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正传-第5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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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渠珍下野后，保顾家齐继任师长，自己去长沙担任四路军总参议兼省政府委员闲职。所部官兵被改编为１２８师，调离湘西，去蒋介石老家奉化驻防，受四路军刘建绪调度指挥。身为１２８师所部团长的沈岳荃，也随军离开故土。上海“八一三”事变发生，１２８师奉命守卫嘉善防线。一师人连夜被运送到了前线，在一个县城小站下车时，既无参谋人员指导，又无向导带路，全城人都已走光，留下的一名县长将手中一串编号国防工事地堡钥匙交付清楚就走了。全师官兵不得不在迷蒙雾气中分头搜寻国防工事所在位置。天刚亮，日军大队飞机即来轰炸，地面上日军先头部队也同１２８师接了火。在枪林弹雨中，沈岳荃终于在一条小河边发现了工事位置，便一面遣一营兵力向前突击进攻，一面提了那串钥匙，顺小河搜索，把已经锈迹斑驳的地堡铁门逐一打开，准备死守。一连五天，大部分官兵牺牲，连排长几乎全部战死，正副团营长半死半伤。沈岳荃指挥的１５００名官兵只剩下１２０余人，直到掩护友军撤退后，才突围而出，自己腰腿也负了重伤。突围后，沈岳荃曾在杭州医院治疗，随后才转到长沙。这次获准回到沅陵休假两个月，一面休养，一面招募补充新兵，准备以“荣誉团”名义重返抗日前线。
从湘西地方的变化中，沈从文看到了民族抗战的内在隐患，他感到深深不安。五个月来，自己由北而南，一路实际所见所闻，已经明白了全国性战争的意义。战争正在向中国腹地蔓延，湘西已成为通向大后方的战略要地。在这决定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一方面，蒋介石仍不忘对异己的兼并压迫，顽固推行对湘西少数民族的歧视与镇压；另一方面，湘西地方因历史原因，具有一个传统孤立根子。在近两年的变动中，湘西有数千名下级军官和数万各兵士赋闲在家，上万枝枪支散布民间。湘西能不能安定、团结抗战，全在交织于湘西的地方与省里、中央与地方、本省与外省错综复杂的矛盾如何发展，以及这些滞留乡土的血性子弟的思想行为走向。目前最要紧的，是湘西地方应从全民族利益出发，以抗战大局为重；当权者也必须放弃将湘西地方民族当成征服对象的错误观念，改变政策，才能从根本上清除危及抗战的隐患。在做地方工作方面，自己或可尽一份力量，至于另一方面的问题，想想却不免使人痛苦……这时，已出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张治中，为适应抗战形势的发展，正实施某些行政改革。１９３８年初，开始在湘西地方设沅陵行署，由省政府委员轮流主持，阵渠珍被委任为第一届行署主任。就在沈从文回到沅陵两个月后，陈渠珍也来到沅陵走马上任。由于近两年湘两民众所感到的受蒋介石嫡系军队的欺侮、敲榨和压迫，对陈渠珍重新主持湘西局面抱有某种期待，因此，在陈渠珍抵达沅陵那天，沅陵竟出动了一万多人，在沅水两岸欢呼，迎接陈渠珍的归来。与此同时，国民党军队向苗族起义军的进攻，因连遭败绩，被迫放弃武力解决湘西问题的策略，正软硬兼施，压苗族起义军接受改编。于是，龙云飞等人也来到了沅陵。
