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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益往直前-第23章

小说: 益往直前 字数: 每页3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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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含糊,又问了两个问题,一个是问他夫人听到他当总统为何哭了一天,另一个就是让他寄语中国民众,说两句好听的话。随后,我邀请普京总统在朱镕基总理为《焦点访谈》“破戒”题词的那个本子上,帮我们签名,然后全体及分别合影。特别让我们央视驻俄罗斯记者站的两位同事,和他单独来了一张合影。据说,有了和普京的合影,就可以在俄罗斯大地上畅行无阻,起码可以避免被警察无端敲诈。
    四十分钟的采访大功告成,我们心里别提有多舒坦了。从叶利钦那里所受的种种恶气,顿时一扫而光。采访普京初战告捷,使我扭转了对俄罗斯“老毛子”的坏印象。初访普京,让我看到了这位铁腕人物幽默大方的一面。
    对普京另外一次令我印象深刻的采访,是在2004年《高端访问》栏目创立之初。那次的采访远远没有这么顺利,简直可以说是“险象环生”。
    当时,央视新闻频道刚创办一年,需要一些新形态的、稍微有深度的栏目。新闻中心主任李挺找到我,建议我把不定期做的采访外国领导人这种节目,以固定播出的形式,专门成立一个栏目。李挺主任说:“我把名字都给你想好了,就叫《高端访问》。”那时候,“高端”两个字挺时髦的,就像现在的“屌丝”“逆袭”一样。
    我们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办这个栏目。每周固定播出,而且不能够重复,一年下来,52个星期,我得采访52个重量级人物,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不敢说个个都得是总统,但我们也铁了心,将采访对象锁定于国际的高端人物,既包括国家元首,也包括新闻事件中的关键人物,还可以是杰出的科学家、文化人、企业家等等。
    虽然范围很宽泛,但是每年要找来52个人物,难度也是非常大的。所以我当时常常开玩笑说,只有在每个星期天播出的当晚,我才能稍微放松一下。等到星期一早上一睁眼,坏了,又欠中央电视台一期《高端访问》!
    栏目刚创办的时候,我们是全方位出动,四处公关,网罗各种各样的采访对象。基于当时央视的条件,我们大多数时候是在守株待兔,等着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或是重要人物来华,锁定这个人物在华期间的行踪,无论在哪个城市,我们都跟着去;如果实在没办法,我们也可以出国去采访,当然这就很费事。
    2004年9月,突然出现了罕见的采访“撞车”,我们在一个月内,密集地约到了三位重要人物的采访:法国总统希拉克要访问中国,答应在访华之前,在巴黎的爱丽舍宫接受我们的采访,时间是9月底;俄罗斯总统普京,答应在克里姆林宫接受我们的采访,时间是10月9日;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确定于10月10日下午2点钟,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接受我们的采访。
    9月底去巴黎专访希拉克倒好办,但10月9日和10月10日,我要从莫斯科瞬何“穿越”回北京,这是非常冒险的举动。但我们当时对选题很饥渴,绝不放过任何一个采访对象,便想办法设计行程,准备一网捞起这三条大鱼。
    我在巴黎爱丽舍宫与希拉克合影。希拉克一直强烈反对美国的伊拉克战争主张,但他也承认法美关系虽然曾陷于低潮,但美国和法国依然是盟友。希拉克在接受我采访时说,中国和法国一向倡导建立多极化世界,面对全球反恐斗争进入新阶段,中国和法国的共识是:捍卫多极化,强化联合国作用,加强各文明之间的沟通与融洽是反恐的保障,推动和深化国际合作是反恐的关键。
    北京和莫斯科之间单程飞行将近10个小时,当时俄方和我们约定,专访定在当地时间的当天上午12点左右。但以我多年采访政要的经验,晚一到两个小时都是常事。我们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哪怕晚3个小时,我们也来得及赶上国航晚上8点半从莫斯科回北京的航班。莫斯科和北京有大概5个小时时差,也就是说,我们起飞的时间,大概是北京时间次日凌晨1点,我们飞回北京时,大概就是北京时间中午11点。这样,正好能赶上下午2点对安南的采访。
    这趟行程不容许有半点闪失。因为采访这些政府首脑,一旦确定时间,想要改动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些人都日理万机,日程排得满满当当,以每小时甚至每分钟来计算,牵一发而动全身。这样的采访,稍有不慎便会酿成“外交事故”。
    我们预先做了各种设想,比如说,万一回北京的飞机晚点怎么办?从首都机场出来还有一大堆手续要办,一大堆行李要取,而且风尘仆仆的我也需要化化妆,还要架好机器,布好灯光,如果时间来不及怎么办?
