护战后国际主义②的框架，并通过密切磋商和国际联盟处理出现的危机。非常不幸，国际合作曾被视为与1929年后面临严重危机的经济关系体系是同一回事，以致不久即在欧洲各改革派团体间丧失信用。国际主义代表了很快失去信任和威望的领导层的观点。③日本的情形与此相似。在那里，政治和经济的领导层也曾限定该国的外部事务按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国之间的合作方式来处理。他们对这种方式的忠诚使政府迟至1930年才采取步骤——证明是不明智的——恢复与战前等价的金本位。日本是最后几个采取这一步骤的国家之一，而在1930年正受全球性萧条冲击的事实，使政治领域对现状不满的两个极端的团体都不喜欢政府。因为美国曾经是战后日本经济和外交关系的支柱，所以国内危机明显受外交的牵连。迟至1929年，鹤见祐辅这位有头脑的战后日本国际主义的代言人还写道，美国时代即将来临，那时美国的价值观，观念以及商品将成为全世界的模式。④但正是这种观点在经济危机爆发后受到了攻击。当美国正在经历严重的经济困难，它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正在动摇时，日本政府、商业和学术界的领导人似乎过于倾向美国。左右两派的评论家不断提高他们的调门，反对这一现状。1930年11月首相滨口雄幸在东京火车站遇刺身亡，显示出他们也会采用暴力。四个月后，下级陆军官中的一个阴谋被揭露，这个阴谋筹划一次政变，以摧毁政党政府，代之以军事独裁。
正当德、日两国国内力量如此反对战后国际合作体系，并削弱那些支持该体系的人们的力量时，中国的政治却正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在十几年里，至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