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学概论(第4版)-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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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是一个状态，是悬在人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让人们心存恐惧，时时在提心吊胆的状态中生活，“在风险社会中，不明白和无法预测的后果成为历史和社会的主宰力量。”【8】
中国不但处在风险社会中，而且处在高风险社会中。其特征是传统社会中的风险，主要是各种自然灾害对人们威胁和现代社会产生的新的风险，诸如环境污染、气候变化以及种种社会矛盾、冲突所带来的影响集聚在一起，形成共生高发期，有学者称之为中国的风险是“时空压缩”：“西方现代化历程中的‘历时态’矛盾和冲突在当代中国被‘共时态’化，其在较短的时间内以突发的速度展开，因而更加尖锐、复杂和激烈。”【9】
无论是化解社会风险，还是当灾难发生时减轻损失，传媒都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传媒发布及时、准确的信息，可以有效消除人们的恐慌；当灾难来临时，它可以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在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中，我们的媒体全力以赴，实时报道地震发生和震区实情，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共同抗灾，对夺取抗灾胜利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传媒可以化解风险，但传媒本身也可能是个风险源，甚至会人为制造灾难。就以食品安全为例，这几年来，我们媒体先后报道了假酒、毒米、地沟油、假奶粉、瘦肉精、禽流感、苏丹红、毒蔬菜等等，凡人们日常食用的一切都可能有假、有毒、有害。这当然唤醒人们的警觉，但无形中造成“我们还能吃什么”的恐慌心理，一有风吹草动，就如草木皆兵、如临大敌，惹得谣言四起，社会秩序紊乱，最后演绎成一场社会灾害。
这一残忍的风险散布规律也应验在“四川广元柑橘遭遇大实蝇事件”中，以至于出现“四川长虫子，全国吃药”，全国各地果农普遍受损的情况。没有谁因为问题出在四川而如想象中那样受益，包括因事出广元而对销售有了信心的陕西橘农，因为“对橘子不加区分的恐慌，背后是人们对食品安全的信心缺失”【10】。究其深层原因，则是人们因缺乏真实、全面的信息而产生的普遍性恐慌。四川省农业部门经不住追问的“辟谣”却无力阻止全国谣言漫生，“各地不断发现‘蛆橘’的消息，一次次冲击着人们本就脆弱的神经”【11】。
3．多元社会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取代计划经济以后，利益格局在逐步改变，区域利益、行业利益、单位利益、个人利益，不同利益群体逐渐冒头。市场经济承认并且保护这些合法的利益群体。不同利益群体要维护他们自身利益，就要公开表达他们的意见，这样就出现了社会的多元诉求。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任何一个国家要想稳定和发展，必须要有主流价值观，保持政令畅通。国家的基本国策、基本原则、基本指导思想是国本所在，是容不得挑战的。这就是国家的一元要求。我国的传媒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必须以宣传党和国家的一元要求为自己的责任所在。
在这样一个多元社会里，我们既需要宣传国家一元要求，又需要有多元意见充分表达，两者不可偏废。如果只有多元意见充分表达而缺少一元要求宣传，那可能出现“主旋律不明，噪音四起”的混沌局面；但如果只有一元要求宣传，不让多元意见表达，那将重回改革开放前舆论一律的旧格局。
第二节 大众传媒与政治
政治对大众媒介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集中体现于政治制度对新闻体制的影响。
新闻体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媒介的所有制。如前所述，迄今为止，在世界范围内，媒介所有制主要有三种形式，即国有制、私有制、公有制。
新闻体制的焦点问题之一是媒介、政府以及公众三者之间的关系。而这一关系的基本面貌是由政治体制决定的，新闻体制只是将其明确地体现出来。在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中，媒介大多实行私有制，媒介相对独立于政府，并通过市场为公众服务。公众有合法权利接近并使用媒介。媒介的主要社会责任是为公众提供信息服务以及对社会权力进行监督，这通常是媒介代表公众舆论监督政府。这完全体现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所赖以生存的基础——自由与民主理念，以及权力制衡、个人至上的原则，这也是与由此派生的政治制度相吻合的。而在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中，媒介大多实行国有制，大众媒介运作的基本前提是维护社会的稳定，因此多与政府保持一致，力图在政府与公众之间建立沟通的桥梁与纽带。
如果说政治体制对新闻体制的制约与规定是相对宏观的，那么，政治活动则是以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具体而微的方式渗透在新闻传播中。
大众媒介是整个社会的信息系统，社会各个领域都有利用媒介谋求自身利益的需求，政治也不例外。从历史上看，政治活动与大众媒介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在当前，尽管政治活动影响媒介的方式有所变化，但其实质依然没有变化。这种影响表现在政治利用媒介进行宣传。无论在何种社会背景中，政治活动都必须将大众媒介作为最重要的宣传工具。在当代社会，政治活动借助人际传播和群体传播的机会相对减少了，而更多地采用大众传播。在大多数情况下，政治家不再直接向民众诉求，而是利用媒介间接接触民众，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由于政治系统是社会权力的主要掌握者，政治对媒介的利用比其他的个人、团体或行业处于更加有利的位置。在当今世界上的各个国家，政治活动对媒介的渗透都是异常强大的（尽管方式不尽相同），能与之比肩的唯有经济。政府的政治活动对大众媒介的利用主要包括——
