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张居正-第5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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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有德读了张同敞和瞿式耜的诗，知道劝降根本没有希望，又怕夜长梦多，所以决定杀掉二人。
行刑的那天，据说张同敞坚决不肯跪着受刑，他就站着那看着刽子手，脸上没有丝毫的惧色。据说他的头被砍掉之后，他的身子却屹立不倒，刽子手上前推推，可他的身躯却还是屹立不倒。当时，孔有德和在场的清兵都吓坏了，大家不由自主地给张同敞血淋淋的身体跪下来，“砰、砰、砰”磕了几十个响头，那尸体才砰然倒地。
逃到南宁的永历帝听说了这件事后，悲痛异常，他下令朝廷上下拜祭瞿、张二人。尤其对于张同敞，永历帝念其临终时还没有子嗣，特地赠封其为江陵伯。据说有一段时间，他每天拿着张同敞和瞿式耜的绝命诗翻来覆去地读，边读边流着泪说：“国无江陵！国无江陵！”
我们知道，明人会以出生地来称呼一个人，但某个地名特指某位名人之后，这个地名一般不再专指其他人，这在古籍的写作中也算是种潜规则的笔法。在明代，能称张江陵的只有张居正，而此时永历封张同敞为江陵伯，还哀叹“国无江陵”，那到底是单指的张同敞还是也兼指张居正呢？
我想，答案不言自明，这个“江陵伯”和这句“国无江陵”实在包含着明人一语双关的哀叹，那就是这位民族英雄张同敞身上流淌的不正是那位治国能臣张居正的血液吗？
张同敞和他的祖先张居正，本来都应该是国家依赖的栋梁，可这样的人太少了。平常的时候，没有危难的时候，这样的人，你会觉得有没有无所谓；可国破山河碎的时候，面对江河日下的时局，面对碌碌无为的当政者，谁不会由衷地思念这样的人呢？
这就叫家贫才思贤妻、国难才思良相啊！
人们正是在张同敞的身上看到了当年张居正有能力、有毅力振兴大明王朝的那段辉煌。
可惜，张居正毕竟只有一个，自这位大明王朝不世出的奇才离开人世之后，再也没有人能续写他的辉煌了。张同敞作为张居正的后人，虽然他也有能力，也有毅力，只是他再也没有张居正的那个时代和机遇了。
当然，他身上依然流着他曾祖父的血，他依然有张居正那样唯国家利益至上的立场，他依然有张居正那样面对重重危难“虽千万人而吾往矣”的勇气和决心，他也依然有张居正那样“知我罪我，在所不计”的坚持与气概。
有这些，一个王朝才有希望；有这些，一个民族才有希望。
这大概就是张居正留在“天壤间”的那段“精诚”、那种精神的内涵所在。
所以，在张同敞、瞿式耜死后，先是人们自发地为他俩安葬，后来清政府也被这二人视死如归的气概所震撼，康熙年间曾下令表彰二人宁死不屈的气节。到了道光20年；也就是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江河日下的大清王朝也面临着国难当头的恶运了，这时候他们也想起张同敞和张居正这样的人来了。广西巡抚亲自在张同敞和瞿式耜的殉难处为二人立了一块两米高的巨大石碑，题名叫“常熟瞿忠宣、江陵张忠烈二公成仁处”碑，不仅表彰他们的气节，也希望能冀此唤醒人们保家卫国的决心与勇气。
民族的期望
1963年，在广西出席历史学会议的郭沫若先生专程到瞿、张二人的墓前来拜谒这两位英雄。他分别写了两首诗来赞颂瞿、张二人。他的《赞张同敞》诗写道：
“的是奇男子，江陵忠烈张。随师同患难，与国共存亡。臂断何曾断，睛伤并未伤。万人齐仰止，千古整冠裳。”
我个人觉得这首诗写得非常好，尤其开篇的这句“的是奇男子，江陵忠烈张”，说的虽然只是张同敞，但放在张居正身上又何尝不可呢？
举目大明王朝276年的历史，能力挽狂澜、能开创中兴盛世的张居正难道不也是个奇男子吗？
能以一句国家利益至上，迎着反夺情的伦理风暴，把改革事业进行到底的张居正难道不算是个奇男子吗？
能超越世人的毁誉，能超越世俗的荣辱，并最终实现个人理想与国家振兴的张居正难道不就是个奇男子吗？
“的是奇男子，江陵忠烈张”！
我在张居正故居里想到郭沫若先生的这句诗的时候，我突然想，说不定朱东润先生也去过广西，也在张同敞的墓前凭吊过这位继承了张居正“精诚”精神的不屈的英雄。要不然，他怎么会在《张居正大传》的最后也说到了张同敞的英勇就义，并在交待了张同敞的生平后突发感慨地说：
“同敞死了，热烈的血液，灌溉了民族复兴的萌芽！”
当时，我站在张居正故居里，站在张居正的塑像面前，突然完全明白了朱东润先生所留下的那两个谜团。
朱东润先生在1941年的抗战岁月里，用了仅仅七个月的时间就写出了这部洋洋三十万字的煌煌巨著，他的创作热情完全来自于那个特殊的时代。
当时抗日战争虽然已经进入了相持阶段，但日本军国主义的嚣张气焰正是达到了高潮的时候。朱东润先生是1941年8月6号完成整部《张居正大传》的创作的，再过整整四个月，也就是12月7号，就是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的时间。朱东润先生是在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中，是在全民族的深重灾难中，赶出这部《张居正大传》的。
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完全可以感受到朱东润先生在乐山的流亡岁月里，在忽闪忽闪的煤油灯下奋笔疾书时的激愤与激动。
所以传记的最后，用的完全不是传记的笔法。在全书的最后，朱东润先生用沉重的笔触写道：
