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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天涯晚笛 听张充和讲故事-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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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末了,我想请出两位「当事人」的文字,为读者存真,也为本文作结——
    卞之琳在他的《〈雕虫纪历〉自序》中,对此「单恋」,其实有所述及:
    在一般的儿女交往中有一个异乎寻常的初次结识,显然彼此有相通的「一点」。由于我的矜持,由于对方的洒脱,看来一纵即逝的这一点,我以为值得珍惜而只能任其消失的一颗朝露罢了。不料事隔三年多,我们彼此有缘重逢,就发现这竟是彼此无心或有意共同栽培的一粒种子,突然萌发,甚至含苞了。我开始做起了好梦,开始私下深切感受这方面的悲欢。隐隐中我又在希望中预感到无望,预感到这还是不会开花结果。仿佛作为雪泥鸿爪,留个纪念,就写了《无题》等这种诗。
    沈从文在他记述昆明生活的《二黑》一文中,曾用华丽翔实的笔墨,如此隐曲地评点这一段「卞张罗曼史」:
    ……然而这个大院中,却又迁来一个寄居者,一个从爱情得失中产生灵感的诗人,住在那个善于唱歌吹笛的聪敏女孩子原来所住的小房中,想从窗口间一霎微光,或者书本中一点偶然留下的花朵微香,以及一个消失在时间后业已多日的微笑影子,返回过去,稳定目前,创造未来。或在绝对孤寂中,用少量精美的文字,来排比个人梦的形式与联想的微妙发展。每到小溪边散步时,必携同朋友五岁大的孩子,用箬叶折成小船,装载上一朵野花,一个泛白的螺蚌,一点美丽的希望,并加上出于那个小孩子口中的痴而黠的祝福,让小船顺流而去。虽眼看去不多远,就会被一个树枝绊着,为急流冲翻,或在水流转折所激起的漩涡中消失,诗人却必然眼睛湿蒙蒙的,心中以为这个三寸长的小船,终会有一天流到两千里外那个女孩子身边。而且那些憔悴的花朵,那点诚实的希望,以及出自孩子口中的天真祝福,会为那个女孩子含笑接受。……诗人所住的小房间,既是那个善于吹笛唱歌女孩子住过的,到一切象征意味的爱情依然填不满生命的空虚,也耗不尽受抑制的充沛热情时,因之抱一宏愿,将用个三十万言小说,来表现自己。两年来,这个作品居然完成了大部分。有人问及作品如何发表时,诗人便带着不自然的微笑,十分郑重地说:「这不忙发表,需要她先看过,许可发表时再想办法。」决不想到这个作品的发表与否,对于那个女孩子是不能成为如何重要问题的。……
    (引自沈从文《二黑》,见《生之记录:沈从文随笔》,北京大学出版社二○○七年版)
    谈话于二○○八年一月十九日
    二○○八年七月八日于康州衮雪庐整理毕
    「乱世佳人」、书店伙计与「小挎奶奶」
    张充和谈她与傅汉思的异国婚恋
    连天大雪终于止停。在新英格兰,雪霁初晴的日子总是让人骋目抒怀的。给张先生打过电话后,我几乎是哼着歌,开车穿越白雪覆盖的原野。跳步迈上张家门槛,发现门已经虚掩着打开,老人笑盈盈地迎上来,说:「我走路慢,就先把门开着,不想让你等门。」我觉出老人今天的心情也很好——得,我可以敞开话题,让老人家聊聊汉思,说说她自己的这段异国婚恋故事了。
