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张居正-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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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爹叫张文明，这名字取得倒很“文明”，可做事就不太“文明”了。尤其在江陵当地，因为自己的儿子是当朝宰相，所以张文明渐渐地也就作威作福起来。对于别人的拍马奉迎、跑官行贿，他也一概受之无愧。
在那个“百善孝为先”的封建礼法社会里，张居正可以管得了他的子女，可他管不了他爹啊！
就是他这个名字叫“文明”的爹，给他带来了万历新政中两个最大的麻烦。
第一个麻烦就是刘台对张居正的贪污投诉。因为刘台当过江陵县令，他就是因为跟张文明套上了关系，才进入了张居正的视野，才得到了重用的。所以他对张家在江陵当地的经济问题搞得很清楚，所以他对张家的贪污投诉也基本上是有的放矢的。这一下就搞得张居正很被动。
至于张文明带给张居正万历新政的第二个大麻烦，那要比这第一个还要大得多，我们再过两讲就会讲到。
因为张文明在老家的经济问题，所以张居正自己也就很难撇清了。再加上这是大明朝两百多年以来，第一起学生告老师的事件，所以张居正万般无奈，只好提笔打辞职报告！
处理
这一下，刘台可算是捅了马蜂窝了。
张居正要辞职，有三个人第一时间就慌了神儿。
谁呢？
李太后、小万历和司礼监大太监冯保。
正是权力铁三角的最高层。
李太后见到张居正，当着小万历的面儿，眼泪就流下来了。说张先生你受先帝之恩，当时的托孤的顾命大臣也就只剩你了。现在国家才稍稍走上正轨，而小万历也还小，张先生你怎能抛下我们孤儿寡母不管，要离我们而去呢？
转头又怪小万历，说让先生这么辛苦，又不替先生作主，让张先生受这不白这冤，这怎么能留得住先生呢？
旁边还有冯保煽风点火。小万历这时候虽然已经十四岁了，虽然他也想亲自来主政，但一看母亲眼泪下来了，他立马也慌了。信誓旦旦地要严惩刘台，为张老师作主。这下，皇帝、皇帝他妈还有太监里的一把手，这三个当朝最有权力的人算是在求张居正不要辞职。
可张居正还是坚持要辞职。他前后共上了三篇辞职的上表。他甚至在朝廷朝会之时“因辞政，伏地泣不肯起。帝为御座手掖之，慰留再三，居正强诺，犹不出视事。”（《明史刘台传》）
这话也就是说，就算是在正式的上朝时间里，张居正还是坚持要辞职，甚至跪在地上大哭不起，后来还是小万历亲自走下龙椅，把他这位当大臣的张老师扶起来他才不哭了。可虽然这样，虽然小皇帝一再下旨安慰张居正，张居正最后还只是勉强答应不走，可是还是不出来上班。
有的学者据此甚至说张居正多少有点流气，有点无赖气，说这和他毕竟出身最底层有关。
要乍一看，张居正这么坚持，还为此趴地上大哭，让皇帝亲自来搀他才肯起，这好像是有点过了。但细想一下，张居正这么做也还是有他的道理的。因为刘台投诉他这件事影响太大了，再加上刘台所说也大多是问题的关键，所以张居正要摆足姿态给朝廷上下看。
另外，张居正回想这几年的执政，恐怕也觉察到自己是位高权重了。所以他借刘台案这么闹腾，也是想看看李太后还有小万历对于自己是否还是像几年前那么信任，那么倚重。这说明，这时候的张居正虽然位高权重，但他在政治上也还是有谨慎之心的。
结果当然让他很满意，李太后、小万历对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倚重与依赖。在对刘台的处理上，李太后、小万历都主张严惩不贷。小万历甚至让太监到内阁传旨说：“刘台这厮，谗言乱政，着打一百充军，拟票来行。”（原话为“帝为下台诏谳，命杖百远戍”《明史张居正传》）这话是对刘台的处理意见，但到内阁这样传口谕，恐怕也是要说给张居正听，说给朝廷上下听。
张居正在借刘台案试出自己的政治地位稳如磐石之后，终于不再闹辞职了，也主动上疏请求对刘台进行宽大处理。最后刘台只是被削职为民，而一百棍的廷杖没有挨，充军也免掉了。
当时，人们都说张居正有气度，肚量大。可就像张居正对付辽王朱宪火节一样，张居正从来不主张以德报怨的，他要像孔子说的那样——“以直报怨”，以怨报怨，他只是一个能忍、能等的人罢了。到了万历八年，户部尚书张学颜揭发刘台在辽东巡按任上有贪污受贿的事实，结果内阁下令严查此案，最后认定了刘台的罪名，刘台最终被流放到边疆去了。
从客观实际来看，张居正确实没料到刘台这一支背后射来的冷箭。但刘台案之后，张居正却认清了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他的改革、他的变法只有进，没有退。他张居正既然蒙太后与小皇帝的重恩，也只有一股作气、勇往直前了。
但怎么往前呢？
政治改革之后往往就是经济改革。政治上、权术上他张居正很拿手，经济上他就有点把不住了，如何开展经济改革就成了张居正此时最大的一块心病。
充满了政治智慧的张居正又将如何来治这一块“心病”呢？
请看下集：《施行一条鞭法》。
第十七讲 施行一条鞭法
我喜欢旅行，尤其是秋高气爽的时节。很多次，我坐在火车上，从南至北，看到华夏大地上到处是金色的麦浪，看到到处是一片春华秋实的丰收景象，心里就不由的兴奋和激动。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是一个农业大国啊，传统的农业文明几千年来一直是华夏文明中一个重要的文化基因。虽然我们现在早已超越了农业文明的阶段，但农业问题一直是我们这片土地上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
