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正传-第6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办公室主任说：“书只能放在书架上，不能放在书桌上，这样才整齐干净。”

　　沈从文哭笑不得。但他照例不再抗辩，心里却说：“我不但要放在书桌上，还要放在床上呢！”

　　“三反五反”运动期间，全国博物馆会议在北京召开。为了配合政治形势，历史博物馆举办了一个“浪费展览会”。一批由沈从文经手购买的文物，被当作浪费的典型例证，拿到展览会上陈列。沈从文本人也被通知去参观，接受教育。一部《望云笔谈》，中国古代极珍贵的兵书，汉代人著作，明抄本，由沈从文从苏州花３０块钱买来，很少人知道这本书实际价值；

　　整匹的汉代绫子，有“河间府织造”字样，沈从文买它时，只花了四块钱，一大堆战国时期的青铜车轴，购买时，沈从文从古董铺行家处得知，这些花纹相同的战国铜器，是分别从不同的地方出土的。于是由此推断，这一定是当时能大量生产了。它对当时铸造工艺水平的判定，提供了实物依据。而现在，却说是相同的买得太多了；又有一本《御物染织裂》，研究唐代绸缎的，为日本现代人有名著作，沈从文花一千块钱将它买来。——说是买得太贵了；

　　还有大批纸、漆、瓷器……。

　　这些文物，此时正作为沈从文错误的证据被陈列，他却反为能买到这些珍贵文物而得意。但他依然不做声，眼前的景象只使他感到一点滑稽。

　　历史博物馆新馆落成，日本一个代表团赶来祝贺。这些人都是中国文物研究专家，其中，水野清一是《云岗》一书的作者。得知他来，沈从文和馆里其他人一道，有意找了些他不知道的文物，如战国、南北朝时期的铜器和手抄经卷给他们看，日本人感到十分惊讶。

　　可是，轮到要座谈了，却由馆里的一位对文物并不在行的行政领导代表中国。谈了半天，却言不及义，答非所问，连翻译也被弄得莫名其妙。

　　对方问：“你是作什么的？”

　　回答说：“我们是同行，我们是同行！”

　　对方似乎是若有所悟，便一笑了之。

　　一天，北京市副市长兼学术委员吴晗应邀来历史博物馆参观，沈从文被指定为陪同讲解。

　　吴晗一行来到馆里，沈从文正待上前，见吴晗与几位馆里领导在陈列的文物面前议论风生，谈兴正浓——他知道，吴晗虽是一位历史学家，对文物并不十分在行。不愿意扫他们的兴，沈从文悄悄地转身走了。

　　事后，馆里立即召开批评会，指陈沈从文的失职和无组织无纪律。沈从文不作声。

　　有人指名问他，说：“你为何中途来了，又跑了！”无奈，沈从文只好说：“你们见他鞠躬如也，他见了我也是鞠躬如也。”

　　人们才知道，吴晗过去曾是沈从文的学生。

　　沈从文遭遇的这类事还多着！但他深知人情世态大率如此，许多事是无需辩，也无从辩的。事情虽不免有点烦人，却并非什么了不得的大事，自己只有退避一途，值不得将精力耗费在这类人事羁绊上。

　　但人也就是一种奇怪的动物。这种由意志支配的豁达并不能完全抑制下意识里的软弱。长年埋头于坛坛罐罐之间的那份寂寞，培养着沈从文一份孤独感。一次，郑振铎来博物馆看望沈从文。一见到这位３０年代起即相熟的文坛旧友，一丝伤感浸透全身，沈从文立时觉得心里发软，仿佛有许多话要对这位旧友叙说，却又不知从何说起。握住郑振铎的手，他只叫了声“西谛……”，眼圈儿便已经红了。

　　但在另一时，他却又反过来安慰别人。有一段时间，沈从文咳嗽得厉害，却仍然抱病给来博物馆参观的人做说明。恰逢蹇先艾、李乔来看望他。见沈从文满面憔悴，咳嗽吃力的情景，两人心里酸酸的，脸上浮出一丝凄凉的神情。沈从文见状，立即邀两人到公园里去吃茶，有意谈些软闻逸事，说些笑话趣话相互开心。

　　然而，沈从文却不后悔自己的选择，而是表现出惊人的坚韧。他容不得无端耗费生命的行为。

　　那时候，《新观察》杂志办得正起劲，编辑部的朋友约我为一篇文章赶着刻一幅木刻插图。那时候年轻，一晚上就交了卷。发表了，自己也感觉弄得太仓促，不好看。为了这幅插图，表叔又特意来家里找我，狠狠地批评了我一顿：

　　“你看看，这像什么？怎么能这样浪费生命？你已经３０岁了。没有技巧，看不到工作的庄严！准备就这样下去？……好，我走了……”①有一年，黄永玉去一个林区考察写生，他将在森林里的生活和见闻写信告诉沈从文。收到来信，沈从文写了一封长信作复。在信中，沈从文谈了三点自己的经验：一、充满爱去对待人民和土地；二、摔倒了，赶快爬起来往前走，莫欣赏摔倒的地方耽误事，莫停下来哀叹；三、永远地、永远地拥抱着自己的工作不放。②







沈从文传……斩不断的情丝






斩不断的情丝

　　虽然在外部行为上，沈从文紧紧拥抱着自己所选择的新的工作不放，割断了与自己曾为之献身的文学创作的联系，一如当年选择文学创作，于沉默努力中求得进展。然而在他的心之一隅，仍保留着被主体抑制却并未断情的对文学创作的眷念。那是他的初恋，是他的结发之妻。它曾伴随他走过几十年艰难而漫长的人生之路，一旦割舍，说是放下了，倒恰恰像是不能放下的一种证言。当巴金、郑振铎、蹇先艾、端木蕻良、张天翼、李乔、何家槐等仍坚守文学本业的朋友、熟人相继来看望他时，心里无从抑制的那份伤感，也许正是这种眷念之情的下意识的流露？