    茶几案桌上,那本《卞之琳纪念文集》还放在一角,和其他几本字帖、杂书摞在一起。我知道,即便因白内障恶化视力锐减,除了坚持写字,老人每天还是抽出相当多的时间读书。亲友寄赠的书她几乎是随到随读,或粗或细地浏览一遍。所以,有一回她向我说起「郭德纲」、「潜规则」与「男色消费」的话题,我吃了一大惊,连声笑着:「张先生,你很update(紧跟时尚)呀!」原来,那是她从三联书店给她新寄到的新书《话题2006》里读到的。
    「你让我谈谈汉思呀?」张充和微微笑着,「是呀,我以往很少跟人谈起汉思,因为就是眼跟前的事情——虽然,汉思也走了好几年了。」张充和的先生——德裔美籍汉学家、耶鲁教授傅汉思(Hans H。 Frankel),是二○○三年病逝的。
    老人淡眉轻舒——岁月的图卷,又一次轻轻展开来了。
    一九四七年,张充和与傅汉思在北平颐和园。当时充和正在北大教书法和昆曲。(纽约海外昆曲社提供)
    「我认识汉思是在一九四七年,在北平。」老人的话说得很直白,「抗战胜利后我先回了苏州,后来就到了北平,预备在北大开昆曲和书法的课,那时候已经有学生开始学了。我当时住在沈从文家,汉思常到沈家来玩,就这样认识了。」
    我笑道:「我在哪本书里读过沈先生一个回忆,说:『汉思开始还是登门找我学中文的,后来才发现,这位美国年轻人早转移了目标,根本不是冲我来的!』」
    「是呀是呀,那时候,汉思一进门,沈先生就大叫:『四妹!找你的!』汉思当然是很主动的,我发现他人不错,很老实,也很热情开朗,我们就这样交往起来了。」
    「汉思那时候的中文好么?」我对这一点很感兴趣,「你们日常交流,用什么语言?」
    「当然是中文。那时候,他的中文马马虎虎能说,我的英文不好,他来到沈家,跟沈先生说的是中文,我三姐会说一点英文,就中、英文夹杂着跟他说话。我当时在北大红楼也有宿舍,但常住在沈家,汉思就常来。」
    我记得从前看过汉思年轻时候的照片——一位帅气儒雅的洋人小伙子,和一位秀外慧中的中国大家闺秀的结合,确是一种真正的「中西合璧」。
    我问:「汉思又是怎么认识沈先生的呢?」
    「他和沈先生是北大同事,沈先生喜欢在家里招待朋友,一来二去的就很熟了,他常常向沈先生请教一些与中文有关的问题。噢,对了,把汉思介绍给沈从文的,是……季羡林。」老人开始一下子记不起名字,过了一会儿才想起来,「那时候,沈先生在北大中文系教写作,汉思在北大教拉丁文、希腊文和西方文学。」
    「那么,汉思又是什么时候到北大教书的呢?」
    「也是抗战胜利后吧。他是胡适介绍到北大来教书的。汉思原籍是德国,德文自然很好。他的父亲在德国就很有名,二战中从德国到美国来,在斯坦福大学当教授,教西方古典文学。他舅舅也是一位教西方古典的大学者。他有西方古典的底,通西班牙、葡萄牙、法国、意大利好几国文字。他中学九年的古典课程都学得很好,十八岁随父亲到美国的时候,在斯坦福已经直接读大三,本科拿的是西班牙文学的学位。他的PH。 D(博士)是在伯克莱念的,他觉得父亲已经在做西方古典,自己不如就改攻一门欧洲的小语种——诺曼斯语,就做这个诺曼斯语的研究吧。他毕业后在加州大学的某个分校教书,胡先生就是这时候认识的他,就请他到北大来教书。」
    一九四八年,张充和与傅汉思结婚时拍摄的婚纱照。
    我心里约略计算了一下时间,汉思与胡适的初识,应该是抗战期间胡适担任驻美大使的时候,「汉思那时候有多少岁?」
    「大概三十二岁吧。他到了北大,就跟季羡林成了好朋友——因为季羡林是留德的,他的德文很好呀。季羡林又把他介绍给了沈先生。可以说,就是在北大这一段,汉思才开始把他的兴趣转向中文,最后做上了中国古典的研究的。我们认识的时候,内战已经开始了,我在北大开的昆曲书法课,还没正式开始教,就打仗了。我和汉思是认识一年之后在北平结的婚,那时候,城外已经炮火连天了。」
