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汀画传-第7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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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情绪突然减弱，觉得干枯的河床，根子已经枯朽大半的核桃树，土砖封门的故宅，都很难看。刚宜满有兴致地去看自己出生的房子，他却坐在门前良久、良久。有个小辈的亲属来探望他，他无故地发了几句脾气。
只能吃到鲤鱼，而吃不到沙勾鱼。故乡的小鱼更牵动他。他不应当这样对待好心来看他的人。他不是备了礼物，要送给当年保护过他的那些家庭吗？到过睢水中心校就可以了，那是玉颀常年工作过的地方，操场上有她的足迹，预备室有她的身影，不要去山上读她的碑文了。她知道我已经来了，来看过她就行了。让苦竹庵萧业贵的儿子萧鸿发带走这包礼品。不要忘掉到刘家沟，见到房东邱廷珍大娘替我问好。板栗园的吴瑞卿的老伴还在，他们的女儿该是四十岁的人了。他躺在睢水纸厂的一个小房间里休息，内心不能平静。
刚宜代表他去板栗园探望吴瑞卿的妻子李芳琼。李已重病不起。刚宜本来与他们说好，不必来睢水了，还是在家侍候病吧，等吉普车返回纸厂，李的女儿吴国琼坐在儿子的自行车后，提着一篮新鲜又新鲜的鸡蛋也赶到了。他从休息室出来，握住吴国琼的手，第一句便问：“你母亲好吗？”
刚宜他们很着急，怕沙汀知道李芳琼生病，会不好受。谁知吴国琼含着热泪答道：“好！很好！谢谢杨伯伯的关心。”“娃娃长成人了！”他指着一旁的小伙子。
“是呵！1956年你来看妈妈，我才九岁。记得你送我一支钢笔，还要我好好学习。”
母子俩一直把他送上车。吴国琼始终没有透露母亲病重的消息，只是止不住用手绢擦脸。轿车启动了，儿子抓住车门，把头伸进车子，还在喊：“杨爷爷保重！”
“杨爷爷多多保重！”
这就是故里乡亲的朴素情谊。人民，是他文学的母亲。
他坐在车上，疲乏而兴奋。他算是个好的作家吗？他的作品能面对人民无愧吗？他将永远告别红石滩，也永远留在红石滩了。
返回成都的路上，他访问安县养猪、制面粉的专业户，参观绵阳的“乡村冠生园”，会见“古凉粉”其人，赴德阳观光天元乡段家坝农民新村。中国目前的改革，是从农村广袤的土地上首先兴起的，他密切注视着它的每一变动。在北京，他剪过一些报导农村的报纸，特别是四川的。这次绵阳市安排王达安一家从三台赶到这里来见他。他把老朋友留了整整一天。招待他吃饭，上下午谈个不停。除了“文革”动乱，更主要的是谈今日的尊胜，谈改革形势下农民与土地的新型关系。
他是在搜集写作材料吗？前两年，他有写农村改革的动机，还为自己不能到尊胜、烈面了解新时期的农村而感缺憾。
现在他承认，这已经不是他这一代作家能做的事了。他今天到了尊胜的门口，仅仅因为有一段公路路面破损，只好让王达安跑来看他。他确实衰老了，勇气也不够。攀上睢水玉洞山去看玉颀的勇气就不够。身在绵阳，刚俊陪他往返安县，明明知道李增峨就在这个城市里，近在咫尺，也没有勇气去看她。她一定也垂垂老矣。像朋友一样对待与自己终止了婚姻关系的女人，这也只有下一代的青年才能做到。对他来说，太难了。
他的使命是写红石滩土地的昨天。他完成了这个使命。做为作家，他没有太多的个人天才，他是时代的天才。风云际会，他有幸成为一个最早的忠诚的左翼文人，现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小说家，把中国宗法农村的没落、农业文明的终结，与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之交的世界文学模式完好结合的作家。他的艺术生命在故乡，源于川西北，终止于川西北。他是个有强烈乡土意识、社会意识和造型意识的四川地方志的形象叙述者。
做为一个人，他浑身浸透川味。诚实，容易急躁，感情丰富，含秀于内，过于琐细、凝重。他解剖过自己，多少还有些世故，因为社会阅历过早、过深。
他的一个孙子，有一天把他和巴金做横向比较，说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巴爷爷从来就是青年，而爷爷从来就是一个老人！
那是说他刻板、冷峻、不洒脱，太刻事求全。他多么愿意把他内在的热力献给这个孙儿，但是他知道，他注定不是奔腾喷溅的瀑布，他只是家乡一块生长红苕的坡地，一块默默的与大山相连的土地！
对待那个人人都要来临的归宿，他在日记里抄录了一段罗素的话：
作为一个老人，已经懂得了什么是人生的快乐和痛苦，做了一切力所能及的工作，再担心死亡，太可笑了。
……最好的方法，是逐渐使你的利益变得广泛，使之超出自我的范围，直到束缚自我的障碍一点一点消失，这样就会与宇宙共存了。①他不是超人、哲人。想超越又无法全部超越，是每个凡人都具有的矛盾性。但他觉得罗素的思想能纯净自己，升华自己，是崇高的。
他究竟来自一个讲究实际的民族和它的土地。写完《红石滩》，他还有辛勤笔耕，撰写另外的回忆录，整理笔记。谁知道呢，也许有一天他九十岁又捧出一本新写的书。他不会忘记有一次与巴金见面，谈起几个熟悉的名人太讲究营养、太讲究保健，打个喷嚏也要住进医院，巴金听了一笑说：“如果什么事也不作，活着又有什么意思呢？”
