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正传-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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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内部精神的变动，必然影响和改变着沈从文外部行为方式。他很少再各处跑着去玩，即或外出，也不如从前那样玩得起劲了。偶尔到后山、河边走走，也会携一本线装书，躺到草地上去看。疲倦时，就看天上的白云、地上的流水。眼前的景物依旧，仍然是那山，那云，那水，现在看时，感觉却与过去有点不同了。心里起着一点伤感，几份肃穆，数缕柔情，一种延及自然的悲悯。有时，原先那些朋友邀他去玩，他也失去了往日的精采。大家都觉得他变得有点古怪，无形中起了隔膜。外部行为虽然平静了许多，内部精神却有了剧急变动。仿佛有一种什么东西在沈从文心里躁动，极力地要冲破束缚它的外壳，但他又说不清那究竟是什么。他时时感到苦恼来袭，周围却没有人来替他解除这份苦恼，他感到异常寂寞。他渴望着有一个合适的人来和他说话，能听他陈述一点什么，也能对他心中的紊乱进行疏解和启发。
仿佛冥冥中有人预作安排似的，就在沈从文感到苦恼的时候，保靖城外的山道上，走来了一个能满足沈从文内心需要的人。
一匹驮马，驮着高高一堆线装、平装新旧书籍，由赶马人牵着，缓缓前进。一位５０多岁的老者，枣红色脸膛，浓眉，长髯，长袍马褂，一派斯文。身前背后，却正用原始的林莽、高崖、荒岗作陪衬。其情其景，在这偏僻荒蛮之地，有一种不多见的动人韵致。这位老者名叫聂仁德，是聂清的父亲，沈从文的三姨父，陈渠珍过去的老师。
聂仁德到达保靖后，立即被陈渠珍安排住到了风景宜人的狮子庵。
狮子庵位于保靖著名的狮子洞口。从城边向对河望去，一山耸立，宛如雄狮。临河一面石壁，形同狮面。石壁上有一天然洞穴，张开如狮口，即为狮子洞。洞口不十分高大，里面却空敞阔大，用火燎烛照，深不见边。洞壁全是洁白如玉的钟乳石，白色细沙铺地。一条天然小道通上一座石屋，置有石桌石凳。夏天有一泉水流出，水中有小鱼虾游动，冬天水枯，涓滴无存。鱼虾也不知何所来何所去。清乾隆年间，邑令王倡建书屋三间于狮子洞前，虚掩着洞口。书屋前老树、修竹、古藤相互绞结缠夹，一派青郁气象。附近有摩崖石刻，上书四个大字：
天开文运
聂仁德是个饱学之士，１８９３年与熊希龄进京会试，为同科贡士。后因丁忧，未能参加殿试。辛亥革命在凤凰成功那年，成为湘西民选第一任民政长。这次是从湖北监利县县长任上下来，路过保靖，稍事休息的。他既属于晚清民初之交一代乡土知识分子，又恰逢“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风正炽的时代，同晚近其他知识分子一样，聂仁德无论旧学、新学，都很有根底。自他在保靖住下以后，沈从文几乎每天都要过河到狮子庵去，听聂仁德谈“宋元哲学”，谈“大乘”、“因明”，谈“进化论”。这些分属中外东西不同来源的儒家理学、佛学、西方近代哲学，将沈从文带入一个虚静寥廓的思辩领域，展现出用来疏解自然、人生万事万物的不同因果链。天生的好奇心驱使沈从文提出许多他不知道却又愿意知道的问题，聂仁德也不厌其烦地作出解答，他似乎从这种谈话中也获得了许多快活。这一老一少，在这亘古长存的石洞前，面对千年长泻的河流，进行着没完没了的辩难，一谈就是很长很长的时间。然而，这些解释自然、人生的不同学说，用来和自己所经历的实际人生对照时，沈从文时而感到矛盾，时而又感觉模糊。最终留给他的，是一份需要他用一生精力去思辩，用自己生命去证实、去解答的作业。但在当时，这些时而清晰，时而矛盾和模糊的感觉，却使他更加寂寞。心里升腾起更为宽泛的幻想，——他有了不安于目前生活的打算。
我总仿佛不知道应怎么办就更适合一点。我总觉得有一个目的，一件事业让我去做，这事情是合于我的个性，且合于我的生活的。但我不明白这究竟是什么事业，又不知用什么方法可以得来。①这时，陈渠珍在湘西，正着手完成他一生中的一份重要作业。由于国内军阀间的暂时休战，北京、上海和各省报纸正热烈地讨论“兵工筑路垦荒”、“办学校”、“兴实业”的有关国内建设问题。感受着时局的影响，陈渠珍草拟了一份计划，将湘西１３个县划分为１００多个区乡，试行“湘西自治”。经过几次各县县长和乡坤代表会议讨论、协商，就着手实施。于是，单在保靖，就设立了一个师范讲习所，一个联合模范中学，一个中级女学，一个职业女学，一个模范林场和六个小工厂。学校教师和工厂技师，都是从长沙聘来的，薪水比本地人要高。加上原来的一个军官学校，一个学兵教练营，六个左右的军农队，一时呈现出兴旺而有生气的景象。为促进自治，还在保靖置办了一部印刷机，设立报馆，筹办一个定期刊物。办报需要校对，而沈从文在这方面显示的才能既得到陈渠珍的赏识，在讨论到校对人选时，就自然地想到了沈从文。于是，沈从文又被临时调到报馆，兼作校对。