沈从文这次返乡，与上一次返乡已经大不相同。在陈渠珍、龙云飞这些能左右湘西地方局势的各方头脑眼里，沈从文这时已经颇有分量。这不仅是由于他已是全国知名、在湘西更是所有读书人无有不知的著名作家，而且是跑过大码头、见过大世面，对目前国事深有了解的人物。过去，沈从文就已和陈渠珍、龙云飞相熟，其他高级幕僚与沈从文也非亲即友。因此，一时间，沈从文成了大受欢迎的远方来客，时局的变化使他说话也没有了忌讳。
这天，沈岳霖以沈从文的名义，将陈渠珍、龙云飞一批同乡文武大老，请到了沅陵家中，沈从文向他们介绍了北平、南京、武汉、长沙见到和听到的有关时局发展的消息，说明战火已沿长江向内地延烧，洞庭湖泽地带，必将成为下一阶段的主要战场。到那时，湘西将在后方战略物质供应和兵源补充方面，占据特别重要地位，这也为湘西人报效祖国、为民族尽力提供了一个最好机会。他援引１９３１年在上海见到蒋百里先生时听来的一段故实：一个德国文化学者，曾将日本人加以分析，认为强韧坚实足以和中国湖南人相比，热忱明朗却还不如。日本想侵略中国，必须特别小心。近于天然的心理防线，头一道是山东、河南的忠厚朴质，不易克服，次一道是湖南广东的热情僵持，更难对付。日本人反驳那学者，何以见而云然？那德国学者只引了两句历史上的成语作答：“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他希望在座故旧亲友、珍惜这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为民族争生存，为家乡争荣誉。可是，由于历史的偏见和长久积习，湘西地方在外面一般人头脑中所得，却是“匪区”印象，湘西人也被诬为“土匪”，自己这次回到长沙时，有熟人请去吃饭，席间就有人称自己是“湘西土匪”，话属玩笑性质，虽然无从辩也不足辩，终不免令人痛苦。做为湘西人，应尽力顾全大局，安定后方，以湘西健儿勇于对外流血牺牲，来洗刷尽千百年来强加于湘西地方民族的耻辱。
谈了约两个小时，结论就是“家乡人责任重大艰巨，务必要识大体，顾大局，尽全力支持这个有关国家存亡的战争，内部绝对不宜再乱。还得尽可能想方设法使得这个大后方及早安定下来，把外来公私机关，工厂和流离失所的难民，分别安排到各县合适的地方去，所有较好较大建筑如成千上万庙宇和祠堂，都应当为他们开放，借此方可望把外来人心目中‘匪区’印象除去。还能团结湘西１３县的社会贤达和知识分子，共同努力把地方搞好。①
这次谈话对湘西局势的后来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不久，龙云飞等人领导的苗族起义军从抗日大局出发，接受了国民党政府的改编，八千苗族起义男儿，被编为新六军暂五师和暂六师，开赴抗日前线，在湘北一带与日军浴血作战，取得著名的“湘北大捷”。然而，沈从文的内心隐忧也变成了现实。——国民党政府与苗族起义军谈判的背后就包藏了祸心：企图假日军之手，消灭苗族生力。龙云飞等起义领袖在识破这一阴谋之后，相继返回湘西。
对那支外出抗日的苗族武装，在贵州境内实行堵截，打算只要他们的器械与士兵，不要苗族自己的干部。因此又把他们逼回苗区（国民党反动政府对这个事件始终是保密的，我１９４０年在重庆时得自国民党某君的面叙。）①
沈从文逗留沅陵期间，沈岳荃已收到了长沙师部拍来的急电，限这位上校团长五天内率领在沅陵的两连伤愈士兵，向常德案中，并接收常澧管区四营兵丁，作为本团补充，再开往南昌与日军作战。次日又来了第二次急电，将五日期限改为三天，算来明天就得出发。
第二天下午，天色阴沉沉的。沈从文来到河滩上，为弟弟送行。
