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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章

益往直前-第55章

小说: 益往直前 字数: 每页3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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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寿终正寝的一天。当然,这里说的大多是专题性和文艺性的节目。作为新闻节目而言,世界的变化日新月异,每天都不一样,大不了就是换一个名称,大不了今天叫“子夜”,明天叫“午夜”,后天叫“深夜”,换汤不换药,重在新闻本身。但是最近这十年,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似乎进入了一个怪圈。一个栏目办上一段时间,就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被停掉。有时候是因为大环境改变了,就随之发生了变化;有时候又因为收视率不好,被要求改版、整顿直至停播;也有的时候是潮流变了,口味变了(不一定是观众口味变了),所以被调整。
    《世界》栏目的诞生,是因为《东方时空》被认为已经落伍,需要破旧立新。前《东方时空》的制片人之一时间,调头成立了一个东方时空工作室,改版了《东方时空》,并应运而生了一些子栏目,《世界》就是其中一个。我当时担任了《世界》栏目的制片人工作,《世界》是一档周播的专题节目,主要总结一周来世界范围内一些重大有意思的事,有点像现在康辉主持的《世界周刊》。
    干了两年,东方时空工作室因故被撤销了,《东方时空》又被改版了,《世界》也就没法存在了。于是,我们又重打鼓另开张,开办了《国际观察》,一度也办得非常好,很火,收视率比现在四套的《今日关注》还要好。我们那时用了很多新手法,越洋采访,双视窗,包括现在的三视窗,主持人在中间,两边是嘉宾,同时连线两路甚至三路的记者。《国际观察》是当时央视新闻节目第一个以直播形式播出的新闻专栏,那时我们经常报道的是一些突发事件,反应迅速,反响也很好。后来我们又开办了《高端访问》,也是很受欢迎。
    《高端访问》被撤销之后,虽然我还在主持《环球视线》,但渐渐地,我听到一种声音:“水均益去哪儿了?”甚至有人怀疑我是不是被央视“封杀”了,或者辞职不干了。
    其实,我还在央视,还在主持台上,只不过,仅仅隔三岔五晚上十点半在新闻频道露一脸。我倒没有想混日子,遇到重大新闻、突发事件还会热血沸腾、摩拳擦掌,就像2013年年初的伊拉克战争十周年报道一样。但就像白岩松写陈虻那样,这些年,我的热情和沸腾“变现的越来越少,郁积的越来越多”。我也时常反省自己,是不是老了,当年的激情不在了,贪图安逸了?对于一个到了知天命年纪的人来说,这可能是难免的。但内心里,我一直保留着二十年前怀有的那个愿望——干新闻一直干到老!这一点从来都没有变。
    这些年电视台内部动荡不断,我理解这是成熟过程中必然伴有的阵痛。但我个人感觉,这些阵痛未免显得过于频繁。很多突如其来的变化,今天东一榔头,明天西一棒子,让我们作为基层的一分子无所适从。今天是“国际大台”,明天又要“新闻立台”;一阵子要锐意创新,追求前卫,一阵子要严守底线狠抓导向,再一阵子又来了末尾淘汰,惟“收视率”至上。
    我不认为收视率一定是万恶之源,但它充其量只能作为一个参考。这些年来,收视率就有点像中国各地的GDP指标,让央视的很多栏目畸形发展,也让很多制片人和编辑记者背负着沉重的负担。因为如果收视率不达标,过不了多久,栏目就要整改,整改了还不达标,就要被取消。这也造成了一些优秀栏目的下马,其中就包括崔永元的栏目。
    在我看来,收视率本身没有问题,因为毕竟它是一个硬指标,达到指标,自然表明这个栏目的状态不错。任何一个单位都要奖勤罚劣,也要鼓励先进,无可厚非。但是,收视率的考评,一定要有科学的方法和衡量标准,而不是简单地“一刀切”。
    现在的央视频道繁多,我都数不清楚有多少个,反正几十个频道是有的,加上公共的、收费的和有线的,各个频道的栏目就更不计其数了。我估计央视内部人都数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个栏目。这些栏目千差万别,有各自的播出时段,有不同的观众群体,节目形态的本身,形形色色各不相同。如果仅靠一个千篇一律的尺度,是没有办法科学、合理和公平地衡量一个栏目的。
    据我所知,央视的收视率依据,是一个叫作索福瑞的法国公司所做的调查,样本采集以及收视分析,本身就存在着一定的不科学性。首先,我们的样本最早也就千把个,后来扩展到了几千个。我不是搞统计学的,但我粗浅地调研一下,发现国外的盖洛普这样的调查机构,他们的样本不会这么少。作为堂堂的中央电视台,面对上亿观众,样本只有区区的四五千个,而且地区、城乡分布不尽合理,所反映数据的科学性和可靠性就存疑。其次,索福瑞的模板据说至少是50年前的模板,就是所谓的“一家一屏”,而今天中国人收看电视的方式早已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不仅是一家多屏,更是多屏幕多渠道,手机网络连电梯间都可以收看电视,50年前的模板,如何来反映这种变化和多样性呢?