    我从资料里读到,她和汉思结婚,是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便说:「我记得你去年回北京办展览,沈先生的大儿子说:『四姨就是从我们家嫁出去的!』你们当时举办的,可真是『兵临城下的婚礼』呀!」
    「是呀,那时已经兵荒马乱了。」张充和忽然换了一种轻松的语气,好像叙说着一个好玩的故事,「我常常记不住准确的日子,但离开北平那一天,我却记得清清楚楚:那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七日,那天刚好是北大举办五十周年校庆的纪念,校园里红旗都挂上了。大清早,美国大使馆的一位领事跑到我们家来,要我们马上走,说北平只剩下一个小的军用机场还在开,大机场都飞不了了。那时我们还没吃早餐,一锅稀饭煮好了还没吃,领事就要我们跟他走——我们可以说是被领事押上飞机的。我当时只给三姐打了一个电话,告诉她我要走,交待了一下家里事情。那天早上,一位卖书给我们的工人正好送书上门,我们就把整个家托付给他了。」
    一九四八年,张充和与傅汉思在北平结婚照。(纽约海外昆曲社提供)
    「卖书的工人?」我很吃惊,「你们把整个家托交给他?」
    「对了,我应该仔细跟你说说这个卖书工人的故事,」张先生说着来了兴致,眸子一下子闪亮起来,「他叫李新乾,是一家书店的年轻伙计。书店的名字,叫『修绠堂』。他也是季羡林介绍给汉思认识的。你可别小看这样的卖书工人,他懂书,文史哲、古今中外的都粗通一点,知道不同读书人的不同需要。那时候,北平很多店家的伙计,都有这种能耐。」
    我说:「我知道,从前,店铺里的伙计都要学师出师,就是受行当里的专业训练。像『荣宝斋』那种店铺的伙计,简直就是半个文物专家呢。」
    「李新乾就是这样又能干、又可靠的人。他跟北大校园里很多教授、老师都很熟。他当时比我们小,二十多出头吧,我至少大他十岁,因为买书卖书,跟汉思成了好朋友。汉思没结婚就认识他了,常常带上他一起看电影,一起骑车子出去玩。他送书上门来给我们看,不是非得要我们买,留下来看过了喜欢才买,不喜欢的他再带回去。他知道我们需要什么书,有时候我们也把想要的书单子写给他,他就四处给我们找。汉思不会讲价钱,他从来就给我们最好的价钱。一套同文版石印本的《二十四史》,一根草绳一捆,用自行车就驮上门来了,才要我们二十块钱!当时沈从文就很奇怪,说:『汉思,怎么你们买的书总比我买的便宜呀?还便宜好多!』——呵呵,因为我们认识李新乾呀!当然,后来我们也把李新乾介绍给了沈先生。所以,那两年我们都不用上书店了,上书店反而找不到书,告诉李新乾,他是北平全通,对各种版本熟得很,没两下就给你找到了,还亲自送到家里来。我是后来做了图书馆工作以后,做各种版本的目录,才明白李新乾有多么的不容易,多么的了不起。我和汉思结婚的时候,李新乾给我们送的礼物,就是书。所以,那个慌慌忙忙离开北平的早上,我们就把整个家,托交给他了。」
    我想起中文里表达情义与信任的一个最高等级的俗语:「以身家性命相托。」在那个炮声隆隆的早晨,这一对中西「乱世佳人」与一位中国书店伙计之间的交情,成了这一成语的最佳注脚。
    「那确是乱世之时的托付呀。」老人轻轻感叹着,语气很郑重,「我们匆匆忙忙收拾了一些身边重要的东西,带着另一个女工人,就跟着领事上机场去了。整个家,都交给了李新乾帮我们处理安排——家用请他交给三姐;衣服杂物叫他送人也都送到了;他办事从来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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