临时雇定的十几只大小空油船，一字排在河边码头边。一些军用品堆放在河滩上，正有人在向船上搬运。一些随沈岳荃同行的下级军官，也陆续上了船。那两连伤愈的家乡子弟兵，都穿着崭新棉袄，早排队到了河边，待装船物资上齐，也分别上了船。几个从河边过路的学生代表，见此情形，知道事出仓卒，来不及组织欢送，立即跑到城门边杂货铺，买了两封千子头鞭炮，带到了河边。
眼见弟弟离开自己，走上一只大船，沈从文沉默无语，一种悲壮和肃穆情绪揉和在心里。
鞭炮响起来了，大船已经调转船头，十几只船相继缓缓向下游滑去，沈岳荃和一群下级军官站在船头，默默地向沈从文挥手。
沈从文眼里充满热泪，不由自主地沿河滩跑了起来，心里有一个声音在喊：“这不成！这不成！”同时又有一个声音在回答：“这是战争，这是战争，这是战——争！”
船队的影子在下游河岸转弯处消失了。河面上慢慢升起的湿雾，逐渐聚拢，并向上升腾，越来越浓。黄昏正在降临，沅陵码头远近房屋和声音，同往日一样，不久就变得一片混沌，包裹在沉沉黑雾里了。
想起在长沙与徐特立的谈话，沈从文感到，要使地方安定下来，一致对外，远不是一次谈话就能奏效；而要消除外来人认湘西为“匪区”的错误看法，还得向人们介绍湘西的实在情形。因此，在送别弟弟以后，沈从文便着手写作以两年来湘西事变为背景的长篇小说《长河》。
小说选取沅水上游水码头吕家坪为故事发生的地点。开篇《人与地》集中展示民国以来２０余年间湘西社会变迁的大略情形。时间的长河已从《边城》茶峒流到了吕家坪。由于点缀都市文明的奢侈品大量输入，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无形中正洗刷着乡村正直朴素人性美的最后一点残余。与此同时，自外而来的压力正酝酿着湘西新的社会变乱。伴随那位“家边人”（即陈渠珍）下野、所部军队调商湘西、邻县正“调兵遣将”（苗族起义军对国民党军事进攻作出的反应）而来的，是“新生活”（蒋介石提倡的所谓“新生活运动”）和“中央军”的向上调动。一时间，湘西被笼罩在极度惊惶与恐惧之中。
妇人把话问够后，简单的心断定“新生活”当真要上来了，不免惶恐之至。她想起家中床下砖地中埋藏的那２４块现洋钱，异常不安。认为情形实在不妥，还得趁早想办法，于是背起猪笼，忙匆匆的赶路走了。两只小猪大约也间或受了点“新生活”的惊恐，一路尖起声音叫下坳去。
“新生活”自然是国民党中央势力的象征。然而，这实在又不是象征。它与向上调动的“中央军”，只是一个东西的两面。它在骨子里是湘西地方民族灾难的根源。“怎么省里又要调兵上来？又要大杀苗人了吗？苗人不造反，也杀够了！”“掌柜的，真是这样子，我们这地方会要遭殃，不久又要乱起来。又有枪，又有人，后面又有撑腰的，怎么不乱？”
——《长河》敲响了历史上屡见不鲜的五溪会猎的开场锣鼓。沈从文从深处触到那个“苗民问题”，他感到一种彻骨之痛。为了冲淡现实带来的内心痛苦，小说有意作成一种牧歌式的谐趣，涂染变动来临前的乡村宁静，描绘乡村美丽、质朴、天真，善良的灵魂，以及“乡下人”面对人生忧患的镇定从容。
他心里想：“慢慢的来吧，慢慢的看吧，舅子。‘豆子豆子，和尚是我舅子；枣子枣子，我是和尚老子。’你们等着吧，有一天你看老子的厉害！”
夭夭不作声时，老水手于是又想起“新生活”，他抱了一点杞忧，以为“新生活”一来，这地方原来的一切，都必然会要有些变化，夭夭姊妹生活也一定要变化。可是其时看看两个女的，却正在船边伸手玩水，用手捞取水面漂浮的瓜滕菜叶，自在从容之至。
小说的主干故事就在这一时代大背景下发生。吕家坪那位依权仗势、横行乡里的保安队长（国民党邪恶势力的化身）与葡萄溪滕长顺一家的矛盾，围绕着敲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