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正传-第4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缘媚茄钊跛ダ希∠匀唬奔溆胙黄桃丫倭怂Ｕ馐保虼游拿腿皇∥虻秸钥魍庖患胰说墓叵担靼籽矍暗恼飧觥靶〈洹笔撬呐恕Ｋ械健笆奔洹泵腿坏剞饬俗约阂话驼疲痪浠耙菜挡怀隼础＜钥鞲概约憾攘看樱闶约焊堑那⑷刃牡靥孀约捍恿硪黄套咏滋锹蚶矗悄茄灿谙肿矗虼游哪肆顺隼矗呱希保纺昵疤す暮拥獭�
为了这再来的春天，我有点忧郁，有点寂寞。黑暗河面上起了缥缈快乐的橹歌。河中心一只商船正想靠码头停泊。歌声在黑暗中流动。从歌声里我俨然彻悟了什么，我明白“我不应当翻阅历史，温习历史”。在历史面前，谁人不感惆怅？①……砰砰鼓声响起来了，鞭炮“辟辟叭叭”在半空中炸裂。鼓声起处，平时藏在浦市上游厢子岩洞窟里的三只美丽龙船，在人们的呐喊声里，如一支支没羽箭，在平静的长潭上如飞射去。就在这苗蛮杂处的边镇上，清王朝向土民施行过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杀戮！这次返乡路过这里时，因时节不到，虽不见龙舟竞渡盛况，却看见几只崭新龙船搁在岩壁洞口的石梁上。
这些不辜负自然的人，与自然妥协，对历史毫无负担，活在这无人知道的地方。另外尚有一批人，与自然毫不妥协，想出种种方法来支配自然，违反自然习惯，同样也那么寒暑交替，看日月升降。然而后者却在慢慢改变历史，创造历史。一份新的日月，行将消灭旧的一切。
我们用什么方法，就可以使这些人心中感觉到对“明天”的“惶恐”，且放弃过去对自然和平的态度，重新来一股劲儿，用划龙船的精神活下去？这些人在娱乐上狂热，就证明这种狂热能换个方向，就可使他们还配在世界上占据一片土地，活得更愉快更长久一些。不过有什么方法，可以改造这些人的狂热到一件新的竞争方面去，可是个费思索的问题。①思索着植根于这片土地，自己所属民族的命运，沈从文感到刻骨的痛楚，同时也感到了身上的责任。别的自己已无从措力，却能运用手中一支笔，继续写这片土地上的人生传奇，以唤起这个民族雄强做人的意识。想起刚刚起首的《边城》，主人公翠翠似乎已和沪溪城绒线铺里新一代的“小翠”融成一体。——这次返乡所获得的种种人生感慨，对生命的感悟，必将流注于自己的笔端，喊出这个民族长期受压抑的痛苦，并寄期待于未来。
沈从文传……京、沪之争
京、沪之争
同追求生命的独立，摆脱人身依附一样，沈从文也要求文学自身的独立性。因为在他看来，文学在表现各种人生形式的同时，也燃烧起作家个人的生命之火。因此，文学对一切外部力量的依附，一切脱离文学本身特点的功利追求，沈从文都不能忍受。他将损害文学独立性的现象归结为两个基本倾向：文学与政治结缘，文学与商业结缘。沈从文认为，这两种倾向，必然产生两种结果：文学的“清客化”与文学的“商品化”，从而使文学陷入纯粹的政治功利与商业功利的泥淖。前者使文学成为政治的“副产物”或“点缀品”，丧失文学自身的价值，后者则放弃了作家应有的社会责任，“太近于‘白相的’文学态度了。”①将这两个方面联系起来的，是沈从文对文学与社会人生既密切又广泛联系的理解。人生既然不可能被政治全部涵盖，文学表现人生也就不限于政治。自然，政治是人生的一部分，沈从文不反对文学为“民主”、“社会主义”或任何高尚人生理想作宣传，并且“相信文学可以修正这个社会制度的错误”。②但这种宣传不是在作品中“借一个厨子的口来说明‘国际联盟’”、“想到革命，就写革命”，③而是以作家对现实人生的透彻认识与真切感受为前提。为此，作家必须“贴近血肉人生”，④从中发现别人不易发现的东西。我们实在需要些作家！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的作家，能够追究这个民族一切症结所在，并弄明白了这个民族人生观上的虚浮，懦弱，迷信，懒惰，由于历史所发生的坏影响，我们已经受了什么报应，若此后再糊涂愚昧下去，又必然还有什么悲惨场面；他又能理解在文学方面，为这个民族自存努力上，能够尽些什么力，且应当如何去尽力。⑤
５５３沈从文传
①
②
③
④
⑤
《论穆时英》，《沈从文文集》第１１卷，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１９８４年版。《一个母亲·序》，上海合成书店１９３３年版。⑤《废邮存底·元旦日致〈文艺〉读者》，《沈从文选集》第５卷，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
《废邮存底·给一个写小说的》，《沈从文选集》第５卷，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367
一切作品都需要个性，都必须浸透作者人格和感情，想达到这个目的。写作时要独断，要彻底地独断。①在沈从文看来，文学的“独立”与“伟大”，就在于能够因此“于政治、宗教之外”所具有的“一种进步意义和永久性”。②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应当具有教育第一流政治家的能力”，而文学与政治结缘的结果，却使得一部分作家“只打量从第三流政客下讨生活”。③因此，一部文学作品无论是“和现实政治作紧密的结合”，还是在更宽泛的意义上表现人生，判断它的标准不只是看它表现了什么，而是那个作品本身！这个认死理的“乡下人”，认定一切理论的辩难都不解决问题，最根本的是要拿出作品说话！
