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文化与潜规则(又名:道破天机)-第2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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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低，对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来说，第一，回到社会的主导产业中去，根本没有可能；第二，在目前的体制下，回到原来那种稳定的就业体制中去，根本没有可能；第三，朝阳产业也不会向他们提供多少就业机会。这就意味着目前的失业下岗者，事实上是社会的被淘汰者，他们已经是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的一个群体。如果承认这些人将永远也不可能回到社会的主导产业中去，甚至无法找到稳定的就业机会，就需要在创造边缘性就业机会的同时，作出某些制度性的安排，来保障他们的基本经济和社会需要。
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日益成为改革代价的承担者以及底层社会的形成表明一些社会群体为改革发展所承担的代价与应得到的补偿不对等。
这要从关注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的利益诉求开始。不能仅让弱者在虚拟空间控诉补偿的不平等，而应建立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渠道。对弱势群体的利益关怀必须制度化。我们必须明白，发展是硬道理，社会公正也是硬道理。只有这样才能使公众感受到“现有的社会制度是最好的最适宜的制度”。如果仅仅以远期的预期收益的承诺，来表达对弱势群体的重视和关怀，这对于急需要利益补偿的民众来说，是没有多大效果的。
福利养懒汉与权力养懒汉谁可怕
社会保障研究领域的权威专家郑功成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不能以“养懒汉”否定社保功能，在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福利病至少在30年内均是一个伪靶子，但它确实会误导人们甚至影响政治决策。社会保障领域应该遵循这样一条文明原则：宁愿养一个懒汉或者少数懒汉，也不能让多数人因缺乏社会保障而陷入生存恐惧之中。他说自己到过不少福利国家，不仅没有看到病态，反而都是健康、有序、和谐、文明的。（11月6日《人民日报》）
显然，郑教授这番话是有所针砭的，近来社会确实流行一种“福利养懒汉”的认识。一方面是有些地方政府以此为由削减、延缓甚至挤占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或者以此为由给享受低保者设置很多严苛限制，规定打麻将、买电脑、超生者不得享受低保；另一方面不少学者也论证“福利制度会养懒汉伤害社会效率，所以中国不能向西方福利制度看齐”———这种认识背景下，郑教授“宁养少数懒汉也不让多数人因缺乏保障而陷于生存恐惧”的原则格外让人振聋发聩。
中国正处于这样一个许多人“未免除生存恐惧”的时代，需要的是“增强营养”而非“避免营养过剩”；而且，我们的福利水平还远未达到“诱人当懒汉”的程度，不少地方连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幼有所教都做不到，几个人会没出息到因那点低保金而“不劳而获”；最重要的是，即使因保障而出现几个懒汉，那也是一个文明社会为公平分配利益而不得不承受的代价，那种懒汉是源于人性劣根而非制度弊病，不能因为臆想中几个莫须有的懒汉而让多数人陷入物质匮乏的生存恐惧中。何况郑教授说了，即使那些“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国家，也没有看到福利病态。
实际上，对一个社会效率与公平最大的伤害，并非源于弱者为享受一点保障福利而吃白食当懒汉，从而影响社会道德风气和创富热情；而是源于强者利用权力资源去享受高工资高福利，利用权力资本去掠夺劳动者和消费者剩余吃白食当懒汉，从而扭曲社会的资源流向、耗散公众的创富热情和降低社会的效率。很显然，一个弱者满足于一点福利保障而宁作懒汉，这不会引起社会的效仿，因为这个社会绝大多数人的需求应高于那点保障福利，对这样的弱者懒汉，人们更多只会报以鄙视；而强者利用权力资源在高工资高福利中吃白食当懒汉就不一样了，当人们发现一个人可以通过依附权力而享受到这么高的福利，任何一个理性的人都会减少创造财富的、提高效率的活动，相反去增加掠夺和寻租的活动，争相远离创富领域而流向分享财富的领域，争相依附权力当“权力懒汉”。
这也是当下中国社会的现实，没听过有几个依附于社会保障制度吃救济的懒汉，倒看到许多依附于垄断体制享受着垄断高利润和高福利的懒汉；没见过几个人因看到弱者享受点儿福利而想当懒汉，倒看到不少人因看到垄断高福利争相涌向垄断领域———媒体曾报道过一个公路收费员岗位千余大学生争抢的新闻，某个热门公务员岗位万余人争抢的新闻也屡见报端。也就是说，这个社会正发生的是“权力福利养懒汉”，而不是“保障福利养懒汉”，为什么权力精英们一直在呼吁警惕“保障养懒汉”，而不是治理垄断养懒汉、权力养懒汉呢？这一切可能源于强势者的话语霸权吧，许多监管的矛头从来都只指向弱者而不是强者。
近来，越来越多的上访者在绝望时选择自杀的方式进行抗议。从在家里自杀发展到在大街上自杀，从大街上自杀发展到在政府机关门前自杀，由在本地自杀发展到在天安门前自杀；由个体自杀发展到向群体自杀。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以自杀的方式来维护个人权益，有其深层次的合理根源。不到被逼得走投无路谁愿意以生命为代价。在“不死人不足以引起重视”的权利救济逻辑下，是某些人不得已的选择。