    《高端访问》是一档周播大型国际人物访谈栏目,它为中国电视观众深入了解国际风云人物提供了一个窗口,也为国际风云人物走进中国的千家万户提供了一个平台。《高端访问》不是“政治高端访问”,以敏锐的新闻触角,全面捕捉世界风云人物,为国际化进程中的中国人打开一扇窗、搭建一座平台,才是节目的目标。“新闻+新知”是《高端访问》的真正诉求。
    “水均益上哪儿去了?”水均益还在央视。这些年,我随着节目的起伏在起伏,随着电视台的变化在变化,有时会感到彷徨、迷惘,甚至无奈。观众觉得我们风风光光在台前,其实我们为了每一期节目都伤透脑筋,甚至于像小崔那样,经常有抑郁、失眠的情况发生。作为央视的一员,要在这当中拼出一片天地,的确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要爬雪山,过草地,历尽艰难。所以现在想一想,我今天还有栏目在播出,有栏目去主持,还能在中央电视台的大舞台上扮演一个角色,已经算是运气上佳了。
    8.夜总会风波
    那件事,我将其归为“心中的痛”,在一段时间里,它对我而言的确是一种痛苦,是我人生遇到的一个大坎儿。倒不是说这件事本身有什么过不去的,而是它引发了我对自身和所谓名利的反思。在事情发生的时候,我由于不愿理会炒作和担心更大负面影响的顾虑,而选择了沉默。后来,媒体采访我也好,一些场合偶尔提及也好,我都不愿多说,不想回应。但我觉得现在是时候将它原原本本地还原一下,也算不上什么澄清,就是给自己内心一个交代吧。
    那是2004年5月,我从伊拉克回来刚一年,经历了最大的赞美和最汹涌的诋毁,内心有许多遗憾、委屈和不甘。回来之后,当我把锁在办公室抽屉里的“遗书”撕掉后,有了一种捡回一条命,重获新生的感觉。我忽然觉得,应该活得更洒脱一些,超越一些。于是,我对自己的约束也多多少少有些放松,在某些场合有意无意地“放纵”自己。
    比如说,跟朋友聚会的时候,我会选择多喝两杯,有时候甚至喝得酩酊大醉。我算是个想得开的人,但也会有纠结的时候。生活里各种烦心事,工作上压力山大,我也会突然有那么一刻,像是钻进了牛角尖,所以也想找朋友聊天,借酒消愁,排解内心的五味杂陈。这就是我当时的心态。
    5月,春暖花开之际,我准备出差去杭州参加一个世界园林的高端会议,约访联合国人居署的官员和几位世界级的园林设计大师。临行前一晚,我参加了一个朋友聚会,吃饭时喝了点酒。因为第二天早上要赶飞机,所以我想就近住在办公室。
    正在吃饭的时候,一个甘肃老乡联系我,说老家来了朋友要见见我。我说,我明天要出差,现在还在聚会,没有时间。这位老乡是画国画的,在北京的艺术圈里小有名气。他说,这两个老家的朋友大老远赶来,也没什么事,就是特别崇拜我,想见见我,稍微晚一点也行。我也不好再拒绝,就答应说,晚一点,等朋友聚会结束之后,我们找个离中央电视台近一点的地方,坐下来聊聊。
    他们选的地方,在航天桥附近一个酒店的夜总会,可以唱歌也可以喝酒。我这边朋友聚会散得晚,10点多结束后,我就往他们那边赶,到的时候已经差不多11点了。我和一个新华社的朋友,加上三个甘肃老乡,一共五个人,要了点水果,还点了酒。我本来说刚喝过了,就别再喝了吧。他们说,要不再喝点啤酒吧。我也不好再扫兴了。
    那天喝的啤酒,都是小瓶的喜力。他们先要了一打,喝完后又要了一打,大家慢慢喝着聊着,谈天说地,不知不觉就过去了两个多小时,到了快凌晨1点的时候,差不多尽兴了,就说结账走吧。
    那天是一位做土特产生意的老乡请客,服务员拿着单子来结账时,他一看单子就说:“你们怎么收费的,怎么这么贵呀?”那服务员说:“我们这儿有最低消费。”他有些不理解:“再怎么最低消费,我们就点了两个果盘,24瓶小啤酒啊。”我凑过去一看,好像是五千八还是六千八,的确是贵得有点离谱了。
    那位老乡很为难,也有点生气,虽然外地人来北京,对于挨宰这件事多少有点思想准备,但挨这么狠一刀,心里肯定有点难以接受。我那天其实并没喝多,人还算清醒,就是多少有点小兴奋。刚开始我并没有接这茬,但那位画画的老乡很生气:“你得说清楚,账单拿来看一下。”一笔一笔看过后他说:“不对啊,这啤酒怎么这么贵啊,一瓶快100块了,在哪儿也没有这么贵的价钱。就算你是夜总会,我们只是唱歌喝酒,也没干别的,你收这么贵没道理。”那个服务员小伙子也很为难,只说单子上就是这样。我那老乡就说:“不行,把你们管事的叫来,这事得说一下。”
    小伙子出去了,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来了一个经理模样的年轻人,我老乡跟他理论说,这账不对,有点宰人。那小经理就说,我们这儿是五星级酒店。一开始还都在解释,但是说着说着,也就有点不太客气了,因为西北人说话比较直,激动起来也有点骂骂咧咧的。那位小经理觉得有点受到了侮辱,就说:“你不能骂人啊。”我们这老乡气也上来了,说:“什么时候骂你了?我就跟你说这个事。”一不留神,有些国骂色彩的词儿就出来了。
    我本来没有参与争论,但那个小经理说了一句:“你们喝得起就喝,跑到五星级饭店那不就这个价嘛。”我一听这话就有点生气,一拍前面的茶几,骂了那小伙子一句:“你什么狗屁经理,客人跟你理论,有你这么跟客人说话的吗?什么叫消费得起,五星级就成了你宰客人的借口了,成了你宰客人的幌子了?你收费这么高,拿到物价局能批吗?说难听点,曝一下光你这受得了吗?这收费标准你得说清楚啊!”那位小经理可能情绪不好,一直是一副很不屑的表情,我看他那样,也愈发觉得生气。
    当然,在那种昏暗的灯光下,我所见所感未必准确,但那时的确觉得很没面子,有些火冒三丈,我的老乡千里迢迢跑过来,等了我那么久,请我喝顿酒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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