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刀锋:剖解影响中国历史的11个关键人物-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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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马灯般变换不休的时代，当时恐怕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建立在后周基础之上的宋王朝会延续三百多年之久。一切的一切，当然都与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密切相关。
宋朝建立之初，只控制了中国一小部分领土，地盘仅仅局限于中原核心地带。它的周围，还存在着南平、后蜀、南汉、南唐、吴越、后汉、契丹辽等多个或强大、或弱小的封建割据政权。赵匡胤刚刚穿上黄袍、登上皇位之时，政权的首要威胁并非来自外部，“攘外必先安内”，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内部隐患，新生王朝将随时面临着重蹈后周覆辙的兵变危险。
当他御驾亲征，平定了李筠、李重进等公开反对势力后，就开始考虑内部的长治久安了。赵匡胤最为宠信的军政参谋赵普分析说：“天下战乱不息的根本原因是方镇地位太重，君主权势微弱。要想整治，只须削夺臣下的权力，限制他们的钱粮，收回他们的精兵，天下自然就会变得安宁起来。”
赵普之言可谓切中要害，之所以出现五代十国的大分裂大动荡局面，其根源就在于藩镇割据。对此，赵匡胤本人的感受、体会最为深刻，他之所以能够登上皇帝宝座，就是沾了藩镇权重的“光”。赵匡胤心里非常清楚，就是那些在自己脚下俯首磕拜的大臣，又有多少心悦诚服者呢？并且，他手下的那些诸镇节度使们照样手握重权，说不定什么时候也会上演一出类似的兵变，或是干脆亮出旗号武装夺权。他所发动的陈桥兵变，直接榜样无疑便是郭威；但在郭威之前，还有过唐明宗李嗣源、唐废帝潞王李从珂的“成功范例”；包括他的这次所谓拥戴性的兵变，类似的在上已重演过四次。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应将这种武将兵变在他手中成为“绝版”才是，不能让它们再次上演了。于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在宋朝的开国史上就赫然写下了“杯酒释兵权”这一读者耳熟能详的故事。赵匡胤在一次专设的酒宴中以皇帝身份与那些握有重兵的大臣们“摊牌”：以金钱、豪宅、良田等优厚的经济条件换取他们手中的兵权。众将即使不愿，也不敢对抗；况且，能在皇帝的保护下不担风险、不必操心地享受人生，也是一桩求之不得的美事，何乐而不为呢？于是，一个个赶紧上书，要求解除军职。一场权钱交易就这样不知不觉地顺利地完成了，赵匡胤以他的委婉、圆滑等谋略手段把当时最强大也是最容易发生动乱的禁军完全控制在个人手中，再也不必为难以预料的军事政变而忧心忡忡了。而宋朝在此后的三百多年统治中，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黄袍加身”的兵变，看来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确曾起到了“一劳永逸”之效。
赵匡胤坐稳了龙椅，这时，他的目光开始鹰隼般地环顾四周，威严地抖抖身上的黄袍，发出了南征北讨的命令。他采取先弱后强、先易后难、先南后北的统一方略，南并荆湖，西吞后蜀，远征南汉，降服南唐，收归吴越。
然而，就在统一大业进入关键时刻的公元976年，正值壮年的宋太祖赵匡胤却突然暴卒而亡。