“自杀维权”现象固然影响到了社会秩序，但如果我们以公民的立场反思，就会发现，当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这种最不可思议的方式时，一方面反映了社会上存在的不公正现象是多么严重，另一方面说明管用的权益救济渠道越来越少。
执政者不可能没有恐惧之心，关键要看害怕的是什么，表现如何。有一种恐惧叫做“居安思危”，害怕政治不清明、言路不畅通、百姓生活不安康、如履薄冰；有一种恐惧叫做“色厉内荏”，害怕权位不稳固、富贵不长久、百姓“不听话”动辄采取高压手段，钳制舆论，鱼肉百姓。慈禧太后有句名言：“谁叫我一时不痛快，我就叫他一辈子不痛快”（现在的官员则说：“谁砸我的牌子，我就砸谁的饭碗。”）。因为害怕自己的权威地位受到挑战，于是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再也没有什么做不出的事情——这种表面上的无所畏惧，恰恰暴露了内心的极度恐惧。到了这时候，执政者的政治生命离结束也就不远了。
孟子说：通向不朽的道路有三条：一是立功、二是立德、三是立言。
做人是一门艺术。一门综合艺术，一门如何把钱、语言、笑容、眼泪以及身体等等各项功能发挥到极佳的艺术；一门把别人对你的热情调动到最高最大为你所用的艺术。
很多事情是只能做不能说的，或者是只能说手心，不能说手背。
世界上最简单的道理，一个虽然简单却让众人往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才能明白的道理，那就是——甘心。
写匿名信的人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有正义感但是胆小，揭露事实缩头藏脚；另一类有私欲有阴谋，捕风捉影臭你，搞乱一方浑水摸鱼。
越是不认真对待匿名举报，举报人就越不敢署名，这是恶性循环。
把匿名信交给当事人看，是笼络人心的办法中最高明的一招。
写匿名信的是软弱的抵制和无奈的抗争行为。
一个受到攻击的官员，最可怕的是真实，而不是谣言。虽然谣言一时也可以扰乱视听，让人瞎起哄，所谓无风不起浪之类，但终究不构成实质性的伤害。
聪明人不是不犯错误，而是如何对待错误。
对于一个人的进退，自制是一件至关紧要的事情。许多聪明能干的人就栽在自制力的缺乏上。可以说，人与人的角逐，常常是自制力的角逐。
官场上的人常说，政治是无道德的，为了一种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在不规范的特定历史时期，道德只是一个用来规范社会、规范百姓的工具，完全循规蹈矩的人，注定是一个庸人。
社会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强者社会，这个社会从来只看结果不看过程。
中国人讲的“城府”，是指含而不露、谋略在胸，出手在后。这是最可怕的。
在中国，“城府深”是认为这个人有控制别人的能力，腹内有春秋，深藏不露，后发制人等意思，这种人甚至一言九鼎；而诚实坦率却往往被当作“不成熟”的别称。所以，“逢人且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成了千古箴言，“城府深”成了赞美之词。推心置腹的深谈常常是导致误会的祸根，祸从口出，人防口祸，不敢相信任何人，不敢多说一句话；越是口口声声说“肝胆相照”、“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的人，越不敢相信。
不要信任不相信别人的人。
某些人信奉的是：一个臭皮匠，弄死三个诸葛亮。
如果你想在官场上混得长久，你就不能太贪。你要是做人没有一个过得硬的原则，迟早会在贪字上摔倒。
贪财的人付出的是担惊受怕的心机；贪色的人付出的是廉价的感情和昂贵的金钱；贪官的人付出的是做人的尊严和准则；廉洁的人付出的是必须遭受世人的冷落和同事的白眼。
在官场中，不能只按常人的思维，要学会逆向思维；比如：你看到两个人表面上亲热，千万不要认为两人的关系一定就很好，很可能两人就是对手。官场上有些事情是做给别人看的，也许话是说给别人听的。
权力这东西令男人着迷，智昏、甚至走火入魔。官场斗争的残酷性决定了人会身不由己的做一些违心的事情，夫妻背叛、父子反目、朋友相互出卖等等。
特殊时代造就特殊人物。不按常规执政套路出牌的官员，信奉的是“治乱用重典”的政治强权。
朴实就是死板，老实就是愚蠢，谦虚就是无能，圆滑就是成熟，虚伪就是老成。
老实人吃亏，老实人就会变得不老实起来；不老实吃亏，不老实的人就会变得老实起来。
真理多跨一步是谬论，真理早跨一步也是谬论，真理偏跨一步还是谬论。
投靠是背叛的开始，既然是投靠，就不存在人格，仅仅是为了利益，那么，谁今天为了利益而投靠，明天他照样可以为了利益而背叛。
能被收买的东西，同样也能被出卖。
矛盾和危机无处不在，无处不有这个永恒的法则始终伴随和困扰在已经十分疲劳的中国人。有些事情你越是感到有希望，失望的可能性要会越大。
想在复杂的局势中站稳脚跟，就要把握一个原则：宁可得罪十个君子，不能得罪一个小人。
要经常警觉危机的到来，并给以迅速而果断的反击。
现实生活中，人的年龄越大，越往上层走，不管是正面的反面的，真实的面孔就越加模糊。这个世界就是半张脸组成的世界，谁都不可能让你看清他真实的全部；如果全部看清了，这个世界的秩序也许就要重新安排了。
在官场上，一旦失去了上级的支持，特别是上级的信任，那就意味着自己的政治生命出现了危机。
政界走得通的人，眼睛都是朝上而不是朝下的。
从政的人是要远离浪漫的，口头上总说张扬个性，其实随时随地都在抑制和扼杀个性。
政治人物不宜执拗，执拗很容易走上极端，走进死胡同。如果意识到自己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