“整个的中国，不是一家一姓的事，任何人追溯到自己的祖先的时候，总会发见许多可歌可泣的事实。有的显焕一些，也许有的黯淡一些，但是当我们想到自己的祖先，曾经为自由而奋斗，为发展而努力，乃至为生存而流血，我们对于过去，固然看到无穷的光辉，对于将来，也必然抱着更大的期待。前进啊，每一个中华民族的儿女！”
“前进啊，每一个中华民族的儿女！”——这应该就是这部传记叫“张居正大传”而不叫“张居正传”的理由吧！
在张居正的身上，身受着国破家亡之痛的朱东润先生该是寄寓了怎样的属于民族的期望！
在张居正的身上，每一个渴望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华儿女又该是寄寓了怎样的属于整个民族的期望！
所以，这绝不只是一个人的传记，这是一种属于整个民族的精神传记，这样的传记称之为“大传”，正是名至实归！
如今，那段抗战的艰难岁月虽然已经过去，甚至呼唤张居正精神的朱东润先生也已成千古，但这种呼唤，这种对民族伟大复兴的期望，不一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每一个人的心灵与血液里流淌着吗？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们才在今天把“风雨张居正”的人生历程再一次展现在观众们面前！
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们才在如今“为发展而努力”的奋斗历程中缅怀这位为自己的国家与民族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先人！
事实上，我在北上的列车中，在张居正故居的庭院里，在百家讲述“风雨张居正”的每一个日日夜夜里，促使我能够满怀激情去穿越历史的尘埃、去面对张居正这个历史人物的最根本动因，也就在于朱东润先生在《张居正大传》中说的最后这句话——
“前进啊，每一个中华民族的儿女！”
后记
我的伯乐，名叫马琳。
她是《百家讲坛》的编导，也是南京人，所以算是回到了故乡，找到了我。
后来才听她说起，是有些学生写过一些推荐信、打过很多推荐电话，她们栏目组才决定来找我去《百家讲坛》试讲的。
可当时，对我来说，一切都很突然。
我喜欢上课，有点宿命论地认为自己就是一个“教书匠”的命。课堂上的那种氛围，以及那种氛围里的愉悦，都让我深深为之着迷。马琳也对我说，《百家讲坛》其实就只是一个课堂！
于是，暮春的一个早上，我坐火车来到了北京，来到了《百家讲坛》。
感觉没有什么两样，就像去远在郊外的新校区上课一样，我也只拎了个常带去新校区用的纸袋，其中只有两本书，一支笔，还有一些稿纸。马琳见了，还以为我把行李落在了火车上。
因为有“教书匠”的宿命，也因为《百家讲坛》对我来说只是一个课堂，所以我讲得还算放松，还算顺利，得到了栏目组的认可。接下来，我的编导们就和我一同策划了这个“大明名臣”的系列选题。
之所以会在“大明名臣”的系列里选择先讲张居正，是因为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个人物命运里那种奋进而又孤独的悲剧力量。诚如我在最后一讲里谈及朱东润先生创写《张居正大传》时的心情：每一个民族都自有其值得缅怀、不容忘却、而又在时光长河里逐渐被淡漠了的英雄！我以为，张居正，正是这样一个人。
让我非常欣慰的是，不论是《百家讲坛》的领导们，还是编导们，他们都非常理解我，也非常支持我，并打破常规，让我这个彻头彻尾的“新人”把这个并不算热门的选题，一讲就讲了二十五讲。
如今回头思量，我常会想起那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大概，这也正是“百家”的气魄与胸怀所决定了的。
这个系列里，具体负责我的编导是《百家讲坛》的现任主编那尔苏。说起来，我俩还特别有缘。那尔苏只比我小几岁，我们都出身于军人世家，都有一个严厉的军人父亲，小时候都在军营里长大，都玩弄过炸药与枪支，也都曾惹下过童年时以为算是“塌天”的“大祸”……相似的童年经历让我们相见恨晚，也相得甚欢。
因为有了良好的沟通，我们在节目与节目之外的很多方面都有越来越多的共同语言。他会很细致地告诉我他们做节目的经验，从来不贸然指出我的问题，只是让我看到更好的方式与技巧；他会很耐心地揣摩我的文稿，从来不轻易否定，只是让我看到更具价值的方向与空间；他会想到我想不到的方方面面，甚至为我料理好一切细枝末节，包括讲课时的一杯水、一张纸巾，好让我毫无压力地站到讲台上，去融入属于我自己的课堂。
所以一路走来，总觉得在《百家讲坛》的路走得分外轻松。但我知道，如果没有编导老师们的帮助，路，一定不会如此平坦。
所以连马琳也曾笑着对我说：“郦老师，你算是我们这些老师里少有的幸运儿了，因为你没有被‘修理’过！”
我很开心，因为这种“幸运”。
说起来，这种“幸运”的获得完全得益于很多人的汗水与呵护。印象最深的是魏淑青主任和制片人聂丛丛老师，她们常在百忙中亲自参与选题的策划与讨论，一谈就是好几个小时，有时饭也顾不上吃一口，敬业的精神实在让我感动。
还有王咏琴老师、吴林老师、高虹老师、于虹老师、马晓燕老师和杨静老师，当然还有很多幕后工作人员，他们都为这个《风雨张居正》的系列付出过许多心血。而讲稿的出版，更离不开杨瑞雪社长、刘海涛老师、苏东老师和逯卫光老师的辛苦与努力，我惟有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对所有帮助我、支持我的师长和朋友，在心底默默地存着感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