其时，赵匡胤正在指挥征伐北汉的战役。临死前夕，还在紧张地处理一应公务，并未出现什么身体不适的迹象。各路捷报频频传入宫中，多年梦寐以求的统一大业眼看有望，他自然高兴得不行，显得精神饱满，情绪良好，一直处于难以抑制的兴奋状态。这天夜晚，天空中纷纷扬扬地飘着大雪，他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之情，将时任晋王的皇弟赵光义召入宫中，然后支开众人，兄弟两人举杯开怀，尽情畅饮。渐渐地，酒量不大的赵光义就有点难以招架了，一再起立表示不能再饮。可赵匡胤不依，不断地将他按下继续对饮。
饮至夜半，赵匡胤拿着一把斧头走到室外斫雪，想看雪已下了多厚，他一边斫着一边大声叫道：“好自为之，好自为之！”然后就进屋睡了。早已喝得乱醉如泥的皇弟赵光义当晚自然也睡在了宫中。将近五更，突然传出消息，太祖驾崩。
第二天，赵光义就在兄长的灵柩前继承了皇位。
兄弟两人饮酒时，守候在外面的人只是远远地看见屏风之上，烛光摇曳人影散乱，赵光义不胜酒力不时离席，赵匡胤又不断地将他按回原位，兄弟间难以分晓的“你推我让”自然也可理解为两人之间的纠缠、矛盾甚或打斗；而赵匡胤的斫雪行为及那把斧头更是染上了神秘恐怖的暴力色彩；皇位一般由儿子继续，这回却是兄死弟及，后来更是弄出了一个所谓的“金匮之盟”；赵匡胤自己暴死不说，他的两个儿子不久也不明不白地命丧黄泉……这一切的一切，都让人有足够的理由怀疑甚至认为就是宋太祖的亲弟赵光义谋杀了兄长，篡夺了皇位。
赵匡胤之死不仅留下了“烛影斧声”这一千古之谜，更留下了统一大业未竟的遗憾：北汉、辽仍在北面虎视眈眈地与宋对峙。
继位的宋太宗赵光义虽然很快就收复了后汉，但契丹辽却成为宋朝最大的劲敌与死敌，那凌厉而强劲的铁蹄常使得宋代在它的蹂躏下艰难挣扎，发出一声声痛苦的呻吟。
不胜重负的黄袍加身 三
宋太宗赵光义在消灭北汉——“十国”中的最后一国之后，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就此结束，黄河、长江两大流域重归一统，有宋一代的版图就基本上奠定下来了。然而，还有西南的大理、吐蕃，西北的高昌、党项，北方的契丹辽均在宋朝版图之外，它不仅没有汉唐的辽阔，就连秦、晋时期的规模也未能恢复。宋朝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中原统治集团，在赵光义收复北汉后其领土即达至顶点，此后便在周边少数民族的不断蚕食中日渐萎缩，南宋时更是沦落为一个地方性政府或割据政权。
国家的强盛与领土的辽阔常构成一种正比例关系，宋朝的积弱与版图的不断缩小息息相关。
纵观中国古代，还没有哪个统一王朝像宋代那样一开始就弥漫着一股柔弱、僵化与衰亡的气息。宋王朝似乎没有过上一天安稳日子，总在外敌的逼迫下气喘如牛，就更不用说出现汉朝的文景之治、盛唐的贞观之治了。每当我们回望这一时时讲和、处处挨打却又延续了三百多的腐朽王朝时，就会不由自主地感到一股深深的屈辱、沉重、压抑与悲愤。只要能够，我总是匆匆跳过这段令人丧气而难堪的。
追本溯源，宋朝的祸根早在后唐就已种下。
公元936年，后唐节度使石敬瑭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取得辽国的支持建立后唐政权，竟将河北、山西一带的幽云十六州拱手割让给契丹贵族，恬不知耻地做起了儿皇帝。契丹辽王耶律德光在册封石敬瑭的文表中说：“我对待你，就像对待儿子一样；你对待我，就像对待父亲一般……愿我们永远结为父子之邦。”儿子石敬瑭时年四十五岁，而父亲耶律德光却只有三十五岁，这样的父子关系也可以称得上是一个世界奇观，进入“吉尼斯大全”了。为了表示孝意，石敬瑭每年必献帛三十万匹，还经常派遣使者奉送金银珍宝及各种饮食。他的无耻就连阅读史书的后人都感到无地自容，也不知他当时是一种怎样的畸变心态。看来中国的“汉奸”可谓悠久、源远流长，且队伍不断茁大，发展至现代的抗日战争时期，汉奸总数高达二百多万。这真是一个庞大且令人汗颜的黑色数字，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壤为何如此“盛产”汉奸？这实在值得我们深思。