    我们准备了几套方案。只要飞机不晚点,一到首都机场,我就拿着护照办手续,一个人先出机场。栏目组的车会在机场门口等我,直奔钓鱼台国宾馆,在车上化妆师给我简单洗洗脸,化化妆,整理得像样一点。台里会重新组织一个专访的报道组,早早去钓鱼台架设机器和灯光,然后我们直接会合。若飞机晚点了,晚得彻底没希望了,就请主持人董倩临时来替我做这个专访。
    总之,宁可出尽百宝,不可放过一个采访对象。
    2.险象环生的高端访问
    2004年的那次采访有些特别,因为普京是个很有创意的人,经常会一拍脑门,想出一个新主意。除了我们和新华社联合采访外,他还提出一个要求,邀请一个中国的中学生作为小记者,一起采访。当时中国很多学校都有校报社,有小记者,可能普京上网看到了,觉得挺新鲜,想见识一下。被选中的小记者是个小女孩,北京的中学生,可爱又聪明。
    采访当天,我们很早就出发了。使馆支援了我们一辆面包车,还让一位政务参赞陪我们三拨记者一块,大概9点多就到了红场。克里姆林宫就挨着红场,远处是圆顶的瓦西里教堂,前面是红场、无名烈士墓,旁边有个阅兵台,阅兵台后面是克里姆林宫。在红场边上,有一个克里姆林宫的侧门,所有记者要去里面采访,都要通过那个侧门进去。
    由于车不能开进去,两个摄像一个编导再加上我,四个人将两台摄像机、两个三脚架、两大箱的灯光设备,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装电池和磁带的包,哼哧哼哧地抬进去。在红场的小方砖铺就的路面上,走了好几百米才走到侧门,然后又抬进侧门,一共过了三道门的安检,终于成功进入克里姆林宫。
    这是我第二次进入克里姆林宫。初访普京时,他刚刚当上俄罗斯总统。如果说那时他还多少有点收敛,锋芒未必全露的话,现在则已经大展拳脚,在好几件事情上,展现了果断、强硬、干练的手段,在俄罗斯的人气如日中天。
    我心里对与普京的这次会面,既充满期待,又十分紧张。紧张主要来自于我们走钢丝般的采访安排,我暗暗祈祷,日理万机的普京,能准时出现。
    克里姆林宫是典型的俄式建筑风格,高大宏伟,走廊的挑高都有5到8米,走在里面,能听到自己脚步声的空旷回音。我们被带到克里姆林宫配楼的一个厅,被告知就在那里采访。
    架好机器,准备停当,已是11点多,我们开始安心等待。在场的所有记者,都怀着激动而忐忑的心,等待普京出现。可渐渐的,这种激动变成了焦急、不安,甚至有些恐慌。因为从12点一直等到下午3点,普京连个人影都没看到。
    总统府新闻局的人去问了一下,回复的消息是,普京正在开一个紧急会议,俄罗斯远东的一个地方,出了一起事故,普京正在召集相关部门的人开会。你们耐心等待,马上会到的。
    快到4点的时候,一件尴尬的事发生了。我们10点钟就进了克里姆林宫,所有人都没有上过厕所。虽然我预估到要等候很长时间,一直控制着喝水量,但是攒了快6个小时,内急的感觉越来越强烈。
    我向俄方工作人员打听卫生间在哪儿,谁知他们竟然拒绝我如厕,说:“上厕所得走很远,要从这个楼出去,经过几道安检门,到另外一个楼才有公共卫生间。总统随时都会来,你现在去上厕所不合适。”
    那我就忍着吧。又忍了快20分钟,实在不行了,只能求助于我们的大使馆参赞:“您能不能跟新闻局的人说一下?我这个问题必须解决,不然待会我若在采访过程中尿裤子,那可就成了新闻采访史上的奇闻了。”
    参赞帮我过去交涉,新闻局局长终于想起来,旁边是另一个局长的办公室,里面带一个卫生间。好在参赞跟新闻局局长私交不错,人家总算给了个面子,让我在克里姆林宫奢华考究的局长办公室卫生间里方便了一下。
    解决了个人问题,我只享受了短暂的舒缓,接着就陷入更加焦虑的境地。尽管俄罗斯方面的人不断地说,总统随时会来,但是直到四点多钟,普京还是没出现。
    我们是8点半的飞机,就算4点半能坐下来采访,怎么着也得聊半个小时以上吧。再加上收拾器材,走出克里姆林宫的时间,上车大概是5点40分了。那个时间正好是莫斯科交通的下班高峰期,几条主干道堵车是出了名的,而正常情况下,我们去机场都起码要两个小时。
    即便不堵车,到机场也快8点了,还得过安检、过海关、托运行李、办手续,按照我数次进出莫斯科的经验,那些海关人员随时随地的刁难和抽查,没有两个小时是弄不完的。这么满打满算下来,4点半普京要是再不出现,我们的行程就得泡汤了。
    我急得跟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只能又拖着参赞,去找那位新闻局长交涉。我把整个情况和盘托出,然后反复强调:我们事先都联系好了,12点的采访,现在都过去快5个小时了,这事不能赖我们。今天我们无论如何要赶上8点半的飞机回北京,不然,若放了联合国秘书长的鸽子,造成中国和联合国的外交事故,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新闻局长一边保证说,5点钟之前采访肯定没有问题,一边答应马上通知克里姆林宫的交警,派一辆警车来,采访完之后帮我们开道,走紧急车道。
    莫斯科一些主干道的马路最里侧,的确有个紧急车道,一般情况下没人敢走,如果能走紧急车道的话,确实可以节省不少时间。他又问我们是什么航班,我说是中国国航,他笑着说:“那我管不着,中国国航的事让你们参赞想办法吧。”
    我连忙争取说:“飞机的事先不说,您能不能想办法跟机场海关打声招呼,一会儿放行痛快点,别为难我们。”跟“老毛子”商量这些事,一向是特难沟通的,但那次他们可能有愧于普京的迟到,对我的要求照单全收,立刻开始打电话安排。
    参赞正想办法跟国航打招呼,我们央视驻莫斯科的首席记者路彪也挺身而出,他爱人正好在国航莫斯科机场办事处工作。路彪说:“我跟我媳妇打个电话,想办法跟国航的地面经理打个招呼,看看有没有可能行点方便。”
    1998年我去伊拉克的时候,民航的管制没那么严格,还让南方航空公司的飞机在阿联酋等了我们将近半个小时。但是到了2004年,这种情况就很难出现了。民航都强调准点率,不会因为某一个人延误起飞时间。但是,我们可以争取找人先帮忙把登机牌给办了,如果行李来不及拖运,之后再想办法补运。
    就在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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