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与自然-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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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语和拉丁语的双栏对照版本，其附录中列出了在有各种不同文本的较早版本中发现的长达10页的错误。然而，尽管这种版本对于古典主义者具有价值，但对于医生来说则几乎没有什么用处。
另一个逐渐才认识到的困难就是，狄奥斯科里德斯所描述的许多植物在北欧并不存在。人们对识别植物的不断增长的兴趣，对新药特性的探求以及对新植物的认识，这一切导致了在欧洲各个医学院（首先在帕多瓦，1533年）设立植物学教席。同样的压力导致了16世纪末期在佛罗伦萨、波伦亚（Bologna）、巴黎和蒙彼利埃（Montpellier）建立了公共植物园。
随着对植物进行新的研究，以及对它们那些有效用的医药特性的认识不断增加，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对植物的精确描绘。到了16世纪中叶，无论是人文主义者的纯洁原著，还是中世纪的陈旧木刻，似乎都不能令人满意。草本志的新时代开始于奥托·布伦费尔斯（Otto
Brunfels，1489—1534）①在1530年、杰洛米·博克（Jerome
Bock，1498—1554）②在1539年、列昂哈德·富克斯（Leonhard
Fuchs，1501—1566）③在1542年所写的那些著作（图3．9）。这些著作展示了源于自然的各种新插图（图3．10）。尽管其中存在许多错误（如布伦费尔斯坚持认为德国植物就是狄奥斯科里德斯所描述的植物，或富克斯使用的字母分类体系），但只有这些插图使植物研究产生了革命性变化。这些作品不太令人满意，而且在许多人看来，它们似乎并没有在狄奥斯科里德斯著作的基础上取得进展。因此，这部论述药物学的古代著作，仍然成了16世纪最流行的草本志。这要极大地归功于皮埃尔·马蒂奥利（Pierre
Mauioli，1501—1577）④的努力，他对狄奥斯科里德斯的著作进行了编辑和评注（1544年），在对这部古代作品的最新修订中收录了各种精确的插图和16世纪发现的新植物。这个世纪及此后的一个世纪出现了近百个版本的马蒂奥利评注本，有的附有狄奥斯科里德斯的原著，有的则没有。
①16世纪植物学家。表明不同区域有不同的植物群。——译注
②16世纪植物学家。表明不同区域有不同的植物群。——译注
③德国医生和植物学家。1542年写成《植物史》。他编纂了第一部植物名词术语的重要词汇，为近代植物学铺平了道路。——译注
④意大利植物学家。——译注
马蒂奥利所取得的成就的确不止于使狄奥斯科里德斯成为医药植物学家在实践上的领路人。由于充分意识到化学过程所具有的新的医学意义，他在其著作后来的版本中，增补了对蒸馏设备和蒸馏程序的描述。在他看来，这些材料似乎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到那时，对“精气”（quintessences）的探求已被人们广泛认识，而且这些古人不曾所知的方法当时已是人所共知了。实际上，马蒂奥利在这一点上追随了一种中世纪的传统。在维拉诺瓦的阿诺德、路佩西撒的约翰（14世纪）以及包括赫罗尼玛斯·布伦斯威格（HieronymusBmnschwig，1440—1512）和菲利浦·乌尔斯德（Philip
Ulstad，活跃于1525年）在内的大量15世纪和16世纪早期作者的著作中都可以看到这种传统。
这些论述蒸馏的著作中最著名的一部，是由康拉德·格斯纳撰写的。他的《万有文库》（Thesaurus
Euonymi，1555，1569）很快被译成欧洲各种主要的语言。该书许多篇幅是关于蒸馏药草的各种技术，它的英文译者贝克（Baker）建议他的读者们要：
