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正传-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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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和丁玲两位，现均健在。可是他们二人对１９２５年鲁迅书信中提及的这一公案，恐怕都毫不知情吧？①
景山以为鲁迅的谈话是私下进行的，而给钱玄同的信又未公开发表，沈从文当时可能不知情。其实，这些谈话和信件的大意，沈从文几乎立即就知道了。这很可能与知道这些情况的人到处传话有关。１９３１年，沈从文在《记胡也频》一书中，这样说：
丁玲女士给人的信，被另一个自命聪明的人看来，还以为是我的造作。②
当时，沈从文得知这一消息后，也同样生了气。人总有自己的尊严，以至在鲁迅生前，沈从文始终不愿与鲁迅见面。１９２２至１９２６年，这两位作家同时住在北京；１９２８年至１９３１年，他们又同时住在上海，应该是不少见面机会的。在这件事上，鲁迅和沈从文都未能冷静地抑制自己的感情。但无论鲁迅还是沈从文，却没有因此影响各自对对方文学成就的评价。沈从文
在他后来所写的一系列论述中国新文学成就的文章中，始终将鲁迅的创作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而鲁迅在１９３５年与斯诺的一次谈话中，肯定沈从文是自新文学运动以来，“出现的最好的作家”①之一。这些，当然都是后话了。
这年冬天，胡也频和丁玲第二次返回湖南不久，胡也频一个人回到了北京。但他一离开丁玲，便感到分离的痛苦，不久又借钱赶回湖南。丁玲同样不能忍受这种离别的考验，几乎在胡也频南下的同时，从湖南向北京出发。两人乘坐的船却在洞庭湖里错过了。于是，胡也频再从湖南赶回北京与丁玲相会。这以后，两人在北京不断掉换公寓，一会儿银闸胡同，一会儿孟家大院；一会儿景山东街，一会儿北河沿，最后又搬入汉园公寓。在银闸、景山东街，到汉花园，沈从文都是和他俩住在同一个公寓里。
当胡也频、丁玲听从刘梦苇的建议，第二次迁入北河沿公寓时，一些在北京的朋友，见他们二人重回北京，就有人建议成立一个文学社，办一个刊物，由丁玲牵头；并从“未名社”社名得到启示，取名为“无须社”。但最终也没有取得什么结果。
１９２６年，南方革命蓬勃发展。７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同月北伐军进入长沙；８月攻克岳州；继而在汀泗桥击溃吴佩孚主力；１０月，攻克武昌。随着北伐战争取得进展，南方出现了蓬勃生气。沈从文在北京的一些朋友，已纷纷南下；胡也频在海军预备学校时的一批同学，也投身到南方的北伐战争。这两方面的朋友都先后写了信来，要他们去武昌看看。
当他们商量这事时，三个人都没有去武昌意思。
理由又简单又切实的是丁玲女士。……她的意思只是：“若想做官，可过武昌；若想做文章，不应当过武昌。”①
——这时，丁玲正开始酝酿写短篇小说；胡也频文章也有了出路，每月可得２５元钱稿酬。生活刚刚稳定，不愿意另作安排；沈从文先因《晨报副刊》改组，由刘勉已、瞿世英继任编辑，文章获得了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的机会，后又由徐志摩负责《晨报副刊》，文章得到赏识，有了较多发表机会，也不想放弃刚刚打下的基础。因此，三人在这个问题上意见完全一致。
三人住进汉园公寓后，有于赓虞、许超远、黎锦明、徐霞村、王森然等人经常与他们过从；女朋友中有凌叔华、黄庐隐等，却不常来。
２４２沈从文传
①《记丁玲》，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１９３４年版。日本的高畠穰在他的《丁玲传》中，据丁玲在《一个真实人的一生》里所说：“那时形式上我很平静，不大讲话，或者只像一个热情诗人的爱人或妻子。但我精神上痛苦极了！”推断丁玲正酝酿着向革命方向转变，并认定“这句话并非出自丁玲之口。”
沈从文传……卑微者之歌
卑微者之歌
１９２７年底，随着第一阶段北京生活的结束，沈从文走完了最初阶段的创作历程。他的作品最先见于报刊，是１９２４年１２月。《一封未曾付邮的信》，是至今能见到的沈从文的处女作。１９２５—１９２７年，他的作品越来越频繁地见于《晨报副刊》和《现代评论》，１９２６年，他的小说开始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三年间，先后发表各类作品１７０余题。１９２６年，北新书局出版了他的散文、小说、戏曲、诗歌合集《鸭子》，１９２７年，他的小说集《蜜柑》由新月书店出版。
关于这一阶段的创作，沈从文在《致唯刚先生》①一文中，曾有过极明确的告白：我只想把我生命所走过的痕迹写到纸上。
凡属真诚的创作，不管作者声称如何忠实客观，都不能不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渗透作家的主体意识。然而，对于沈从文的早期创作，这种生命的痕迹几乎可以作最狭义的理解。这些作品，在极大程度上，合成了一部沈从文的“自叙传”，是可以当作他的传记材料来读的。正如１９８４年沈从文亲口告诉笔者的，“早期作品写的都是真事，那时还不会虚构”。这里，有着郁达夫将文学当作作家“自叙传”的显明影响。