在报馆里，沈从文认识了一个从长沙聘来的青年印刷工长，两人住一个房间。由于受“五四”运动影响，长沙得风气之先，这个青年工长成了一个思想进步的人物，身边带着许多新的书刊杂志，并在房间墙壁上钉了几块白木板，将这些书籍杂志放在上面。沈从文也从军部会议室带来一些字帖和古典诗集。一到工余，两人就对面同坐在一张书桌上，在同一盏灯下看书，一读新书，一看旧籍，互不相犯。可是过了不久，两人一熟，就由沈从文打破了这个界限。
一天，沈从文见对方手里拿着的书封面上印有一个赤着上身的人像，沈从文感到新奇，就问那工长这是什么书。那工长回答说是《改造》。沈从文又问那题名《超人》的书写的是什么。那工长仿佛吃了一惊，两眼睁得圆圆地说：“唉，伢俐，怎么个末朽①？一个天下闻名的女诗人……也不知道么？”
“我只晓得唐朝女诗人鱼玄机是个道士。”
“新的呢？”
“我知道随园女弟子。”
“再新一点呢？”
沈从文摇了摇头，不再说话，他实在不知道再新一点还有谁。他感到有些羞愧。那工长翻开那本《超人》，将一篇与书名同题的小说指给他看。看完这篇小说，沈从文说：“这个我知道了。你那报纸是什么报？是老《申报》吗？”
工长不再回答，只将一套《创造》推到沈从文面前。看了一会，沈从文仿佛明白了白话文和文言文的区别：文言文用“也”字、“焉”字结句的地方，白话文用“呀”字和“啊”字；文言文叙一件事说得越少越好，白话文写一件事说得越多越好。他将这点体会去问那位工长，那工长觉得有点好笑，但他也说不出更多的区别，只是说白话文最要紧处是看“思想”，若无思想，也不成文章。但沈从文却弄不懂什么叫“思想”，又不好意思再问，有点羞愧，有点不安，疑心自己真有点长沙话所说的“朽”。
这印刷工人使我很感谢他，因为若没有他的一些新书，我虽时时刻刻为人生现象自然现象所神往倾心，却不知道为新的人生智慧光辉而倾心。我从那儿知道了些新的、正在另一片土地同一日头所照及的地方的人，如何去用他们的脑子，对于目前社会作一度检讨与批判，又如何幻想一个未来社会的标准与轮廓。他们那么热心在人类行为上找寻错误处，发现合理处，我初初注意到时，真发生不少反感！可是，为时不久，我便被这些大小书本征服了。我对于新书投了降，不再看《花间集》，不再看《曹娥碑》，却欢喜看《新潮》、《改造》了。
我记下了许多新人物的名字，好像这些人同我都非常熟习。我崇拜他们，觉得比任何人还值得崇拜。我觉得稀奇，他们为什么知道事情那么多。一动起手来就写了那么多，并且写得那么好。
为了读过些新书，知识同权力相比，我愿意得到智慧，放下权力。我明白人活到社会里应该有许多事情可作，应当为现在的别人去设想，应当如何去思索生活。且应当如何去为大多数人牺牲，为自己一点点理想受苦，不能随便马虎过日子，不能委屈过日子了。①在这种感情的支配下，沈从文的第一个举动就是向上海方面捐款兴学。他常常从报纸上普通社会新闻栏里，看到介绍卖报童子读书、补锅匠捐款兴学的报道，便起了捐款的念头。在一次领到一个月的薪金后，就全部买了邮票，装进一个信封，上书“《上海国民日报·觉悟》编辑处转‘工读团’”，落款“隐名士兵”。将信悄悄寄出后，仿佛尽了一份自己能尽的社会责任，他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愉快。
在五四运动爆发将近三年以后，偏处一隅的沈从文终于受到了“五四”精神的洗礼，虽然有点姗姗来迟，却终于加入到对沈从文精神领地的开垦。一时间，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由新的社会思潮所体现的西方文化传统、实际存在于湘西本土的文化传统，在沈从文内心世界发生着猛战的撞击，不啻一场战争！其结果，使他终于向新思想“投了降”。他从历史文化中培养起来的民族自豪感和热爱国家，热爱脚下土地的情感，找到了一个新的方向，朝着时代的主潮皈依，开始面对２０世纪的“中国问题”，并由此产生了对别人、对民族中大多数人，对人类应当承担责任的社会理想和历史使命感。而这三种文化传统相互撞击形成的“合力”，又势必影响和规范着沈从文思考“中国问题”的独特方式。虽然在当时，他还不可能明确意识到这一切，但由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催发的，属于中国知识分子的那种精神痛苦，却将要使他的灵魂不再有安宁之日！
沈从文传……权衡与抉择
权衡与抉择
头颅中心仿佛有一股力在膨胀，一个梯队接着一个梯队向着四周冲击，极力要突出脑颅的包围；又像有人手执大斧，一下一下地朝着头骨劈去，头颅立时就要迸裂。浑身滚热，鼻血一阵阵往外流，白色毛巾已经染红；身子虚飘飘的，仿佛悬浮在半空，上不巴天，下不着地。极不情愿，又身不由己。定一定神，极力将自己向下挫，谁知刚一着地，旋即浮起……他只好放弃努力，一任身子晃晃悠悠地飘游。这是到了哪里？一个凉亭，一座祠堂，一段城墙，沅水上无人驾驶的小船正在飘滩。肖选青、沈万林、文颐真、刘云亭，一个接一个地冲着他笑，仿佛对他喊着什么。他极力想要听明白，却又听不清，隐隐约约地，似乎是“来吧，来吧”……突然想起他们都已死去，心里陡然一骇，吓得出了一身大汗，内衣全湿透了。然而，就在这一瞬间，他将身子落到了地面。……沈从文慢慢睁开眼来，发现自己躺在军部会议室的床上，几个朋友正焦急地看着他。“从文，从文，你感到怎么样了？”满振先一脸愁云。“天保佑，已经过了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