他感受到一种天外的呼唤，心在应和：就做一块年年生长庄稼的川西北的红土地吧！做红土地吧！
沙汀传……后记
后记
午夜12时与明日的一时之交，是个奇妙的时间。它可以被称为零时，好像是于天地之间，无所依属，又似乎同一切都有关联：过去、未来。1989年新年的钟声刚过不久，就在这样一个时刻，我写完了这本传记的最后一个字。
我没感到有什么轻松。断断续续的一年时间，加上搜集材料，连在一起有了三年光阴，涂了这样一本语不惊人的东西，实在也抖不起来。
如果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写沙汀，我只能回答，因为我爱读沙汀。如果有人再问我，为什么一定要给一个健在的、并非超一流的作家写传，回答也不复杂，就因为他健在，他并非超一流。
传记面对逝去的一切人、事。应当尊重历史，言之凿凿。但是逝者如斯夫，尽管是已经流逝的史迹，它仍然处于永久的“变动”之中。传记并非绝然建筑在对象物的凝固不动上面的。多少年来我们已经不习惯诉说一个鲜活的人，表面是要待盖棺论定（即凝固），或许正想随心所欲地打扮历史。当然，现在多半又鉴于传主及传主的同辈人俱在，怕受多方的掣肘，“为尊者讳”，而不易发表创见。即便别人不干预，自己都会疑心生暗鬼，习惯成自然地如履薄冰，小心翼翼。在中国这样一种人文环境下，发表纪实性文字，说不定半空里会落下什么责难、挑剔，要说写一本见血见肉的传记，谈何容易！
但正因如此，就更应该多写今人，多写后人，除了写伟人，也多写非伟人，写一切有价值的人，让历史摆脱僵直，摆脱“钦定”、“官办”、“经院”的樊篱，走向多元，走向人间。
那么，面对几千年的历史传统和一秒钟前的人物行为方式、感情心态，一个传记作者的态度只能是开放的、科学的和现代的。我追求今人对永不停止的历史运动的充分理解。我期望能与历史“对讲”。
这包括让沙汀和他的同时代人“原原本本”地表现，也允许我“平等”地解释他们。我是不是做到了此点，有白纸黑字在，我听候裁决。
我要感谢沙老。他不顾年老多病之身，与我谈过数十个小时的话，无保留地向我提供了许多第一手的材料。特别是允我读他劫后残余的笔记、日记，有的是未经发表的。但是，他坚决地表示，不读我传记原稿的任何一个字！我懂得他的意思，他是要解放我，放我到一个宽阔的去处，不受更多的阻碍。为此甚或可能付出一定的代价，比如某些细节未能得到权威性的纠正。不过，为了更好地保证历史“对讲”的确立，权衡得失，可能还是值得的。
从全书“对讲”的结构出发，除了引文，我采用了不少沙汀本人及其师友亲朋的口头材料。我要向他们表示谢忱。这些材料，大部分是我面对面访问得来，少部分是别人搜集形成笔录，由沙汀转交我的。本来可以将这些材料一一请本人审核，形成被认可的文字。但我从沙汀的不读原稿得到启示，认为可以不把这副“枷锁”套在别人头上。所以，我要说明：这里所有的讲述文字均未经原口述者审阅。这是讲述者的话，经过我的头脑和记录反映出来的，似包含了主、客双方。它们都没有发表过。
我本质上是个文学研究者。这本传记仍是按学术性传记的目标来写的，不是文学创作，几乎没有什么虚构的成分。只是想要尽量靠近研究对象和我自己，设置了贯穿到底的传主和笔者的对话，来沟通这两者。这传主的对答才是我唯一的虚拟文字。至于沙汀以外的同时代人，他们是按照与沙汀的人生重合的那一部分，进入传记的。所以，根本不存在什么全面的表现和全面的评价。如果与沙汀的交往，正好显出他们的优长处，或偏偏把他们的缺欠处露得过大，它们都是同等地属于局部，属于偶然。我都要深深地致歉。只有我，应当对全部的传记文字负责。
我感谢向我提供宝贵传记资料的各位前辈与同辈。先后接待我的有：复衍、艾芜、吴组湘、卞之琳、苏灵扬、张秀熟、萧崇素、约瑟、胡甫臣、李眉、王苹、葛一虹、郑瑛、常苏民、李累、周克芹、郭付仁、洪钟、徐文耀、束沛德等。四川省作协罗湘浦替我筹划在川访问的事宜。杨刚俊、邓仪中陪同我访问了沙汀故乡，受到安县上下的亲切接待。重庆市文联王觉引我寻访张家花园六十五号“文协”原址，郭福田不辞辛苦陪我查访南温泉桃子沟、铜元局华裕农场。上海宋永毅等助我寻觅德恩里、天祥里等沙汀在沪的住址。感谢多次对我的调查给予支持的杨刚虹、向时文夫妇，杨礼、曹秀清夫妇，还有秦友甦。感谢在我的传记形成过程中给过我帮助的所有的人。感谢他们的厚爱。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鼓励传记写作，在目前出版业困难的景况下，显出出版家的胸襟气度。文艺室的编辑几年如一日地对我保持信心，我深表敬意。
我的背后永远有北京大学我的导师、学友投来的亲切目光。
说到底，我并不是写沙汀传的最理想的作者。我仅仅读过他的全部作品，作过一点研究，加上我对蜀地的一份亲情。可我不是川人，不会说川话，对于川西北的乡土民情风俗只一知半解，这对我是个太大的限制，使我对沙汀的认识，总嫌不深。而且论文写惯了，驾驭叙述性文字总不漂亮。我想，到应当淘汰这本传记的时候，它自然就被淘汰，应当毫不可惜。
我期待来日，期待来哲。
作者
1989年2月20日是日元宵，月全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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