发布政治信息。政治一直是媒介报道的主要内容之一，无论是严肃的媒介还是通俗的媒介，都对政治人物和政治事件给予极大的关注，这既是受众需求所致，也是政治影响力的强大表现。政府成为现代新闻业最主要的消息来源。政府将大众媒介视为发布信息的主要手段。
宣传政治主张。政府要经常就政府立场和政治决策向公众作出解释和说明，以取得公众的理解、支持与信任。这不但能保证政策顺利贯彻、实施，更有维持政权稳定的意义。
塑造政府和政治人物形象。政府和政治人物的形象即他们在公众中的信任度，对于推行政府的施政纲领，对于政局、社会的稳定都具有重要意义。在西方社会中，政治人物的形象在各种各样的选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利用甚至暗中操纵媒体，这是塑造政府和政治人物形象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西方一些学者把现代选举称为“电视竞选”、“显像管民主”，因为电视的出现让竞选者的形象直接呈现在千千万万的选民面前。在竞选中，候选人的形象比竞选纲领更重要。他们在电视上亮相，一举手、一投足都给选民留下印象，决定选票的投向。
进行舆论导向。在现代社会，大众媒介是强大的舆论工具，不仅可以反映舆论，还有可能左右舆论。政府会尽可能地利用媒介将舆论引导至有利于自身的方向上，甚至不惜制造舆论以配合政府的重大决策。这在当代社会已司空见惯。
除此之外，一些非制度化的、非常规性的政治活动也可能对媒介产生重大影响。比如政府官员个人与媒介的交往。政府要人与新闻媒介的关系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媒介。比如历届美国总统对媒介的个人态度大不相同，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对媒介产生了不同的影响。罗斯福总统虽然有精明能干的新闻发言人，但他更愿意亲自向媒介发布新闻，在任期间举行过一千多次记者招待会，颇得媒介好感，在民众中威信较高。而卡特则标榜“民意总统”，企图摆脱华盛顿政治圈和新闻媒介的束缚，直接同民众接触，致使政府同媒介的关系跌入低谷，以至于影响了政事。演员出身的里根有良好的表演天才和幽默感，“媒介形象”颇佳，尽管备受“伊朗门”事件的困扰，但由于掌握了宣传舆论上的主动，从而避免了致命的伤害。政界要人与媒介从业者的私交也会对媒介产生影响。美国著名报刊专栏作家李普曼一生与政界交往密切，他撰写的政论对许多重大国家事务产生影响，同时，美国政府包括总统个人也通过他间接地宣传政治主张。
综上所述，政治活动对新闻传播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政界（主要是政府部门）通过持续不断的新闻发布活动，使自己成为媒介最重要的新闻来源之一；政府将媒介作为公众传达自身观念和主张的工具；政府通过操纵媒介引导和控制社会舆论。
与一切社会系统的互动关系一样，大众传媒既受到社会政治的影响和制约，从另一个层面上来说，它又以自己的功能和特性影响社会政治的发展过程，并发挥着一定的社会政治作用。在现代民主政治中，新闻媒介已成为重要的中介机构，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维护政治权力的合法性
一种政治制度建立起来以后，政治权力必须取得它的社会合法性才能够稳固。亚里士多德因此说，“权威”或“统治”就是人们承认的能力（有时是违背他人意愿的），那么，权威就是合法的权力。而权威的反面是非法的权力——强制。非法的权力不可能长期维持一个政府的稳定，在现代社会尤其如此，它必须依靠合法的权力，即权威。
权威的存在对任何一个社会而言都是有必要的。它既具有分配权力的实际领导作用，更具有统一人们的观念、凝聚社会精神的作用。在现代社会，暴力的强制性的手段日渐失效，权威的精神功用愈发显得有效。
大众媒介维护政治权力合法性的主要手段是，传播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从古到今，任何一个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始终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掌握着生产资料的阶级必须以控制社会的思想来保证自己对社会的统治。任何一个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统治，除依靠暴力镇压一切反抗，用法律手段、行政手段制裁一切有害于他们统治的行为外，还必须把自己的思想推广到全社会去，被其他阶级的人所接受。如果统治阶级不能在思想上战胜敌对阶级的思想，那么就始终不能稳定，统治也就岌岌可危了。思想上的混乱必然导致社会的动荡，思想上的尖锐对立必然导致社会冲突。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资产阶级不同于先前的统治阶级，他们不再诉诸传统方式（如暴力）获取合法性，而是更加注重意识形态的灌输。西方法兰克福学派经过长期研究发现，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历经数百年得以不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利用大众传媒把一整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诸如自由、民主、博爱、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个人主义等，普及到了全社会，成为整个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必须以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深入人心来保证。
2．参与政治决策
政治参与就是公民或公民团体影响政府活动的行为。政治参与的主体是公民或公民团体即非专业的政治从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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