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正传-第5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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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２年，沈从文再写《文学运动的重造》②，进一步发挥了他的批评。文章回顾了战前出现的文学与商业和政治两方面结缘，结果随社会流行趣味盈虚消长的现象，指出这种现象在抗战爆发后有了进一步发展。一些“照例是无作品”和才具平庸、钻营有术的作家，到处附庸风雅，作一切热闹场面上的应酬点缀，导致“作品过度商品化”和“作家纯粹清客化”，文学与这些人的活动纠缠在一起，失去了原有的庄严性，与摆脱“流行趣味”，在创作中沉默努力的作家，如鲁迅、茅盾、丁玲、巴金、徐志摩、朱自清、丁西林、废名、李健吾、曹禺、施蛰存、芦焚、艾芜等人，形成鲜明对照。文章希望通过作家的共同努力，将文学从商界和官场解放出来，使文学作品的价值，从“普通宣传品”变成“民族百年立国的经典”。
沈从文在文章中，集中提出的是这样两个问题：一、抗战时期的文学创作，是满足于一般的抗战通俗宣传，还是深入把握抗战时期的民族精神现实，使其成为“民族百年立国的经典”？二、作家是满足于际会风云，以“文化人”身份猎取一官半职，还是甘耐寂寞，在沉默努力中为民族抗战切切实实尽自己义务？在这两个问题上，沈从文的取舍是明确的。
这两篇文章发表后，相继遭到来自左翼文学阵营的激烈批判。他的观点被概括为“反对作家从政论”，并与朱光潜、梁实秋等人的言论联系起来，视为反对作家抗战的反动文学思潮。
１９３９年４月，巴人在《展开文艺领域中反个人主义斗争》一文中，有关沈从文的部分里说：在沈从文先生的论点里，是更着重于“专门研究”那是谁也看得出来的。同时他把一般的工作和特殊的工作，截然分为两截，那在他的题目上，也很分明地揭示了。他不说“一般”与“特殊”，而说“一般”或“特殊”。然而，他却把这“特殊的工作”和抗战牵上了一根线，让做特殊工作者有名义特殊下去，这一毒计，是超过梁实秋之上了。
再没有比沈从文先生的意见更明白的了。
中华民族要抬头做人，首先得专门家、作家——多好听的名词啊——埋头苦干，一切一般化的努力，不是中华民族抬头之道。你听：“似乎还得先得——”这有力的声音，是表示什么？停止抗战吧，得过５０年的埋头苦干以后再说！胡适主义的最好注脚，莫过于这一篇高妙的文章了，如果真的照沈从文先生的办法，那么抗战完结，在敌人的鼻息下，“建国开始”，千秋万岁，沈从文也就“懿欤盛哉”了。①１９４３年，《新华日报》连续发表文章，对沈从文的“反对作家从政论”提出批评。文章指出沈从文缺乏区别，将“外在的政治力量限制作家写作和作家自发地在作品中表现政治意识这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混为一谈”；“将那牺牲了自由和生命亦在所不惜的正直的作家们，和那般‘朝秦暮楚’‘名利双收’的群丑们混为一谈”。