　　这期间，在国务院工作的一位熟人曾写信给他，表示愿意为沈从文重返文坛做一些必要工作。

　　我从旁边观察，他为这封回信几乎考虑了三四年，事后恐怕始终没有写成。凡事他总是想得太过朴素，以致许多年的话不知从何说起。①针。一时间，文艺界开始活跃起来，出版界也出现了重新出版“五四”以来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的热潮。

　　一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组织选编的计２９万余字的《沈从文小说选集》的书稿，送到了沈从文手中。面对这部书稿，想起几年前开明书店的来信中所说作品已过时，代为焚毁的话，沈从文百感交集。

　　在为这本选集所写的《题记》中，沈从文回顾了自己文学创作的行程之后，不无伤感地写道：当更大的社会变动来临，全国人民解放时，我这个和现社会要求脱节了的工作，自然难以为继，于是终于停顿下来了。一搁就是八年。由于工作岗位的改变，终日长年在万千种丝绸、陶瓷、漆、玉、工艺美术图案中转，新的业务学习，居多属于物质文化史问题，和对人民生产服务的需要，越深入越感觉知识不足。在这种情形下，我过去写的东西，在读者友好间还未忘记以前，我自己却几乎快要完全忘掉了。

　　……记得２４年前，上海良友公司印行我习作选集时，在那本书题记中，曾向读者深致歉意，觉得费去万千读者的宝贵时间，心中极不安。希望在另外一时，还能够写出点较新较好的东西。现在过去了２０多年，我和我的读者，都共同将近老去了……①。

　　然而，一种重新提笔创作的激情，同时在沈从文胸中滚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已显示出对文学艺术不同风格和形式的社会需求的确认。自己也许还没有完全过时？沈从文有点动了心。

　　希望过些日子，还能够重新拿起手中的笔，和大家一道来讴歌人民在觉醒中，在胜利中，为建设祖国、建设家乡、保卫世界和平所贡献的努力，和表现的坚固信心及充沛热情。我的生命和我手中的笔，也必然会因此重新回复活泼而年轻！②可是，接踵而来的发动党内外群众帮助共产党整风、大鸣大放、反击右派进攻……，一场极不寻常的政治风雨，送过了１９５７年的春夏秋冬，同时也熄灭了沈从文重新执笔创作的热情。——他那本解放后直到７０年代末所出版的唯一的一本选集，如果再迟一、两个月，使不能出版。

　　对此，沈从文心里已经没有了什么不平。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自己所从事的文物研究工作，正急待深入开展。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社会安定，正为此提供必不可少的条件。他从工作中，获得了心灵的稳定与平衡。

　　１９５７年夏天，当社会上大鸣大放正进行得十分热烈的时候，沈从文家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来人是专程从上海来京的一位青年学生。见面后，他对沈从文说，上海《文汇报》正等着要消息。你是著名的老作家，解放后对你的待遇太不公平，你对共产党有什么意见，尽管说！我一定代你写出，在报上为你鸣不平。

　　沈从文心想：我有什么不平？不再从事文学创作，那是我自己的决定，不是谁不准我写，也不是谁规定我只能写什么，而是自己心里有个限制。

　　来人拿出一张介绍信，递给沈从文。沈从文接过一看，见介绍信上写着张恨水、小翠花和自己三个人的名字。

　　沈从文有了点疑心：自己与另外两位有什么相干？为什么将我的名字和他们的放在一起？是一种疏忽还是有意为之？他对来人说：“你们恐怕弄错了人。”

　　“不错，不错。”

　　“我和介绍信上另外两位都不相熟。”

　　“那是随便填上去的。”

　　沈从文默默无语。过了一会，他对来人说：“近年来我正在做丝绸研究工作，只担心工作进度慢，怕配不上社会的要求。如果有什么不平要写文章，我自己会写，也有刊物刊载，不必别人代劳，请不要记什么吧。”

　　来人随身带了照相机，原准备给沈从文拍照的。见沈从文如此一说，照相机也不便再打开。坐了一会，便告辞而去。

　　望着来人离去的背影，沈从文心想：这个青年人太过热情，以为我多年不弄创作，就一定受了委屈，一定有许多意见憋在吐子里待放，却料不到我目下搞的研究，过去是不可能有人搞的，因为简直无从下手，只有现在才有可能来从事这项工作。……他因失望而去，说不定还会说我“落后不中用”！——沈从文不免露出一丝苦笑。

　　１９５８年，文艺界庆祝反右斗争胜利，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在西长安街邮局对面的一个饭馆里，设宴招待文艺界人士。全国文联、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作家协会、文化部共３０余人参加，沈从文也在被邀请者之列。席间，周扬当众宣布：老舍同志工作很忙，准备请他多管一点全国文联的工作，北京文联主席的工作，我们想请沈从文同志担任。沈从文一听急了。他立即站起来说：“这不行。我还是做我的文物研究工作。我是个上不得台面的人……。”此事便就此搁浅。

　　倏忽间到了１９６１年。“浮夸风”和左倾教条主义，接连而来的严重自然灾害，中苏关系的恶化……天灾与人祸的交相袭击，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左”因其自身的罪孽遭到报应。为了团结全国人民共同度过这一困难时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文化学术界又被旧事重提。沈从文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