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往直前-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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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带着关于这场危机的许多疑问，到了法国。美丽的影城戛纳，20国首脑齐聚这座小城，安保之严格可想而知。我们联系了尼斯市的市长，这次G20的主要单位作为采访对象，还策划了几个很有意思的专题。比如采访一家很有特色的酒店，透视在“欧债危机”之下，酒店服务业的现状；采访救济机构，想了解失业救助的情况，以此折射出“欧债危机”的真相等等。当然，还有当地的普通老百姓，以及和峰会主题相关的一些采访，包括中国代表团的一些成员，比如当时财政部的副部长朱光耀、著名学者樊纲等。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还意外收获了一个重要采访。到达法国之后，台里的主编打电话告诉我，比尔·盖茨的“比尔和梅琳达基金会”，通过北京办事处找到我们栏目，点名找我：“听说水记者到了法国戛纳，我们的主席比尔·盖茨也要参加G20峰会，希望在峰会期间接受一次水先生的采访。”
G20峰会上，与比尔·盖茨合影。在戛纳采访G20峰会时，比尔·盖茨点名要求我采访，这让我十分惊喜的同时深深感受到了在国际新闻战场上，中国媒体的地位日渐提升；也说明了中国的市场在国际市场中开始占据重要地位。
从上世纪90年代末到现在，我前前后后采访过比尔·盖茨四五次，每一次他的团队都非常配合，但像这样从美国致电到北京，再越洋指挥到戛纳，点名要接受我采访的情况，还是第一次。一方面可能是经过多次交流，比尔·盖茨对我建立了信任，另一方面他可能也很希望在中央电视台的平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这使我联想起2000年在加沙采访阿拉法特时的一件事。在采访之前，阿拉法特的秘书说主席还有一点事务要处理一下，让我们在秘书的办公室先等一等。我没事就站在那儿四处打量，看到文件柜的格子里，放着很多文件夹和录像带，标签上写着：《纽约时报》采访复印件、CNN采访资料、BBC采访资料之类，显示了他们对于国际媒体的重视。在此之前，我已采访过阿拉法特五次，便想找找有没有我们CCTV的资料，可瞪起眼睛搜寻了半天也没发现。
我跟那位秘书开玩笑说：“我们CCTV也采访过阿拉法特主席，怎么没有我们的资料呢？”
秘书有些尴尬，说：“CCTV不常来我们这儿啊，我们的主席很愿意接受你们采访。”
我立刻说：“不行，这次采访完之后，我一定要给你一盘录像带。中国的新闻媒体现在越来越关心国际大事，我们也很关心巴勒斯坦的事业，你的书架上一定要有我们CCTV的标识！”
这个细节令我颇为感慨，虽然当时CCTV的采编手段和视野都趋向广袤多元，但是在整个国际上，特别是与西方媒体相比，我们还没拥有足够的话语权，就连我们多年给予支持和援助的那些国家，也并不关注中国会怎么想、中国会怎么说，他们更关注的是西方媒体对他们的评价，也更愿意向西方媒体传达他们的声音。而这些年，随着中国的综合国力逐渐增强，中国的国际地位在逐步提升，西方的政治家和企业家们，也越来越重视中国的市场，越来越注意与中国的沟通，开始主动向中国的媒体发声了。
我们到达戛纳之后，按照之前的设定，开始一系列的采访。但是随着采访的深入，我逐渐意识到，此前的命题根本是个伪命题。我们总在新闻里看到，德国的默克尔总理，法国的萨科齐总统，以及欧洲各国领导人都发出各种紧急呼吁，希腊的危机又愈演愈烈，几近沸点。媒体上也是连篇累牍，各种渲染，所以我们简单地认为，欧洲出事了！就像美国三四十年代经济大萧条的时候，欧洲的民众们现在应该过得很糟糕，民不聊生，一片萧条。但是到了戛纳之后，我们发现完全不是这样。
我们一路从巴黎赶过来，所看到的景象，并没有被“危机”笼罩的感觉。作为旅游城市的戛纳，依然有着繁华的大街，穿梭不停的人流，热闹的海滩，爆满的饭店和酒吧。法国人，还有欧洲其他国家来度假的人，在这里尽情地享受着阳光、沙滩、海水浴。他们的欢歌笑语中，根本看不到任何危机的阴影。
我们采访尼斯市市长时，尽管他也谈到了欧债危机，谈到经济受到的影响，但是他更多谈到的是如何跟中国有更多合作。他雄心勃勃地向我列举了尼斯市未来跟中国合作的举措，比如要有多少个新的旅游路线，有多少新的娱乐设施要开业等。完全不像是揭不开锅的状况，而是一心想着如何消遣和娱乐。
后来，我们又去了一个慈善救济中心。在欧洲国家，救济中心非常普遍，有官办的，也有民间爱心人士办的。法国最著名的“大食堂计划”，也叫“爱心餐厅”，就是给那些失业、无家可归、吃不饱饭的人，提供热的饭菜，主要是由一些民间慈善机构和爱心人士推动的。我们这次去采访的，就是一个半宫方的爱心慈善机构。