“学会用技术分离出那些显现出来的和隐藏着的纯正物质的方法，这些方法在医学中极大地有助于祛除那些难以治愈的疾病……＇此后）我们在眼前清楚地看到，经过化学蒸馏所得的药物的功效，比那些正在使用的或惯常使用的药物更有价值、更好并且更有效。”
贝克坚持认为，这些疗法能治愈瘫痪、癫痫、气喘病、抑郁症、法国天花、痛风、痢疾、结石、腹痛，甚至麻风病。贝克、格斯纳甚至马蒂奥利都赞同如下观点：化学蒸馏的确有可能从一种草药中有效地分离出纯净并且有效用的成分。
来自新大陆的喜讯
早期植物志的不足之处在16世纪渐渐显露出来，因为它们的插图陈旧，遗漏了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欧洲共有的植物，并且缺乏化学材料。必须在这类名录中增补论述植物的内容丰富的新材料，这些植物是前往东印度和西印度旅行的航海家们带回欧洲的。他们的著作讲述了那些富饶的新发现地。他们不仅记载了奇异的兽类，而且还描述了矿藏和不寻常的植物群。在这些珍宝中极其重要的是当地居民用作药物的许多新的药草。它们给那些在欧洲恐怕是无法治愈的疾病带来了新希望。对这些植物的描述最先出现于西班牙语或葡萄牙语著作中，但很快被转译、摘录、合并进新的草本志。连狄奥斯科里德斯也利用这些材料来使自己了解最新趋势。阿迈托·路西塔诺（Amato
Lusitano，1511—1568）在他的评注（1553年）中明确表示他曾搜求过东方植物的标本。而马蒂奥利甚至更加孜孜不倦地寻求对亚洲植物进行新的更好的描述。
印度药用植物的原始资料主要出自加西亚·德奥塔（Garciad'Orta，1501—1568）之手，他的《关于印度药草与药材的密谈》（Coloquios
dos　simples　e　drogas　e　Sonsas　medicinas　da　lndia）于1563年在果阿（Goa）①出版，书中描述了约60种植物。作为一名祖先是犹太人的基督徒，德奥塔在1534年漂洋过海前往果阿学习新药之前，曾在里斯本讲授医学。他承认，“如果我呆在西班牙，我就不敢说反对盖仑和古希腊人的任何话”，但这是一个崭新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古代权威不再处于支配地位。他甚至写道：“别用狄奥斯科里德斯或者盖仑来吓唬我，因为我只想说我所知道的那些真实的事。”他的著作表现出对任何一种医学理论都颇不耐烦。相反，他描述了不为欧洲人所知的各种疾病（如亚洲霍乱），还描述了被当地医生所使用的各种植物。他将这些植物收集起来并栽种在自己的植物园中，它们包括芦荟、樟树、檀香和槟榔。在他的书中，他先对这些植物进行了鉴别和描述，然后对它们的药用价值进行说明。
①印度西南部一地区。——译注
尼古拉斯·巴蒂斯塔·蒙纳德斯（Nicolas　Bautista
Monardes，1493—1588）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他在第一部出版物里曾经抨击了新大陆药用植物的使用。但是，他的主要著作《两本书……关于从西印度群岛带来的那些东西》（Dos
libros…que　trata　de　todas　las　cosas　quetraen　de　nuestras　lndias
Occidentales，1565年；两个增补本分别于1571年和1574年出版）却强烈提倡美洲的药物。该书很快由约翰·弗兰帕顿（John
Frampton）译成英文（1577年），书名改为《来自新大陆的喜讯》（Joyfull　Newes　Out　of　the　Newe　Found
World）。
蒙纳德斯从未离开过西班牙，而且与他的同代人德奥塔相比，他并不太愿意抛弃旧医学。然而，他清楚地意识到，另一些人对这些“能够治疗各种疾病和损伤”的植物的特性非常敬畏，以至于有许多人“从医学的古代秩序和方法中极力逃脱出来……”