我们认为：以政治的权力从外面去限制作家写作固然得不到好结果；而作家在自己底作品之中表现政治见解（使自己底政治观念成为作品的骨干，作品底的血肉，不是附加上去的尾巴），却是当然也是必然的。②“作家从政”，我们也可能反对，但要看是怎样在“从”，而所“从”的又是怎样的“政”。假使是在军阀统治时代，一个作家要以蝇营狗苟的态度，运动作官，运动当议员，那当然是值得反对的事。旧时代的“八不主义”里面，早有“不做官”一条，那倒不失为清高。然而在抗战时期作家以他的文笔活动来动员大众，努力实际工作，而竟目之为“从政”，不惜鸣鼓而攻，这倒不仅是一种曲解，简直是一种诬蔑！③沈从文的观点，同他一贯坚持的文学独立原则相关。一份“乡下人”的倔拗，虽然常常使他陷于偏执，却也保护着他的生命人格的独立，尽管生命人格的独立并不以偏执为前提。这份性格无可避免地造成了他在特定的中国现代文学环境里的孤立。
１９４０—１９４２年间，西南联大的教授中间，出现了一个新的文艺派别，即由陈诠、林同济、雷海宗等人组成的“战国策”派。他们先于１９４０年在昆明、上海编辑出版《战国策》杂志，１９４１年在重庆《大公报》上开辟《战国》副刊，并在上述刊物上发表文章，宣传以“‘大政治’为‘力母题’”的理论主张。他们以“历史形态学”为根据，将抗战时期的国际形势看作“战国时代的重复”，没有正义人道可言，是“争于力”的时代，从叔本华、尼采的“权力意志”、“超人哲学”出发，提出“英雄宇宙中心论”，主张“英雄崇拜”，反对“民治主义”，认为“实际上社会的进步，是靠少数超群绝类的天才，不是靠千万庸碌的群众”。而与“超人哲学”对立的“民治主义”，“就是提高群众的力量，压迫天才领导的行为”。①在上述理论基础上，提出文学创作的“三道母题”：“恐怖”——“人们最深入，最基层的感觉”；“狂欢”——“时空的恐怖中奋勇夺得来的自由力创造”，它“生于恐怖”，“也必归于恐怖去”；“虔恪”——对自我外“可以控制时空，也可以包罗自我”的存在，即“绝对之体”的发现，从而导致的“在神圣绝对体面前严肃屏屏崇拜。”①“战国策派”的出现，正是国民党对内制造摩擦，压制民主，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向共产党提出军政统一于政府的“统一论”的时候，其理论主张自觉迎合国民党政治独裁的需要。“战国策”派的理论主张在１９４１年至１９４２年间达到高潮，其发端却起于１９４０年。
１９４０年５月，陈诠在《战国策》第４期上，发表了《论英雄崇拜》一文。文章援引叔本华、尼采的“超人哲学”为自己的英雄观张本，认为欧战中英法的败北，是由于欧洲英美的民主传统，而德国的取胜，则是信仰英雄崇拜的结果。中国自“五四”以来，却效法英美传统，提倡民治主义，以至个性主义抬头，使中国读书人太不崇拜英雄。因此，中国要抗战救国，保持自己的生命自由。主要条件便是“英雄崇拜”，否则，是决没有侥幸的。
陈诠的文章一发表，沈从文立即就写了《读英雄崇拜》，对陈诠的观点进行了反驳。沈从文从“英雄”的实际含义，即“真的领袖”的分析入手，指出所谓领袖人物，并非由于“头脑万能”，不过是“有权居势”，居“提纲挈领的地位”。他的“伟大”，并不靠群众单纯崇拜，反倒靠各方面的热忱合作。陈诠的“英雄”观出于尼采的“超人”哲学，这种英雄，“配上拿破仑性格风度倒刚好合式”。“可惜时代已经过去了”，２０世纪“神的解体是一件自然不过的事情”。如果说“神之再造”还有必要，也绝不是那种超人英雄，而是对群众中“思想观念手足劳动有特殊成就的人，赋予了一种由尊敬而产生的神性”。文章以国际国内著名领袖人物罗斯福、斯大林、孙中山的思想行为为例，阐述了领袖和群众的关系。
