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问题-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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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50％。这一变化从西北欧开始，发展到中欧和地中海地区，最后到达爱尔兰、阿尔巴尼亚。变革所使用的话语是人口危机、人口爆炸等。中国的情况也如此，只是时间表推迟了一个世纪：真正的变化发生在1970年代的计划生育政策开始实施后。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一个女人生育五、六个以至十几个孩子是普遍的现象，这种状况从70年代后才开始改观。
　　　　女性主义认为，在当前的社会状态中，所谓母性就是束缚女性的符号、封印、方法和方式。母亲和女人在男权制社会是作为非人或怪物的形象出现的：亚里士多德就曾经以男性身体为标准，认为如果一切正常，必生男婴；如果生女婴，必定是有什么事做错了。女性一直被男权社会当作是正常人类的变异。
　　　　在生育和母性问题上，波伏瓦的观点最为鲜明，也引起了最多的争议。波伏瓦将男权制的形成和女性相对于男性的地位低下归咎于生育和母性。她是这样说的：在任何情况下，分娩和哺乳都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种自然功能，它们和任何设计无关。这就是女人据此找不出任何高度肯定她的生存理由的原因——她被动地服从于她的生物学命运。家务劳动，由于可以和母性事务协调一致，注定要由她来做，同时又把她禁锢在重复性和内在性之中。正如列维…斯特劳斯所说：“公众的或纯粹的社会权力始终属于男人。”（波伏瓦，71）
　　　　波伏瓦还鼓励女性直接摆脱生育的责任和做母亲的命运，她说：人们根本不可能直接强迫女人去生育，人们所能做到的只不过是把她置于其唯一出路是做母亲的处境中——法律或社会习俗要求人们必须结婚，不许节育和堕胎，不许离婚。（波伏瓦，65）按照波伏瓦的观点，生育和母性是把女性束缚在其动物性或生物性而使其不能成其为人的一个主要原因。女性要想做回一个自由的自主的人，就应当摆脱生育和母性。
　　　　女性主义思想家巴特勒也曾抱怨道：只要女人到了二三十岁由于生理或社会的原因没有怀孕，你就要面临与规定你的性别的行为规范作斗争的局面。（Segal；　70）性别规范假定每一个生理女性都有母性，都愿意做母亲，可是在现实生活中，有相当一批女性并没有母性，并不愿意做母亲，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女变男的易性者。
　　　　一些持本质主义观点的保守主义者认为，生育是一个无痛苦的过程，因为女性天生有很强的熬痛能力，又因为她们的“母亲本能”能够使她们不在乎疼痛。这种疼痛甚至对女性有好处，使她们不能从生育过程中获得性的快乐，以保存女性的羞怯、端庄、稳重和节制。这种观点相当无耻，是典型的男权制性质的冷酷。
　　　　然而，也有一些女性主义者对生育持肯定的态度和正面看法。例如，一批主张女性写作和女性快乐的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在怀孕、生育和抚养孩子的过程中能够得到正面的价值甚至享受。自由的女性写作可以直接来源于女人的身体经验，它还没有被男性文化“殖民”过。它要表达的是活跃的女性身体经验的特殊性。她们认为，波伏瓦否定女性的正常快乐，因而丧失了群众基础：女人并不是都不喜欢、不愿意生育和做母亲的。
　　　　此外，从对女性生活实践的调查来看，生育虽然并不会严重影响女性的工作能力、工作效率以及在职场的地位，但是负面影响还是会有一些。此次调查中访谈到的一位原市劳模、纺织女工就是因为结婚生育而不得不放弃当劳模的，她说：
　　　　我28岁结的婚，在当时就算晚婚了。结婚第二个月就怀孕了，我就当不了市劳模了，身体不行，产量就上不去了。要想当市劳模就不能要孩子。我想，我都快三十了，还把孩子做掉？我最后决定还是顾着婚姻和孩子，不当劳模了。
　　　　这是生育为女性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带来不利影响的一个方面，也属于女性主义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因为它导致了男女两性在公领域竞争中的不平等。无论是客观环境角度，还是主观意愿角度，男性的事业和生育似乎不必对立起来，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冲突，而这二者在女性身上就会发生冲突。生育给女性带来的困难只是被当作一个女性的天然弱点，它只是被听之任之地摆在那里——如果你想当劳模，你可以选择不生孩子呀——而没有任何弥补这个弱点的保障性的措施。这不能不说是男女平等事业中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
　　　　二、　生育控制
　　　　不管是不是男性的主观意愿，在男权制社会中，男性统治的策略首先是把生育和抚养孩子规定为女性的责任，然后把生育、抚养孩子的工作边缘化。因此，女性主义将计划生育和自主堕胎权视为妇女重新控制自己身体的表现。
　　　　在美国，桑格（Margaret　Sanger）开创了生育控制运动。通过1973年美国著名的罗依诉魏德（Roe　v。　Wade）案，美最高法院批准了堕胎合法化。在女性自己掌握生育决定权的问题上，这无疑是一个进步。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女性的生育决定权进一步完善起来。
