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史并不如烟-第20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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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要说说面相的问题了：一个人的面相里真的包含着未来的命运吗？为什么古往今来，神乎其神的相面段子史不绝书？在我看来，相面其实是一个系统工程，是对一个人的综合判断。
羊祜、王夷甫、张九龄之所以能断定对方将来会祸害天下，或许是因为他们本身的阅历，又从面相上看出了对方的性格，进而得出了神乎其神的判断。
也就是说张九龄了解安禄山的能力，但同时从面相上看出了安禄山的性格以及若隐若现的野心，因此得出此人将乱天下的结论。
这个结论原本只是一个模糊的判断，然而却不幸言中了。
张九龄个人之大幸，同时也是大唐王朝之大不幸！渐行渐远如同夫妻一样，张九龄与李隆基合作初期也充满了甜蜜。
在那段日子里，张九龄就是李隆基眼中的西施，无论是风度，还是文章，都被认为是天下无双。
张九龄身体瘦弱，但风度依然异于众人，于是李隆基便经常对左右说：朕每见九龄，使我精神顿生。
张九龄在保持翩翩风度的同时，还引领着时尚的潮流。
在张九龄之前，官员们上朝都是直接手拿笏板，退朝回家时则将笏板插在腰带上，然后翻身上马，久而久之已成习惯。
张九龄就任宰相后，习惯渐渐发生了改变。
因为张九龄身体瘦弱，腰里插着笏板他上不去马，于是他就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制作一个笏囊，专门用来装笏板。
上朝的时候，张九龄夹着笏囊上朝，退朝以后，他就把笏囊交给等候在外的仆人，然后再翻身上马，这就彻底解决了腰中有板上不去马的窘况。
本来这只是张九龄个人的讨巧，没想到，久而久之就成了时尚。
从此之后，笏囊开始流行，公文包的鼻祖就此诞生。
除了风度，张九龄的文章也是天下第一的，这不是我说的，而是李隆基说的。
李隆基经常对侍臣曰：张九龄文章自有唐名公皆弗如也。
朕终身师之，不得其一二，此人真文场之元帅也。
然而，对于李隆基的评价，也有人不同意。
谁？张九龄。
因为张九龄有自己的偶像——曾与宋璟搭班子的苏珽。
张九龄经常看苏珽的文章，给出的评价是：苏生之俊瞻无敌，真文之雄帅也。
这样一来，到底谁是天下文帅就说不清楚了，只能模糊定义：两人都挺帅。
除了风度、文章，张九龄还有一样本事别人没法比，那就是口才。
李隆基在勤政务本楼用七宝装饰出了一座小山，海拔相当不高——只有七尺。
不过，这座七尺小山重在象征意义，而不在海拔。
每次李隆基召集学士们讲解经旨和时事，都会要求与会的学士相互辩论，辩论的最后胜者，就会被邀请坐上这座高七尺的小山，象征自己高高在上，已无对手。
而每一次，登上这座小山的都是同一张面孔——张九龄。
由于张九龄善于辩论，每次与人谈论经旨都是滔滔不绝，如同下坡走丸，时人都对他佩服的五体投地，称之为走丸之辩。
不仅如此，张九龄的能力还体现在他的办案效率上。
因为张九龄审理过很多案件，不仅能够提纲挈领，而且还能考虑到诸多细节，于是一有案件，一般官员都不敢先做审理，而是先交给张九龄。
张九龄直接提审犯人，然后直接口述形成案卷，结果无论重刑犯还是轻刑犯，全部低头认罪，于是他又有了新的称谓——张公口案。