2006年1月1日起，中国全面、彻底地取消了农业税，这在中国的历史上是第一次，这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数千年农业文明历史的国度里，那可是一件开天辟地、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
我曾经看到一份材料说，墨西哥著名经济学家德尔芬也就“三农”问题曾经评论说：“中国的改革开放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30年后的重心再次回到广大农村。从全世界范围来看，中国政府对农村发展道路的探索与实践，都是独特而卓有成效的”。
应该说，现在的中国农民是幸福的。但回头看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中国农民的苦难就不是一般的深重了。
一个案子
就在四百三十七年前，也是一个丰收的秋天，在江南松江府的华亭县有一个叫赵玉山的农民，面对着一派丰收景象，他可乐不起来。
为什么呢？
因为他管不住他牛脾气的儿子赵大柱。
赵大柱是赵玉山的独子，虽然是个南方人，但长得却像山东大汉，所以他外号叫水牛。赵大柱就跟他的外号一样，不仅壮得象头牛，脾气也犟得象头牛。现在大柱又犯犟了，他爹叫他低头认命，他还就偏不认这个邪。
那么赵玉山到底要劝儿子低头认什么命呢？
原来啊，赵家世代农民，家里有几亩上好的水田，每年的收成还不错，赵玉山老伴也去世了，儿子赵大柱娶了个媳妇洪阿兰，生了个女儿叫赵小兰，一家四口人就指着这几亩地过日子，倒也能凑合着过得去。
可今年虽然收成不错，但日子眼见着就过不下去了。
那么收成好了，日子为啥反倒过不下去了呢？
坏就坏在今年刚好是赵家他们这一甲的役年。
明代规定要均徭役，就是为政府当差做苦力的事儿，大家要均摊，这本身还是比较合理的。所以每县把老百姓按户分为十甲，每年由一甲承担本县的一切徭役，这里头修河堤、筑路、解运漕粮、为驿站当苦力、当马夫，甚至官府的各项临时差役，等等等等，只要是官府需要人手的时候，都得由这一甲来出人顶徭役。
那么，每一甲的人头怎么算呢？
很简单，农业社会嘛，当然以农业为本，也就是以各家所拥有的田亩数作为基本的衡量单位。但你说我家有田，可没男人咋办？总不能让女人去修河堤吧？
那没办法，轮到你们家，你就得出人，出不出来，你可以花钱雇人啊。反正你家有几亩地，轮到你，你就躲不了。
但还就有人躲得了。谁呢？势家大户。
明代规定有很多人可以享受徭役与赋税方面的优待政策，做官的，读书人，还有朝廷功臣，世袭爵位的贵族，反正官府认定了就可以。这样，当你的田多到一定程度了，多到能和官府勾结起来的程度了，你当然就可以以各种优待政策为幌子，或者打一些优待政策的擦边儿球，从而彻底逃避徭役了。
有钱有权的这些大地主可以逃避徭役，那么没钱没势的小老百姓怎么办呢？
小老百姓也有小老百姓的办法，那就是卖身投靠这些地方上有权势的大地主家。
那位会说了，不至于吧，老百姓的素质不至于这么差吧！你家有田，该你家出的徭役你为啥要逃避呢？
其实，要光是徭役也好说，问题是比徭役更重的还有赋税。只要你家有田，每亩地要交多少粮，那都是有定数的。不管你收成好还是收成差，只要朝廷没有特旨，你就必须要交满那个数，否则你就是谋反，就是叛民。
除了朝廷所收赋税的定额，各地还有自己的克扣，这种克扣名目可就多了去了。比如最有名的叫火耗，就是缴的银两再熔炼的时候说是有耗损，这个耗损的费用你得提前交了。交粮食的居然也有耗损，这个耗损来得比较有意思，叫“淋尖踢觥”。觥是量米的容器，老百姓交粮的时候，倒满一觥粮并不能算数，称量官上来要踢一脚，这洒出来的米那就算是损耗了。洒出来的就不算你交到国库的，而是要被各级官吏中饱私囊的。所以面对各种各样、花样百出、名目繁多的税种，任你守着几亩风水宝地，那赋税总是不够交的。
在这种繁重的苛捐杂税和徭役面前，很多人小老百姓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大多都产生了一个很实际的选择，即投靠势家大户，宁肯向这些大地主交租，也不向政府交税，而且因为有了势家大族的庇护，繁重的徭役也可以免了。
当然，这种投靠不只是说说的，关键是要把自家的地奉献出来，而且是要主动奉献出来，这在明代，叫做“投献”。投献过之后，地成了地主家的，而原来的农民就成了佃户。问题是投献过之后，这些地在官府的田亩记录上也成了呆帐和坏帐。原来的主人没了，所以地也就成了死地；既然成了死地，又如何交税呢？所以拿了地的地主也可以隐瞒着不交。这下巨大的油水就流到地主那儿去了。当然，也不能全流到他那儿去，他也得给上上下下的官员打点，国家的蠹虫们就是这样的，大家一起贪，才贪得长久，才贪得保险。
要知道土地是农业社会的根本，土地上的油水才是封建农业社会中最大的利益所在，所以看中这一生财之道后，大地主们在等待农户投献的同时，也利用各种手段逼着农户投献、卖身，这样土地就越来越集中在一些大地主阶级的手中，这就叫土地垄断，土地兼并。这种情况到了明代中后斯，已经非常严重了。据说到隆庆年间，那位自个还算正直的内阁首辅徐阶，他的几个儿子在老家松江府兼并的土地总数就达到了四十万亩。
因为好多自耕农都成了大地主家的佃户，所以原来出徭役的人数也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