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往直前-第3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些波澜，比如我们的渔船在钓鱼岛附近被扣，船长被抓，日本首相又在历史问题上有一些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言行，包括去参拜靖国神社等等，所以，我们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还颇受关注。
会议是在钓鱼台国宾馆开幕，日方首席委员西室泰三是东京证券交易所会长，在日本政界也很有影响力，进入分组讨论后，唐国委临时给我安排了一个任务：从媒体人、新闻报道的角度，谈一谈未来怎么样搞好中日关系。
唐国委是个非常谦逊的人，对人很和善，他第一次见我的时候，直接叫我“老水”，其他的委员都说：“国委，他应该叫小水。”唐国委却说：“老水、水大记者，是我们这一届委员会的秘密武器，是我们的眼睛、耳目，通过他的嘴，他的节目，能够让我们这一届委员会在媒体报道上更为便捷。”
话语中显然在高抬我，让我有点受宠若惊。我当然也做了一些准备，对中日民间的相互交流，以及媒体、舆论上的问题做了一些梳理，我的感觉是，中日双方相互的好感度很低，甚至与1998年我写《日本，听我对你说》时相比都有所退步，很令人担忧。
日方的十名委员里，也有来自各行各业的人物，有NHK的著名主播国谷裕子，著名作家井田次郎，还有一个宇航员，跟着美国的航天飞机去过太空，叫作毛利卫，名字跟我们的杨利伟还有点像。
会议开幕当天，双方委员各自发言。日方有一位长谷川真理子教授，是研究历史、人类演化的专家。她在发言时，一下子就把时间跨度扯到了80万年前，讲人类的祖先是怎么回事，经过一代代迁徙，到了十几万年前，内容特别虚幻，似乎跟中日关系没有什么直接联系。
紧接着发言的，是日本的宇航员毛利卫，这哥们儿又结合他上天的经历，开始从宇宙谈起了，宇宙有多么广袤浩大，有银河系，有太阳系等等，随即谈到了人类环境有多么珍贵，感觉就是顾左右而言他，没在说跟中日关系有关的事情。
听了几位日方委员的发言后，我有一个感受，日方的委员们在尽量回避中日关系中，一些实实在在的问题。就算历史问题避开不谈，哪怕谈谈如何搞好民间交流，东海油气田的开发问题，包括日本对中国游客签证限制等一些实在的问题也好啊。但是，感觉他们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识，不谈时事，不谈问题，谈天谈地谈人类。
倒是我们中方几个委员，发言还算切中要害。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的副院长刘江永，是我做节目时经常采访的嘉宾，也是日本问题的专家。他就慷慨陈词，说中日之间这些年由“政冷经热”到“政冷经也冷”，再到“破冰之旅”，“暖春之旅”这些节点，然后又有中日渔船事件，发展到现在的这样程度，有一些什么样的言论开始出现。根据这样的情况，他提出了一系列观点和建议，说第二年就是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中日双方应该搞一系列的活动来纪念，将中日关系扳回正轨。其他的委员，也纷纷提了一些很有意义的建议。
并非中方的委员比日方委员要高明，只是在这个环境里，似乎中方更积极一些，真诚一些，不像日方那么闪烁其词。小提琴家薛伟讲了很多他去日本演出的故事，他和日本听众的互动，让我们感到很温暖。作家铁凝讲了她小时候的一个经历，她奶奶说过的一些日本的故事，也很动人，但是日方好像没有同样热情地回应，让我觉得有些失落。
不管怎么说，第一次会议总的来讲，气氛还是不错的。会议的闭幕式是在扬州举行的，那时正好是三月份，所谓烟花三月下扬州，闭幕式后，作为东道主，晚上中方在扬州国宾馆的宴会厅里请日方委员吃饭，宴会期间还专门安排中方委员做表演，我客串主持，大家互相倾诉中日之间的友谊，薛伟还专门请了他的搭档一起，做了现场的表演。当时大家的感受，用唐国委的话说，有些“动人心弦”。
第一次会议，就在这么一种“动人心弦”的气氛中结束了，双方相约明年再聚。然而从那之后，风云突变，中日关系开始恶化。鸠山由纪夫的政策从所谓的向亚洲看，“重返亚洲”，演变成向美国看，重新一头扎进美国的怀抱，提出了一系列围堵遏制中国的政策。最后发展到，中日在钓鱼岛这个问题上僵持，日方参拜靖国神社，公然对南京大屠杀发表激烈言论，两国关系全面后退，甚至比小泉纯一郎时代还糟糕。特别是钓鱼岛“国有化”，使得两国关系雪上加霜。在这个进程当中，我们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的正常工作，也基本上被迫停止了。
作为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的中方委员，我是“不称职的”。不称职并不是因为我们疏忽懒惰不作为，而是现实的大环境造成的无奈。据我所知，唐家璇和中国外交部的人员，都希望在两国关系困难的情况下，尽量实现委员会一年一次的双方会面。但残酷的现实让双方都有所顾虑。钓鱼岛都被“国有化”了，我们还谈什么“中日友好”？谁也不愿被当成卖国贼啊！
从一个记者的角度，我并不反日。相反，我真心希望两国能做个正常的邻居。在我看来，中日两国不必总说什么一衣带水，源远流长，也不用动辄喊出“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口号。国与国的关系绝非喊点口号，或是签一个联合公报就能保证友好的。中日两国的核心，是这两个国家能不能保持一种正常的国家关系。而从邦交正常化历经40年后，我们面前一个凄凉的现实是，对待中日关系的出发点，中国没变，日本却变了。
日本社会正在向右倾化发展。主导日本的主流社会是全新的一代人，他们出生和成长于战后。那是一个扭曲的时代，他们的国家战败了，美国人主宰了他们的命运，安排了他们所有的生活。这一代人对于那场战争有另一套理解，他们认为，日本当时是为了“大东亚共荣”，是为了解放被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者压迫的亚洲兄弟姐妹。日本当时并非战败，而是看到原子弹的威力之后为了避免民族生灵涂炭做出的明智抉择。