事实也确实如此。这些以叙述亲身经历为主的作品，按所述事件发生的时间，可以分为往事回忆和目前遭遇实录两部分，而它们又分别由许多小系列组成。如那些篇末标明或未标明的《一个退伍兵的自述》的作品，是他行伍生活的回忆；有关北京西山的一组，是他任职香山慈幼院时经历的叙写；公寓生活一组，则是他来到北京后最初两年穷困处境的实录，如此等等。只是到了１９２７年，一部分以都市人生为题材的作品，才开始逸出“自叙传”的范围，进入他的都市讽刺。
在《从边城走向世界》一书中，我曾将这些早期作品按题材分两大类：一是关于自己的乡土——湘西生活的回忆和描事；二是关于都市生活的见闻与感慨。并这样论及他的早期小说内容的客观含义。
１９２８年以前，有关故乡生活回忆的文字占据压倒的比重。这些作品将人带进一个奇异的世界。不消说春天采蕨、捡菌子，秋天摘八月瓜，冬日里赶山围猎，大街上男子汉一对一地单刀决斗，单是临溪而立的巨大水车，因溪流冲激飞快转动时扬起的雪白的水花，碾坊里终日不停地转动的碾谷，就够令人心醉。秋夜里，一群人高举葵或旧竹缆做成的火把，照得溪流上下一片通明，人人腰悬鱼篓，手执镰刀或小网，混合着吃惊、兴奋、相互埋怨的嚷叫，起劲地罟鱼；晴朗的白天，在静寂而深幽的山谷里，随着砍樵人的刀斧起落，刹时间满谷都是“它它它它”的响声。从对山望去，一棵树连枝带叶颓然倒下，老半天，才传来山崩似的巨大响声；腊月里，人们将小米、赤豆、枣、栗、白糖、花生仁和在一起，熬着又香又甜的腊八粥；正月里，人们便围着炭盆，煨板栗、烤糍粑、吃白绵蒸肉；月夜里，一个山村小姑娘在深山里，正独自奋力捕捉钻进窝棚的小野猪；黎明时分，一个小哨兵在哨位上，怯怯地听着山坡上“鬼撒沙子”发出的音响；一个患“失心颠”的小伙子，山鬼似的四处游逛，连续几天夜宿专供岩鹰砌巢的老虎峒；一位被落草的山大王既强讨恶要、又大排场地娶商人的女儿做压寨夫人，事情既荒唐又缠绵……作者表现的是偏处一隅湘西的动人风情。这场面，这景象，这情境，对当时的多数读者，简直是闻所未闻。它使人感着新鲜，感着一种刺激、一种兴奋，便是可以想见的了。
文学到底不只为着猎奇，不能止于社会生活的简单记录。沈从文这个阶段的小说创作，终究不过是一种特殊民情、风俗、自然风光的表象展览，——一种素朴而简陋的忆往的记实，多数甚至算不得小说。自然主义的印象捕捉构成它们的基本特色。虽然在作品的某些细部描写上，能够传达出事象特有的那份神气，显示着作者对事象特具敏感的潜在能力。可是，从作品内容的基本倾向看，除了自然景物、民情、习俗的外在风采，实在看不出什么深一点的蕴含。一条温情脉脉的感情细流在这些回忆里流动——一种对孤独的、为人情冷漠挫伤的都市生活经历的心理反应现象。诚然，少数作品显示出一定的社会意义：《福生》、《在私塾》、《我的小学教育》是对扼杀儿童生机的旧私塾教育的抨击；《移防》、《船上》揭露出旧军队的腐朽；《老魏的梦》（后改名《上城里来的人》）是湘西农村惨遭旧军队烧杀奸淫历史的忠实记录；《入伍后》写出了一个聪明可爱的青年农民，遭到有钱有势的仇家卑鄙陷害与谋杀的悲剧，等等。有的作品也蕴含着作者对人生某些问题思考的萌芽，如《在别一个国度里》（后更名为《男子顺知》），采用书信体，叙述一个被逼落草的山大王娶讨一个商人女儿做压寨夫人的故事。在外面人的传说里，这个山大王简直是青面獠牙、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作品却通过后来成为他的妻子的商人女儿的亲身感受，叙说出这个穷苦人家出身的山大王，其实是一个既懂得恨、也懂得爱，有血性也充满温情的年轻英俊的男子汉。显然，作品反映了作者反世俗观念的倾向——在道德领域内替那些被统治者视为罪恶化身的具有反抗精神的下层人民翻案。作品的更名，也寄托着作者在道德问题上的某种审美追求。然而，即使上述作品，内容仍嫌单薄，主题也过于直露，粗略的叙述淹没了某些必要的精详描写。
这种情况同样反映在以都市经历与见闻为题材的创作中。这部分作品包括两种基本类型：一、暴露都市中上层阶级生活的空虚、庸俗与无聊；二、一个痛感孤独、渴求人间同情与温暖（包括男女之间温爱）的凄苦灵魂的内心独白。前者如《晨》、《岚生和岚生太太》、《蜜柑》等，后者如《篁君日记》、《长夏》、《老实人》、《看爱人去》等。一是企图鞭挞与讽刺，一是着重抒写都市苦闷。但由于题材缺乏典型化的提炼，作者尚无法把握讽刺艺术的规律，结果·鞭·苔·翻·成·展·览，尤其是第二类作品，带有郁达夫小说影响的明显痕迹。男女关系描写的自然主义倾向为时人诟病，便不足为奇了。
或许，这些早期作品蕴含的另一个侧面，即更为内在一点的，是刻画在这些作品里作者的心理轨迹。从这一侧面，我们看到了一个焦灼不安的痛苦灵魂，一个属于初入都市“乡下人”卑微的身影。
这首先表现为沈从文对“乡下人”（沈从文“自我”的代称）与“城里人”在物质生活状况及由此派生的精神状态的对比。
日来的风也太猖狂了！我为了扫除我星期日的寂寞，不得不跑到东城一位友人家中去消蚀这一段生命。诅咒着风的无聊，也许人人都一样，但是我同你在车上并排坐着，我却对这风私下致过许多谢忱了。风若知同情不幸的人们，只要稍稍的因顾忌到一切的摧残而休息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