英国封一个戏子作爵士，瑞典给一个电影女演员颁发勋章，这是国家有意从群众中产生英雄的例子。罗斯福有时会为足球比赛发发球，斯大林大排场款待从北极探险回来的水手，这又是现代伟大意义不同的例子。这事值得注意处，便是真的领袖都有意将英雄崇拜情绪转移到娱乐或致用分子方面去，个人却承受了“民治主义”一个对于“人”的原则：“领袖也是一个人，不是神，”
他要人相近，不要人离远，要群众信托爱敬，不要群众迷信崇拜。①
文章还指出了陈诠对“五四”以来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的曲解，明显地带着“清末民初遗老口吻”。“五四”以来国家的种种流弊的产生，决非提倡民主和科学之过，恰恰在于“统治方式只注重集权”，救治之道，不在“英雄崇拜”，而在“民治主义和科学精神”。
《读英雄崇拜》是抗战时期最早出现的反对“战国策派”的论文，他的反英雄崇拜，提倡民治主义，将领袖看作一个人，而不是神的观点，是他一贯反对强权政治、主张政治民主的思想结晶。
可是，由于沈从文与陈诠、林同济同在西南联大任教，彼此又是熟人，在《战国策》杂志创办之际，沈从文在该刊上发表过文章，便有人散布沈从文也是“战国策派”的谣言，沈从文自己也收到过询问这事的来信。１９４３年，他在《给一个军人》的回信中，这样回答说：你看过《战国策》，怎么会把我和陈诠先生的主张并提？怎么会以为我是和他同在赞美超人英雄？我只记得陈诠先生写了篇《英雄崇拜》，我写了篇文章驳他，把我和他并提，是一些莫名其妙的人在小刊物上写杂感的技法，与事实完全不相符的。①
沈从文传……昆明冬景
昆明冬景
沈从文又一次开始了每星期往返一次的“周而复始”运动。——自全家迁居昆明呈贡县龙街以后，沈从文每周三天住城里，上课，编教科书，指导青年学生；三天住乡下，写作兼作一点家务。眼下，抗战已到了最困难时期，同昆明大多数教授一样，沈从文一家陷入严重的生活困顿之中，以至常常无钱回家。每到这时，他便先去开明书店借一块大洋做路费，然后坐火车到呈贡，雇一匹老马，走十里路程，回转乡下家中。
此时，沈从文正骑在马上，晃晃悠悠穿越那个必经的宽约七里的大田坪。
沿路一条引水渠道，长年鲜活流水中，无数小虫小鱼，正临流追逐，各尽生命之理；渠道临流处，簇簇野生慈姑，开着的小小白花有如水仙，黄蕊白瓣，成串从中心挺起，勃然有生气；路旁则蓟科野草丛里，翠蓝色小花清雅脱俗，不远处的蚕豆、小麦田里，到处点缀着浅紫色的樱草，花朵细碎而妩媚。不时有羽毛黑白分明的成对鹡鸰，见人来时始惊飞起；浸水田里，常常立着两三只白鹭鸶，清癯而寂寞，似乎有所等待，有所寻觅，……沿路不时有驮面粉和烧酒的小马驰过，赶马人在后面远远地吆喝着“让马！”行人必照规矩下到田塍让路；忽然有两匹马从沈从文身后超出，随即又慢了下来。马上两个２０岁左右的女大学生，一面咬嚼酸梨，一面谈笑。前面一个突然回头，将一个湿淋淋梨核向同伴抛去；同伴笑着一闪，那梨核不偏不斜打在沈从文身上。见沈从文吃了一惊，两个女学生却嘻嘻哈哈放马向前跑去了。
这点小小的人事景象，似乎反倒增加了野外的宁静。沈从文再次获得了与自然对面时的单独。
然而，沈从文的心里却不平静。
长住乡下，在与社会场面、家中亲友隔绝的状态下，已经过了五个年头。一家人在极其简朴生活中，送走连续而来的每一个日子。但仍从各种来信中，看到了当前社会的一个断面，明白这个民族在痛苦中如何接受时代所加在他们身上的严酷实验。来信中提到的，有初入社会年轻人与现实生活对面时所感到的灰心失望，有中年人在诚实工作中接受一份寂寞报酬所感到的郁郁不平，也有战争带来的亲友死亡的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