风度翩翩，文章无敌，巧言善辩，公正严明，做为贤相，张九龄已经接近完美。
然而，人无完人，张九龄也有缺点。
他的缺点，就是性格过于执著，而且缺少察颜观色的能力，他与李隆基从初期的甜蜜到渐行渐远，与这两点有着莫大的关系。
开元二十四年八月五日，李隆基的五十一岁生日。
数年前，经张说等人提议，李隆基将每年的八月五日定为千秋节。
这样，这个原本普通的日子，便升级成了国家的重要节日。
可能是图个吉利，按照惯例，在千秋节这一天，大臣们要给李隆基献上宝镜。
张九龄也献了，而且献的是金镜。
不过他的金镜却是用纸做的。
在张九龄看来，一般的镜子只能照出一个人的容貌，而如果以人为镜，则可以看出个人乃至国家的吉凶。
于是张九龄自己动手，精选前朝兴废故事，编成五卷，称之为《千秋金镜录》，这就是他的金镜。
金镜呈上后不久，张九龄就接到了李隆基的回信。
在信中，李隆基对此举大加赞美，张九龄心里也乐开了花。
张九龄沉浸于皇帝信中的赞美之词，却没有看透赞美之词背后的李隆基，他没有意识到，此时的李隆基已经五十一岁了，他的耳朵已经不像登基之初那般兼容并蓄了。
身为皇帝，顺耳的话听多了，逆耳的话便听得少了，长年累月，便没有了逆耳忠言的生存空间。
张九龄浑然不觉。
不久，张九龄又让李隆基感到不爽，起因还是他的直言。
开元二十四年十月二日，李隆基准备从东都洛阳返回长安。
李隆基之所以长安、洛阳两地折腾，不是他喜欢跑，而是不得不跑，因为长安的粮食供应不足。
长安地处帝国腹地，但粮食产能并不高，需要从洛阳转运大量粮食进行补充，然而代价也非常昂贵。
为了降低长安粮食的压力，李隆基就经常带领文武百官由长安迁移到洛阳办公。
粮食转运的难题，后来经过裴耀卿的大规模整合，这才得以缓解，李隆基基本不必再两地奔波，当一个就粮天子了。
不过，开元二十四年十月时，李隆基还是一个就粮天子，按照原定计划，他准备一直住到来年的二月二日。
然而住到十月一日时，李隆基就住不下去了，因为他产生了幻觉，感觉洛阳宫中有妖怪出现。
李隆基顿时心生厌恶，便想早点返回长安。
十月二日这天，李隆基把三位宰相召来商量。
三位宰相顿时分成一派半：张九龄和裴耀卿成为反对派；李林甫则保持沉默，自己独成半派。
张九龄和裴耀卿说：现在秋收还没有结束，陛下如果返京恐怕会耽误秋收，还是请陛下等到十一月再出发吧！李隆基一听，心里不爽，不过经过多年历练，他没有吱声。
张九龄和裴耀卿以为李隆基就此答应了，君臣说过一些话后，便告辞出宫了。
三位宰相原本行动一致，一起往宫外走，这时李林甫突然显得腿脚不便，落在了后面。
眼见张九龄和裴耀卿已经走了出去，李林甫一扭头又返了回去。
这时他说话了：长安、洛阳，不过是陛下的东宫和西宫，两宫往来，哪里还需要择时出发？就算返回长安途中会耽误秋收，那也很简单，免除所过州县的租税就可以了。
臣恳请现在就下令给相关部门，即日起程！李林甫的一席话，便把奸臣和忠臣的区别展现得淋漓尽致：奸臣迎合皇帝，视原则如可以轻松绕过的梅花桩；忠臣恪守原则，视原则为不可逾越的柏林墙。
听完李林甫的话，李隆基顿时大喜过望——还是皇叔知道朕的心意。
准奏，即日起程！经过这次返京事件，李隆基对张九龄渐渐产生了不满，而李林甫则在节节攀升。
不久，李隆基对张九龄的不满又升级了，这一次是因为牛仙客。
牛仙客原本是一个小吏，经过自己的努力再加上萧嵩的提拔，做到了河西节度使。
后来李隆基将他调任朔方节度使，同时又提拔了一位新河西节度使。
正是这位新任河西节度使，发扬了勇于表扬他人的精神，上任伊始，就把自己的前任牛仙客狠狠地表扬了一通。