在３０年代特定的中国环境中，沈从文的这种文学观，不能不使他置身于左、右两种文学势力的夹击之中，他对文学独立性的要求，在他与胡也频、丁玲办《红黑》时就已经有了的，只是由于他在文坛上的地位，尚不足以引起人们的严重注意。到１９３３年，随着他在文坛上地位的上升，并被视为北方作家的代表人物，沈从文便被卷入一系列的论争之中。１９３３年１０月，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上发表了《文学者的态度》一文，指陈文坛上的一种不良风气：一些从事文学者以“玩票”、“白相”的态度从事写作，其意却不在文学。一方面，他们对写作缺少严肃认真态度，一方面，对自己的作品又作文自吹或相互捧场，“力图出名”、“登龙有术”。这类人“在上海寄生于书店、报馆、官办杂志，在北平则寄生于大学、中学以及种种教育机关中。这类人虽附庸风雅，实际却只与平庸为缘”。由于这类人“实占作家中大多数”，败坏着文坛风气，以至想望中国产生伟大作品，实近于幻想。真正有志于文学事业的年轻人，应从这种态度中摆脱出来，在“厚重，诚实，带点儿顽固，而且带点儿呆气的性格上，作出纪念碑似的惊人成绩。”
此文发表后，立即引起身居上海的杜衡的不满，并在《现代》上发表了《文人在上海》一文，联系沈从文曾一再提过的“京派”与“海派”之说①，为“海派”辩护。他援引鲁迅的话“仿佛记得鲁迅先生说过，连个人的极偶然的，而且往往不由自主的姓名和籍贯，也似乎可以构成罪状而被人所讥笑、嘲讽”作根据，认为北方作家“不问一切情由而用‘海派文人’这名词把所有居留上海的文人一笔抹杀”，有失公道。
针对杜衡的指责，沈从文于１９３４年１月写了《论“海派”》一文，将“海派”定义为“‘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并引申为“投机取巧”、“看风使舵”，如当时的曾今可等人。他举例说：如旧礼拜六一位某先生，到近来也谈哲学史，也说要左倾，这就是所谓海派。如邀集若干新斯文人，冒充风雅，名士相聚一堂，吟诗论文，或近谈文士女人，行为与扶乩猜谜者相差一间。从官方拿点钱，则吃吃喝喝，办什么文艺会，招纳子弟，哄骗读者，思想浅薄可笑，伎俩下流难言，也就是所谓海派。感情主文的左倾，勇如狮子，一看情形不对，即刻自首投降，且指认栽害友人，邀功牟利，也就是所谓海派。因渴慕出名，在作品之外去利用种种方法招摇；或与小刊物互通声气，自作有利于己的消息；或借用小报，去制造旁人谣言，传述摄取不实不信的消息，凡此种种，也就是所谓海派。
文章还进一步明确将“茅盾、叶绍钧、鲁迅，以及大多数正在从事文学创作杂志编纂人（除吃官饭的作家在外）”，排除在“海派”之外。同时指出，“海派作家与海派作风，并不独独在于上海一隅”，在北方也同样存在。
沈从文与杜衡的争论，很快引起了京、泸文坛的关注，并受到鲁迅的注意。２月３日，鲁迅在《申报·自由谈》上，以栾廷石署名，发表题为《“京派”与“海派”》的文章，一方面，指出杜衡对沈从文本意理解的不确：“京派”与“海派”
“并不指作者的本籍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其实，沈从文也并非以居住地域作为划分标准，“海派”只是某种文坛风气的代名词；另一方面，鲁迅将原先的争论加以引申——
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餬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但从官得食者其情状隐，对外尚能傲然，从商得食者其情状显，到处难于掩饰，于是忘其所以者，遂据以有清浊之分。而官之鄙商，固亦中国旧习，就更使“海派”在“京派”的眼中跌落了。①一月，当《论“海派”》发表时，沈从文正在返乡途中。待他回到北平后，才知道“京派”与“海派”问题的争论已引起许多人注意，一个月之中已有许多文章在各种刊物上刊登。沈从文从朋友处和图书馆里，翻阅了这些文章，结果都使他失望。他起初期望通过这问题的讨论，“或是从积极方面来消灭这种与恶势力相呼应的海派风气”，或是“消极方面能制止这种海派风气与恶势力相结合”，不料事与愿违。２月１７日，他写下《关于海派》一文，宣布自己放弃这种论争：使我极失望的，就是许多文章的写成，都差不多仿佛正当这些作家苦于无题目可写，因此从我所拈取的题目上有兴有感。就中或有装成看不明白本文的，故意说些趣话打诨，目的却只是捞点稿费的。或者虽然已看清了本文意思所在，却只挑眼儿摘一句两句话而有兴有感，文章既不过是有兴有感，说点趣话打诨，或者照流行习气作着所谓“只在那么幽默一下”的表示，对于这类文章，我无什么其它意见可说。②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论争中，鲁迅和沈从文各自对对方的态度：沈从文存心避嫌，将鲁迅等作家、编辑与“海派文人”明确加以区分；鲁迅则未始不含将沈从文归于“官的帮忙”的京派文人之意，这就隐伏下随后而来的论争的因子。其时，国民党正加紧对左翼文学运动的“文化围剿”。１９３４年２月１９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奉中央党部之令，查禁了１４９种书籍。其中，大多是左翼作家的著译。２月２８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