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士道-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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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两方面都显得可悲地缺乏信用”，这是在不久前1880年11月的事。然而，今天已较少听到德国人在商业上不注意、不正直的事了。20年间，德国商人终于学到了正直是合算的。我国的商人也已经发现了这件事。关于除此以外的事，我要向读者推荐两本对这点能够作出确切判断的新书①。与此相关联，谈谈甚至借债的商人也会以提出保证书的形式把正直和名誉作为最可靠的保证，可能是饶有兴趣的。“在拖延偿还惠借款项的期限时，即使在大庭广众面前嘲笑我，也毫无怨言”，或者“在不偿还时，情愿骂我是混蛋”写上诸如此类的词句，是普通的事。
① 克纳普：《封建的和现代的日本》，第1卷，第4章。兰塞姆（Ransome）：《转变期中的日本》。——作者
我常常自省，武士道的信实，是否还有比勇气更高的动机。由于没有不得作伪证的正面的戒律，谎言并不被判作罪行，仅仅被当作懦弱而受到排斥。这个懦弱是极其不名誉的。事实上，正直这个观念是同名誉不可分割地混合在一起的，而它的拉丁语和德语的语源和名誉是同一个词。于是我就到了应当考察一下武士道的名誉观的适当时机了。
第八章 名誉
名誉的意识包含着人格的尊严及对价值的明确的自觉。因此，使成为生来就懂得重视随其身分而来的义务和特权，并受到那种教育的武士所不能不具有的特点。虽然那时并未自由地使用像今天作为honour的译名而普遍使用的“名誉”一词，但这个观念是用“名”、“体面”、“名声”等词语来表达的。这三个词语，使人联想到《圣经》上所使用的“名”（name）、从希腊语派生的“人格”（persona1ity）以及“名声”（fame）。令名——人的名声，“人本身的不朽的部分，没有了它人便是禽兽”——对它的清白的任何侵犯理所当然地都会感到是耻辱。廉耻心是在少年教育中所应培养的最初的德行之一。“会被人耻笑的”，“有损体面”，“不感觉羞耻吗”等等，就是对犯了过失的少年，为促使其行为端正而做的最后的诉说。打动少年的名誉心，如同他在母腹中已受到名誉的培养一样，触及到他心情的最敏感之处。因为名誉是同强烈的家族自觉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的，所以它的确是出生以前的熏陶。巴尔扎克说，“社会失去了家族的纽带，就失去了孟德斯鸠称之为‘名誉’的基本力量。”的确，照我看来，羞耻的感觉乃是人类的道德自觉的最初的征兆。我认为，由于尝了“禁果”而落到人类头上的最初而且最重的惩罚，既不是生育孩子的痛苦，也不是荆棘和蓟草，而是羞耻感的觉醒。再也没有比那最初的母亲（夏娃）喘息着胸脯，颤抖着手指，用粗糙的针来缝那沮丧的丈夫摘给她的几片无花果树叶的情景，更为可悲的历史事件了。这个不服从的最初之果，以其非他物所能企及的执拗性顽固地纠缠着我们。人类所有的裁缝技术，在缝制一条足以有效地遮蔽我们的羞耻感的围裙上一直还未取得成功。一位武士＇新井白石＇，在他少年时代就拒绝在品质上与轻微的屈辱妥协，他说，“不名誉如同树的伤痕，它不随时间而消逝，反而只能增大”，这是正确的。
卡莱尔说，“羞耻是一切德行、善良风度以及高尚道德的土壤”，而先于他数百年，孟子就曾以几乎同样的词句＇“羞恶之心，义之端也”＇①教诲过了。
① 《孟子•；公孙丑上》。——译者