石敬瑭为求一时之欢不择手段，却将一颗艰涩难以消化的苦果留给了后人。石敬瑭将幽云十六州共约十二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及其资源拱手送给异族契丹，在冷兵器时代能起阻挡之效的万里长城顿时失去作用，辽军可轻而易举地进入中国本土。从新划定的边界到宋朝首都开封，五百公里的距离全是一马平川，不仅没有广阔的天然屏障，就连一个险要的关隘也没有。门户完全洞开，辽军铁骑可随心所欲、自由自在地纵横驰骋，中原大地，真的成了一块“逐鹿”之地。
幽云十六州对每一个中原政权来说，都是一块决定其生死存亡的黄金宝地。得之则政权稳固，失之则危如累卵。因此，从后周开始，就与辽朝围绕这块领土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周世宗北伐契丹，在收回了其中的瀛、莫二州后不幸病故。宋太祖虽然统一了中原及江南，但上长期由汉人聚居、与中原政权休戚相关的幽云十六州却一直控制在辽朝手中，京城汴都处于辽朝的直接军事威胁之下。辽宋对立，实际上构成了中国古代第二次南北朝并存之势。宋朝只有全力攻占幽云地区，将边界推进到长城以北，恢复长城防线的屏障作用，才能从根本上摆被动局面。宋太祖时时想着恢复前朝版图，然而，却在征伐契丹南部分裂政权北汉时就暴死宫中。宋太宗赵光义继位后，刚一收复北汉，紧接着就开始对辽用兵。虽也取得了一些胜利，但都是局部的、暂时的，总起来说，是败多胜少。特别是高梁河之战和雍熙北伐两次惨败，宋军几乎损失了所有精锐。以此为转折，宋朝不得不变主动的进攻而为消极的防御，国势日蹙国力日弱，直至彻底衰亡为止，宋朝的外交史上也没有出现过一次扬眉吐气、像模像样的美好日子。
如果周世宗柴荣不是突染重病英年早逝，在攻取两州的情况下乘胜前进，幽云十六州或许早就收归中原政权了。然而，在后周政权成功地过渡为宋朝之后，赵匡胤却未能立即施行周世宗北伐契丹、收复幽云地区的战争方略。他虽然也在不断地南征北讨，然而，却采取了先易后难、先弱后强的策略，这多少有点投机取巧的意味。在赵匡胤的骨子里头，似乎从来就缺少一种硬碰硬的铁血气概，总在玩弄着某种计谋与手腕，黄袍加身、杯酒释兵权等莫不如此；在一些重大事情上，也显得优柔寡断，心中决定的事情却无法果断地进行，比如迁都之议就是如此。说得好听一点是虚心开明、从善如流，而中国封建集权统治有时似乎需要某种说一不二的专横独断才能解决实际问题。其实，在赵匡胤内心深处，并没有把臣下视为平起平坐、平等对话的“伙伴”，而是严格意义上的君臣之别。“黄袍加身”后的赵匡胤由一名重臣一跃而为皇帝，昔日的战友、同事眨眼间变为自己的臣子，他们真的心服口服了吗？即使没有，那三拜九叩的仪式，倒也很能让他产生一种莫名的陶醉与满足。然而，在那群俯首称臣的黑压压的臣子中，却有宰相一人与他同样傲然地坐在椅中。如果往前再进一步，是否会取而代之登上龙椅呢？无论如何，这是赵匡胤不愿想象、无法接受的。他最忌讳的事情可能就是皇位二字，绝不允许别人对他屁股下面的宝座产生任何非分之想。于是，他颁布了一项看似不大、却影响国民心理人格的新的圣旨——废除宰相在君前坐议之礼。也就是说，宰相晋见、议事不再赐坐，也得如普通臣子般匍匐于地、三拜九磕才行。而人的双腿一屈，什么人格、尊严也就全部消失殆尽了。如此一来，不仅普通百姓、政府大臣，就连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也变得奴性十足、没有人性了。在宋代封建专制集权统治之下，从上到下，也就彻底地“太监化”了——一种心理上的残酷阉割。而那俨乎其然的皇帝，便是全国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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