在蒙纳德斯的记录中，人们可以发现大量此前不为欧洲人所知的植物和动物。可可、黄樟和菝葜得到了详细的讨论。梅可卡，即“印第安大黄”，如今人们知道它只是一种温和的泻药，可当时它却被用于治疗范围广泛的各种身体失调。愈疮木被当作治疗性病的真正的印第安药，而烟草与大量用它制成的软膏和混合物一起，被作为一种药物得到了极为详尽的描述（图3．11）。然而，蒙纳德斯特别提到，印第安人“吸食烟草，以使他们自己沉醉其中而产生幻觉，并想象出各种东西，从中获得快感”。
德奥塔和蒙纳德斯两人的著作由于查尔斯·勒伊克路斯（charles
L'Ecluse，1526—1609）将其翻译并节录成拉丁语而在全欧广为流传，随后又迅速被译成其他各种文字。我们已经提到过约翰·弗兰帕顿的英文译本，而法国的帕拉塞尔苏斯追随者杰奎斯·格豪里（Jacques
Gohory，1520—1576）是第一个重视蒙纳德斯提出的梅可卡具有广泛治疗功效的人。
源源不断的新材料被增补进来。胡安·弗拉戈索（Juan
Fragoso，16世纪）在1572年出版的一本书中描述了在印度十分普遍的各种芳香物质和果树。克里斯特伐·达·科斯塔（Christavao　da
Costa，1540—1599）的《论东印度群岛的毒品和药物》（Tractado　de　las　drogasymedicinas　de　las
Indias
Orientales，1578）部分源于德奥塔的早期作品，但其中也包括了许多由他本人绘制的插图和新材料。几乎同样重要的是雅各布·邦特的《论印度药物》（De
medicina
lndorum，1642），该书以全新的面貌全面描述了东印度植物和疾病。邦特的这部著作不但本身逐渐广为人知，而且在17世纪中叶还与普劳斯佩罗·阿尔比尼（Prospero
Alpini，1553—1617）的一部论述埃及医学（1591年）著作的各种版本一起出版。阿尔比尼在其《论埃及植物》（De　Plantis
Aeqypti，1592）一书中，又描述了57种埃及植物。对于北美洲来说，托马斯·哈略特（Thomas
Hariot，1560—1621）的《弗吉尼亚新发现地的真实简报》（A　Brief　and　True　Report　of　the　New　Found
Land　ofVirginia）给读者提供了一些不同寻常的版画，但没有提供西班牙、丹麦和葡萄牙的探险家们以及博物学家和医生们收集的详细资料。
观察与排序
几乎不用怀疑，草本志是16、17世纪出版的最流行的书籍之一。有了这些书，人们不必花很多时间就能对该领域中迅速扩增的知识确信无疑。在狄奥斯科里德斯（描述了约500种植物）和一个中世纪传统（马瑟描述了80种植物）的基础上，文艺复兴时期的植物学家们很快发现了数千种以前不为人知或在过去从未得到恰当描述的植物。必须要做的是给它们编制插图，配备精确的说明，并且最重要的是要收集有关它们药物特性的资料。马蒂奥利和其他人彻底修订了狄奥斯科里德斯的著作，以使这部古代著作在新的时代仍然有用。但另一些人对此并不怎么满意，于是大量新的草本志不断问世。它们是如此之多，以至于几乎无法编制一部完整的书目。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到威廉·特纳（William
Turner，1510—1568）①充满新观察资料和仔细描述（特别是英国植物）的草本志，也应当注意到兰伯特·多登斯（Rembert
Dodoens，1517—1585）有近900幅插图的《彭特德斯》（Pemptades，1583），还应当注意到玛斯亚斯·洛比留斯（Mathias
Lobelius，1538—1616）①的许多植物学书籍。在英国，约翰·格拉德（John
Gerard，1545—1612）②于1597年出版的《草本志》（Herball）中，仍然对详细描述西红柿、“弗吉尼亚”马铃薯以及各种英国花园植物怀有兴趣，但该书极大地吸取了亨利·赖特（Henry
Lyte，1529—1607）于1578年翻译的多登斯著作中的材料。而格拉德的这部著作后来又成了约翰·帕金森（John
Parkinson）于1629年出版的篇幅更大的《乐园》（Paradius）的基础。在所有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