在奏章中，这位节度使指出：牛仙客在河西节度使任内，厉行节约，勤勤恳恳，仓库充实，武器精良，实在是大唐节度使之楷模。
奏章递到李隆基手里，李隆基龙颜大悦，便起了赏赐的念头，准备擢升牛仙客当一个部的尚书。
这个想法，又遭到了张九龄的反对：陛下不可。
尚书，是古代纳言的位置，有唐以来，只有担任过宰相以及在中外都有德望的人才能担任。
牛仙客原本只是河湟小吏，现在要把他放到有德望的人才能担当的职位上，这恐怕会对朝廷带来羞辱。
李隆基已经有些不满，但依然耐着性子问道：那么给牛仙客封爵加采邑如何？张九龄又摇了摇头：不可！封爵是为了酬庸功劳。
牛仙客做为边将，充实仓库，整修器械，只是他分内的事，不足以成为功劳。
陛下如果要赏赐他忠于职守，赐予金帛就可以了，如果封爵外加采邑，恐怕不太合适。
李隆基被噎住了，心中更加不爽。
不爽的心情一直在延续，直到张九龄离开，李林甫到来。
李林甫与张九龄的态度相差一百八十度。
李林甫说：牛仙客，宰相之才，当一个尚书又算得了什么。
张九龄书生一个，拘泥于古法，不识大体。
李隆基的心情顿时多云转晴，心也更贴近了李林甫。
第二天，李隆基旧话重提，张九龄再次表示反对，固执程度与昨天一样。
李隆基动了肝火，变了脸色：难道事事都由你说了算吗？张九龄知道李隆基动了怒，但他依然不卑不亢：陛下不认为臣愚钝，把臣擢升到宰相之位，因此遇到事情有不合适的地方，臣不敢不进言。
李隆基看着油盐不进的张九龄，顿时起了挖苦之意：你嫌牛仙客出身寒微，那么试问你自己有何门第？张九龄一板一眼地答道：臣的确出身岭南贫贱之家，不如牛仙客生于中原大地。
然而臣出入中央机关，处理文件、起草诏书已经有很多年头。
牛仙客只不过是边塞小吏，目不知书，如果重用他，恐怕不会让众人信服。
李隆基再一次被噎住了：张九龄说得确实有道理。
就在李隆基要放弃对牛仙客的赏赐时，李林甫的话又从宫外飘飘洒洒地传入了李隆基的耳朵里：如果一个人有才能，何必局限于文学呢？天子想重用他，有何不可！这就是李林甫，一个察颜观色、见缝插针的高手：当皇帝渴时，他知道送水；当皇帝饿时，他知道送干粮；当皇帝瞌睡时，他知道送枕头；当皇帝手足无措时，他知道给皇帝送一个自说自话的理由。
李林甫表面上为牛仙客，实际上也是为自己，因为他与牛仙客同病相怜：他的文化水平也不高，文章更提不起来了，张九龄的文章名垂千古，李林甫的唐诗水平连打油诗都算不上，在人人都是半个诗人的唐代，李林甫算是不学无术了。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李林甫却是个不错的画家，绘画水平具有一定的造诣。
著名诗人高适就对他的绘画水平赞誉有加，当然不排除有拍马屁的成分。
李林甫如此帮牛仙客，其实是在抛砖引玉——抛出牛仙客这块砖，引出自己这块若隐若现的玉。
开元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李隆基下诏：封牛仙客为陇西县公，采邑实封三百户。
李林甫获胜，张九龄惨败。
张李角力从开元二十四年的返京事件开始，张九龄和李林甫的角力露出冰山一角。
表面看起来，张九龄贵为中书令，处于明显优势。
实际上，这场角力根本不是一场公平的比赛，原因在于两人的态度：张九龄向来对事不对人，尽管他对李林甫没有好感，但他从不刻意针对李林甫，更不去研究李林甫；李林甫则不同，从上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