　　　　在最近几十年间，在堕胎、避孕和绝育技术方面出现了长足的发展。对于女性主义来说，新生殖技术最重要的意义是身体的工具性和非自然化。新生殖技术透露了一个新的信息：生养孩子并不是女人的生理基因决定的，而是由社会因素决定的。这就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怀孕还是必要的吗？由于从技术上讲，女性现在可以不尽这个责任了，于是男性就慌了，他们用各种办法强迫女性尽这个责任。女性都很支持新生殖技术的发展，并且期待着在生育方面的巨大改变。
　　　　尽管如此，在避孕和堕胎问题上，男权制的影响也并没有完全消失。英国女性主义批评家指出：英国避孕研究所获得的资助仅仅是武器研究的十万分之二。此外，在英国，女性能否堕胎大多是由男性医师决定的。
　　　　在我国，由于人口爆炸的原因，计划生育幸运地被确定为国策，虽然中国计划生育与西方相比，并不是从解放妇女和男女平等出发的，但是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结果却把中国妇女从传统的沉重的大量生育的压力下解放出来。在城市普遍实行了严格的一胎化政策之后，一个如果没有这个政策则永远不会出现的现象是：在城市中，有一半家庭不会有直系男性后代了。这真是中国男女平等事业的一个意外收获：这些人不得不改变对女儿的看法，人们在论证“女儿也可以传宗接代”，男尊女卑的传统秩序受到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挑战。
　　　　在避孕技术的采用上，我国城市女性和农村女性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区别。在此次调查样本中，城市组共采用了6种避孕方法，其中包括避孕套、避孕环、避孕药、安全期避孕、体外射精和绝育手术；农村组共采用4种方法，包括绝育手术、避孕环、避孕套和安全期避孕。
　　　　在避孕工具的使用比例上也因城乡、年龄而异：在城市老年组中，有五成人用过避孕套；四成人用过避孕药；三成人用过避孕环；一成人用过绝育手术；一成人用过安全期避孕法；一成人用过体外射精。使用这些避孕手段的分项比例合起来之所以超过100％，是因为有人用过多种避孕方法。在城市青年组中，六成人用过避孕套；四成人用过安全期避孕法；三成人用过避孕环；三成人用过体外射精；二成人用过避孕药。农村老年组八成人做过绝育手术；四成人用过避孕环；一成人用过安全期避孕法。农村青年组六成人用过避孕环；两成人用过避孕套；一成人用过安全期避孕法；还有一些人尚未生育，没有采用避孕措施。
　　　　在避孕套的使用上可以看出男权思想的影响。一位城市老年女性说：
　　　　避孕方法上我们没有商量过，他觉得是女人的责任。避孕套他有时戴有时不戴。我干活累，睡着了，迷迷乎乎的，谁知道他戴没戴，后来就怀孕了。男同志就是这样的，不管你怎么想。
　　　　比较不照顾女性感受、比较自我中心的男性会排斥避孕套。一位城市中年男性说：
　　　　我从来不带套，因为肉体上不舒服。我只用安全期和体外排精的办法。我用这种办法只失误过一回。
　　　　年轻一代在避孕套的使用上比较能够沟通。一位城市女青年说：
　　　　个别时候我和他有分歧。比如，男同志用安全套感觉不好，我就说，要不用我就心里慌，不能继续做下去。他也能理解。
　　　　还有很大一个比例的人使用了避孕环来避孕。一位城市老年女性说：
　　　　我戴环。生了第二个孩子就戴环了。原来戴避孕套，有个大夫告诉我，这样缺乏男女交流，阴阳交流，我就戴环了。1996年取出来的，没有必要了。早就不过性生活了。我们是60岁停止过性生活的。
　　　　由于担心口服避孕药的副作用，用避孕药来避孕的人比较少。一位城市女青年说：
　　　　我吃避孕药。先吃的那种药毒性大，（厂家）　不生产了，改成吃“妈妈福”，天天吃。一月吃一次的那种药怕不保险。我倒没觉得有副作用。我们从来没用过避孕套，他们都说不好，我周围的人很少用那个。
　　　　调查中发现，有些老年妇女根本没有避过孕。她们的人生经历在当代中国越来越成为绝对的少数。一位城市老年家庭妇女说：
　　　　我32岁就不生了。就是少过性生活。我一共生了9个孩子，没有避孕办法，流产要100块钱，谁做去呀。国家那时也没要求避孕，生就生了。一个轰着俩赶着　（养一个还是两个孩子没什么区别）。后来生的也害怕了。要是不避孕再生三个两个都可能。
　　　　年轻一代的避孕实践是十分普遍的，但是也有年轻一代因特殊原因不避孕的个案。一位城市女性说：
　　　　我们不避孕。我们房事生活很少。由于有感情隔阂，就越来越淡漠。很少的几次都用安全期。现在一个月都没一次。像朋友一样，我不想跟他有这种事。女同志是感情的动物，男同志我不敢说。要是没感情就不想做这件事。
　　　　避孕的作用首先是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其次，它还起到了保护女性健康的作用，因为不断怀孕和人工流产会损害女性的健康。一位城市老年女性说：
　　　　我用避孕套，吃药。还上了两次环。上了环后手疼得不行，就取出来了。手不疼之后，过了一二年就又上了环，因为又两次怀孕做人流。到60岁时把环摘了。
　　　　在生育问题上，有批评意见认为，西方女性主义所呼吁的育前检查和堕胎权被挪用到第三世界，可能会被用来做不利于女孩的事。（Nelson；　et　al。；　431）这种说法主要是指有性别偏向的堕胎。但是，我们只能反对有性别偏向的堕胎，却不可以笼统地反对堕胎权，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人口过剩、人们的生育意愿又极其强烈的国家。如果笼统地否定堕胎权，必定加剧人口爆炸的程度，其后果不仅害了整个国家，也害了女性自身。
　　　　另一种批评的角度是说，女性主义“拥护堕胎”，从而使右翼势力抢先占据了“拥护生命”或“拥护家庭”的立场。（弗里丹，118）应当说，拥护堕胎与拥护生命并不矛盾，在这一点上，中国文化中以孩子降生为生命开端的观念就比西方以卵子受孕为生命开端的观念要更有利一些。由于在中国文化中，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