车开了很久，最后停在一个静谧的别墅区，法国南部的一个救济中心。那是个优美的院子，前后都是小花园，一个老太太在那里负责，还有两三个工作人员。我进去之后的第一感觉是，那不像是我们红十字会之类慈善机构的办公室，恍惚间，我觉得好像到了当地的家庭里做客。经过采访，我们了解到这个机构，大概有十几万的服务对象，既有提供食物用度的救助计划，也有按照国家制度发放救济金的计划。
但是在采访的时候，我心里就一直在犯嘀咕，跟国内的情况一对比，觉得这哪里叫慈善救济啊，简直也太大方了吧！他们所救济的对象，不是那种丧失了工作能力，或是失业后完全找不到工作的人，更多的是一周工作时间达不到法律规定的人，假如，法定一周工作二十个小时，但有些人一周只能工作三四个小时，那他就属于救助对象。就算有人只是觉得最近懒得上班了，给自己放三个月假，他也同样属于救济对象。
法国的人均工资，好一点的是五六万欧元一年，一般人也有一两万欧元，一个月平均一两千欧元。而他们的救济款标准就是补足到平均水平。如果完全失业没有任何收入的话，政府也不用核算了，直接每月发现金600欧元，而且你还可以参加各种慈善救助项目。比如说爱心食堂，经过严格审核，如果能证明你确实没饭吃，你就可以天天上爱心食堂吃饭。还有些项目，每天会给你送半成品，就是做得差不多的披萨，你只需要用锡纸包上，在微波炉里一热就可以吃了。
采访回来的路上，我和同事们一直在感慨：一个人什么工作都不做，每个月能拿到相当于人民币6000多元的收入，而且还管吃管喝，这哪里叫失业啊！这样的救助也太奢侈了！
欧债危机时，我在法国街头采访。我一边问着“你幸福吗”这种话，一边试图从当地老百姓脸上看到经济缩水之后的不满情绪。但出人意料的是，大家表现出来的情绪很平和。法国老百姓的生活，在欧债危机的大背景下依然稳定、富足。
经历了这一站采访后，我们就有点晕乎了。之前那个闭门造车的“危机”主题，完全是被误导了。我们所见所闻，也都与之相去甚远。有时候，我们采访得晚了，来不及赶回酒店，也会在马路边，海边的餐厅顺便吃个饭。海边的餐馆一个挨着一个，很长一排，生意都爆好，每次去都要等上半小时到一小时。餐厅里，欧洲人照样衣着光鲜，品着红酒吃着海鲜，每个人脸上都是地中海阳光一般的灿烂笑容，危机？失业？沮丧？交不起房租？还是算了吧！
虽然我们都隐约觉得，可能是有所误会。但我们的编导很执着，觉得有了方案，就要按部就班去执行。他就站在我身边，看到合适的人，不断地催促我去采访。有一次，他看中一对带着小孩的夫妇在沙滩上玩耍，就推我过去问人家。
我绞尽脑汁地找话题，问他们是从哪儿来的，人家回答：“从法国北部城市来的。”“带着孩子来干吗？”“度假。”“你们现在生活得怎么样？”“还可以吧，我们一个是大学老师，一个是律师，工作也不错。”我还想尽一切办法诱导式提问说：“欧债危机对你们有什么样的影响吗？”人家想了半天说：“没有什么明确的影响，因为目前看不清未来局势，所以我们在孩子教育，还有些大笔支出上会谨慎一些。”
采访完了，编导不满意，觉得不对路子，催我再去找人，我很无奈地喊：“哪有这样的，这不是先入为主吗？”但是没办法，拗不过执着的编导，又找到一个老人家，看上去乐呵呵的。我问他：“怎么样啊，您现在的生活？”他还是乐呵呵的：“我们法国人很乐观，没有问题。”我又来：“那欧债危机……”他抢白说：“欧债危机那是政治家的事，是萨科奇总统的问题，萨科奇是个大笨蛋，他不会弄经济。”我硬着头皮再问：“那您自己的生活有什么问题吗？”他笑着说：“我没什么问题。”
无数次得到这种答复后，我们的编导也开始意识到，错了，这种先入为主，戴着有色眼镜的采访是错的。于是，我们马上调整方向，开始采访揭秘“所谓的‘欧债危机’下，欧洲人的真实生活”。
在G20峰会开始之前，我们听到一种很强烈的声音：希望中国来出手救欧洲！但由于我们前期做了大量采访，已经意识到“欧债危机”的迷惑性，所以我在节目和报道中，一直大声疾呼：首先，“欧债危机”本身可能是个伪命题，说欧债危机让整个欧盟、整个欧元区、所有欧洲国家日子过不下去了，完全是笑话！让中国救欧洲，更是个笑话！
虽然我们不是经济学家，玩不转数据，但是我们有大量实地采访后的直观感受。专家学者宣扬的所谓“主权债务危机”，让很多人误解，认为这是一种会影响到老百姓民生的危机，会以为很多欧洲人垂头丧气，看不到未来，生活得非常窘迫。这完全与事实大相径庭。
以一个新闻记者的眼光，我认为，欧洲所谓的危机，实际上是“打肿脸充胖子”的结果。作为世界上最发达最富有的地区，欧洲一些富国的福利待遇世界闻名。从出生到死亡，所有的事国家都会负责。而希腊这样一些相对没那么富有的欧洲国家，在欧元区统一市场的背景下，进入了欧盟。很多学者分析说：当希腊等国刚加入欧盟时，其国民生活水平完全和德国、法国差距巨大，但按照欧盟标准，大家要一视同仁。于是这些国家就借债致富，强行提高国民福利，一段时间后突然发现：政府没钱了！所以用一句俗话形容“欧债危机”，就是“国穷民富”，国家破产又如何，老百姓依然夜夜笙歌，不知道过得多happy！
后来，我在采访比尔·盖茨时，也提到了这一点，我问他：“你觉得欧债危机对欧洲有什么影响？”比尔·盖茨的观点也是：“欧洲一些国家太冒进，像希腊、匈牙利、罗马尼亚、西班牙这些国家，过早效仿法国和德国等富国，去贪图享受高福利，推行高福利政策，使得国家负债累累；对于老百姓来讲，其实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