日本问题专家刘江永有一番话让我很有感触。他说：“为什么现在日本突然冒出这么多对于历史胡说八道不着边际的言论，即我们所说的极右势力？其实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此类言论在日本也很盛行，但是经历了邦交正常化这一转折点，两国领导人排除困难，压制了这种右翼思想。然后中日两国开始经贸往来，日本也给中国提供了贷款和贸易机会，看着中国一步步发展起来，日本便出现了以恩人自居的态度。直至今日，很多日本人仍然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是由所谓日元贷款奠定的，中国能有今天离不开日本。反过来他们还会指责说，你们中国现在长大个儿了，发展起来了，就开始刁难日本，这是忘恩负义。而中国在迅速发展的这些年，日本自身却出现了经济低潮，于是当它发现它处于下风时，就开始担心起来，认为中国是它最大的威胁。”
而我们恰恰相反，我们一直延续着田中角荣和周恩来所缔造的，那种中日友好关系的界定。在很多人心目中，包括唐家璇国务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他们内心会觉得，中日友好是几代人用心血培育出来的一种关系，来之不易，需要珍视。简言之，对于中国来讲，你日本曾经侵略了我们，但是我们原谅了你，和你们实现了邦交正常化，在很多问题上我们并不纠缠，但是我们会严守底线。在你不逾越底线的前提下，我们才能继续发展外交关系。
所以，从一个中国人的角度，我对日本却又很反感。虽然，今天的日本社会已经变了，但我感觉日本对中国的态度，在骨子里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他们依然仿佛还停留在甲午战争的时代，认为中国比它矮半头，中国人好欺负，加上他们现在又有美国的保护，于是有恃无恐，钓鱼岛就是明显的例证。
5．钓鱼岛会引发中日战争？
2012年，中日两国围绕着钓鱼岛的争端全面升级。中日之间可能爆发战争的说法也是铺天盖地。
其实，中日两国关于钓鱼岛的主权争议长期存在，只不过，从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之后几十年里，由于两国关系总体发展平稳，这个问题被搁置起来并不显现。即便是两国关系出现困难的时候，主要纠结的还是围绕着那场战争和台湾问题。比如日本对侵略战争的认识和态度问题、参拜靖国神社问题、教科书问题，以及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种种小动作。
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完成的，它的重要性仅次于尼克松访华和中美关系的解冻。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二十年里，虽然我们和广大的亚非拉“穷哥们儿”广交朋友，但我们遭遇了西方世界普遍的封锁、制裁和抵制。那个时候，我们迫切地需要打破西方的“筒子阵”，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在世界更广泛的范围内确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位和合法性。
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国际安全和国际地位出现重大变化。一方面，中苏交恶，毛泽东担心苏联入侵，选择与美国进行接触，中美关系从此解冻；一方面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这两方面为中日关系的改善提供了可能。
2007年，我和《高端访问》节目制片、摄像牟晓松在日本街头采访。我们是多年搭档，外出采访时，总会这样合作。
1971年，中方抓住日本内阁更迭、对华政策调整的契机，采取“以民促官”的民间外交，陆续邀请日本政界人士访华，探索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途径。中方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可谓用尽心思。为争取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进行会谈，中方与日本政界人士沟通阐明中方立场时，就尽量压缩邦交正常化的前提条件，对于当时双方立场差距过大的钓鱼岛主权问题、《日美安保条约》等问题则采取了搁置态度；同时为了争取日方的支持，主动放弃了战争赔偿的要求。而与田中政府进行邦交谈判中，中方又做出了诸多让步。
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日本这个当时西方世界的标志性国家向中国露出了笑脸，北京则以“快刀斩乱麻”的简单化操作，迅速地和这个曾经给中国人民造成深重灾难的邻邦，实现了“邦交正常化”。现在公布的史料和档案都显示，中国政府免除了日本的战争赔款（当时估算是4亿美元左右），换来了日本对新中国（包括台湾）公开的承认，和对当年那场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麻烦”的反省。除此之外，还有在那样一个十年浩劫末期弥足珍贵的大量物质援助，以及后来助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日元无息贷款”。而在这当中，唯独将只有6。5平方公里的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主权争议留给了后代。
当时，为了不让这个一时难于解决的问题成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障碍，周恩来表示：“现在还是不要讨论，地图上又没有标。出了石油就成问题了。”用当时周总理的话说，我们这一代人的智慧如果没法解决这个（钓鱼岛）问题，那就留给下一代、再下一代人吧。尽管如此，中日双方还是搞了一个“君子协定”，即：中日双方谁也不要改变钓鱼岛的当时现状，不派人上岛，不再在岛上修建任何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