在我国的文学中，虽然没有像莎士比亚那样借诺福克②之口道出的雄辩，但是，尽管如此，对耻辱的恐惧却是极大的，它像达摩克利斯的剑一样悬在武士头上，甚至每每带着病态的性质。在武士道的训条中，一些看不出有任何值得肯定的行为，却可以名誉之名而做了出来。因为一些极其琐细的，不，由于想象的侮辱，性情急躁的自大狂者就会发怒，立即诉诸佩刀，挑起许多不必要的争斗，断送了许多无辜的生命。有这么一个故事，某个商人好意地提醒一个武士他的背上有个跳蚤在跳，便立刻被砍成两半。其简单而又奇怪的理由就是，因为跳蚤是寄生于畜牲身上的虫子，把高贵的武士与畜牲等同看待，是不能容许的侮辱——不过，这样的故事荒谬透顶，令人无法相信。但是，像这样的故事所以得到流传，包含着三层意思。这就是：（1）为了吓唬老百姓而编造出来；（2）有时实际上滥用了武士的名誉身分；以及（3）在武士中发展了一种极其强烈的廉耻心。拿一个不正常的例子来责难武士道，显然是不公平的，无异于要从宗教的狂热和妄信的结果即宗教审判和伪善中来判断基督的真正的教导一样。但是，正像宗教的偏执狂比起醉汉的狂态来，毕竟还有些动人的高贵之处一样，在有关名誉的武士的极端敏感中，难道看不到那潜在的真正的德行吗？
② 莎士比亚《李尔王》中的人物。
纤细的名誉训条所容易陷入的病态的过火行动，却靠宽恕和忍耐的教导而极大地抵销了。因很小的刺激而发怒，被讥笑为“急躁”。俚谚说：“忍所不能忍，是为真忍”。在伟大的德川家康的遗训中有如下的话——“人之一生如负重担走远道。勿急……忍耐为安全长久之基……责己而勿责于人”。他以自己的一生来证实了他所说的话。某一狂歌师①假借我国历史上三个著名人物之口，说出了显示三人特点的如下的诗句，织田信长咏道：“不鸣就杀了你，子规”。丰臣秀吉咏道：“不鸣，就逼你鸣，子规。”而德川家康却咏道：“不鸣就等到你鸣，子规。”
孟于也大为称赞忍耐和坚忍。他在某处写了这样意思的话：“虽然你裸体来侮辱我，又奈我何，你的暴行污损不了我的灵魂。”——＇“虽袒裼裸袒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②——还有，在另一处他教导说，因小事而怒，君子之所愧，为大义而愤怒，此为义愤。③
① 狂歌为江户时代中期以后流行的用俗话做的滑稽“和歌”。——译者
② 《孟子•；公孙丑上》。——译者
③
按《孟子•；梁惠王下》原文为，“王请无好小勇。夫抚剑疾视曰：‘彼恶敢当我哉！’此匹夫之勇，敌一人者也。王请大之！诗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笃周祐，以对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译者
武士道能达到如何高度的不斗争、不抵抗的谦和呢？这可从武士道信奉者的言论中了解。例如，小河＇立所＇说：“对人之诬不逆之，惟思己之不信。”还有，熊泽＇蕃山＇说：“人咎不咎，人怒不怒，怒与欲俱泯，其心常乐。”还可以引用一个连“羞耻也不好意思停在”他那高贵额头上的西乡＇南洲＇的例子，他说：“道是天地自然的东西，人是行斯道的，目的在于敬天。因为天对人对我都毫无区别地施加仁爱，所以应以爱我之心爱人。不要以人为对手，而应以天为对手。以无为对手来尽一己之力，而不责备人，我应检查诚心是否够了。”这些话使我们想起了基督教的教诲，同时也向我们指示在道德实践方面，自然宗教能够与启示宗教接近到何等深的程度。上面这些话不止是说说而已，而且已在现实行动中具体化了。
必须承认，能够达到宽大、忍耐、仁恕这样崇高的高度的人，是为数甚少的。颇为遗憾的是，关于名誉究竟是由什么构成，并没有十分清晰而概括的说明，唯有少数智德卓越之士认识到名誉“并非由于境遇而产生”，而在于各人克尽其本分。蓋因青年在平安无事时所学孟子的话，“欲贵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贵于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贵者，非良贵也。赵孟所贵者，赵孟能贱之。”①到热情行动时却很容易就忘掉了。正如在下面要说到的那样，一般说来，对于侮辱马上就发怒，并且拼死来加以报复。反之，名誉——往往不过是虚荣或世俗的赞赏——则被珍视为人生的至善。唯有名誉，而不是财富或知识，才是青年追求的目标。许多少年在跨越他父亲房子的门槛时，内心就发誓：除非在世上成了名，否则就决不再跨进这个门槛。而许多功名心切的母亲，除非她们的儿子衣锦还乡，否则就拒绝再去见他。为了免于受辱或为了成名，少年武士不辞千辛万苦，甘受肉体的或精神的痛苦的最严酷的考验。他们知道，少年时所获得的名誉将随着年龄而俱增。当围攻大阪的冬季战役时，德川家康的一个小儿子＇纪伊赖宣＇，尽管热心恳求要加入先锋队，却被安置在后卫了。在城池陷落时他非常失望地痛哭起来。一位老臣想尽方法试图安慰他，进谏道：“这次您没有攻城陷阵请不必着急。在您一生之中，这样的事还会有许多次。”纪伊赖宣怒目注视着这位老臣说：“我十三岁的年华难道还会有吗？”如果能得到名誉和声望，就连生命本身也被认为没有价值。因此，只要认为比生命更珍贵，就会极其平静而迅速地舍弃生命。
① 《孟子•；告子上》。——译者
在多么宝贵的生命都可为之牺牲的最贵重不过的事情中，就数忠义。它是把各种封建道德联结成一个匀称的拱门的拱心石。
第九章 忠义
封建道德中的其他各种德行是同其他的伦理体系或其他的阶级的人们所共通的，但这个德行——对长上的服从和忠诚——则构成截然独具的特点，我知道，个人的忠诚是存在于各色各样的种类和境遇的人们之间的道德的纽带——一个小偷集团也要对费金①效忠。然而，只是在武士的名誉训条中，忠诚才获得至高无上的重要性。
① 费金（Fagin），狄更斯《雾都孤儿》中人物，小偷的头头。——译者
黑格尔曾经批评封建臣下的忠诚②，因为它是对个人的义务而不是对国家的义务，所以是建立在不合理的原则之上的羁绊，尽管如此，他的伟大的同胞俾斯麦却认为个人的忠诚是德国人的美德而加以夸耀。俾斯麦夸奖它是有充份的理由的。然而他所夸奖的忠诚，并非因为它是他的祖国，或者任何一国国民或一个民族的专有物，而是由于骑士道这个鲜美果实在封建制度延续最长的国民中间一直保留到最晚的缘故。在美国，据认为“每个人都同他人相等”，并如爱尔兰人附加给它的话那样，“而且更胜于他人”，或许会认为我国国民对君主所感受到的崇高的忠义观念，虽然“在某种界限内是好的”，但是在我国国民中受到那样过甚的鼓励却是不合理的。很久以前孟德斯鸠就慨叹过，在比利牛斯山脉这一侧是正确的事，在另一侧却是谬误的。而最近的德雷弗斯案件，证明了他的话是真理，而且法兰西的正义得不到支持的国界，并不仅是一条比利牛斯山脉而已。同样地。如我国国民所抱有的忠义，在其他国家或许看不到许多赞美它的人。但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的观念是谬误，恐怕却是因为他们把它忘记了，或许是因为我们把它发展到了在任何其他国家都未曾到达过的高度。在中国，儒教把对父母的服从作为人们的首要义务，而在日本却是把忠放在首位，格里菲斯的这种论述是完全正确的①，我不顾会遭到善良读者厌恶的危险，来叙述一个如同莎士比亚所说的，“在故事中留下了名字”的，“同式微的君主共艰苦”的人。
② 见黑格尔《历史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