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碎影-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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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又有谁逃得过生计问题呢，革命家不能空着肚子去喊口号，恋爱家也不可能兜里没有一点下馆子的钱就去泡女生。马上就要毕业了，同学们聚在一起谈以后的志向，赵平复同学说了一通云里雾里的话：“我，好比是几何学上的所谓的点，有位置而无长、宽、厚，有时它渺不可言，在轻尘中飞荡，实在毫无意义，有时它会扩充到无限大，穷宇宙所不能盈。真正的我，应该是几何学上理想的点，能过一点，可作无限长之直线，通过一点，可作一任意形状的曲线。”这时候的他已经在复习功课，准备报考设在南京的国立东南大学。这年7月初，赵同学取道上海，坐了八个小时的慢班火车到南京，冒雨去报名时得知报考有两千多人，而实际录取不足五十人，又被告知若录取需学费60块银洋，一腔热望好似给雨浇了个透湿。
两种生活：一个现代“文青”的经济和爱情生活，以柔石为例
一个左翼自由撰稿人的经济生活（2）
落榜的消息是意料中的，但赵平复还是感到“死神的翅膀在我头上拍着”。不得已，到了9月，由一位朋友举荐，他应聘到杭州葛岭一个姓应的留法博士家，担任应家两个孩子的家庭教师。
1923年甫出校门的青年赵平复的心境是灰黯的，世界正是末劫之年，满目疮痍的河山，即将被赶入尘世的焦虑，使他在这一年的旧历正月初一就发出了这样的郁愤之声：
军阀专横于朝，贪吏欺诈于市，而一部分人民又遇焉不敏，甘心于自苦，辗转于水深火热，互相嘲弄，全不知自拔！（1923年2月16日日记）
而奔走途中的风雨飘摇也成了他步出校门后彷徨无依的内心镜像，其间流露的颓废心情几近于郁达夫式的“沉沦”了：
秋雨滴滴沥沥的落着，正如打在我的心上一样，使我的心摇曳出和秋同色的幽秘来。（1923年11月16日日记）
这已有了成年人沧桑感的“和秋同色的幽秘”，比之一年前不识愁滋味的“天云的变化，不要惊破我心，阻止我的去路，那些微波细浪，总能战胜它”（1922年5月22日日记），心境的起落实在霄壤之间。
第二年春，妻舅吴文钦帮忙联系，赵平复应聘到慈溪普迪小学做教师。这是由旅沪金融家秦润卿开办的一所小学，由“普迪学会”（类似学校基金会的组织）委聘校长，按年拨给办学资金。据闻当时的校长只知一味克扣敛财，给教师的年工资压低到了只给60块银洋。但赵平复在这里还是得着了所谓的“小学教师的清福”，这情致就是他在日记里所说的：晚餐后，十余位同事聚坐在牵牛棚下，嚼着杨梅，喝着白酒，自由地谈，任情地唱，互相说些个人经历的不平，而此时，微风吹动白衣，远处的晚灯透过牵牛花架的叶子投在身上，一个个都像白衣飘飘的天使（见1924年7月3日日记）。
这期间，赵平复把以前写的一些小说辑作一册，取名《疯人》，于第二年元旦在宁波华升印局自费印刷出版。他颇为乐观地估计，卖了书就能收回钱款。但这本不起眼的小说集的上市，在这座终日喧响着算盘声和桐城派古文的诵读声的海边小城几乎没有激起一点回声。因薪水微薄，购买图书报刊又花费甚大，他只好回家帮助经营父亲的“赵源泉号”，想增加一点收入，但经营不善，反而亏损了一百几十银元。就在此时，他的又一个儿子出生了。
接下来是为期大半年的北游。1925年2月中旬，无业青年赵平复做起了“北漂”，到北京大学旁听哲学、英文两科，也旁听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课程。此时的经济状况如下：
由父母寄200块银元，与好友邬光煜同住北大红楼附近的学生公寓孟家大院通和公寓（隔壁是潘漠华和冯雪峰合住），每月食宿费20—30元，购书的钱至少10元。到北京，他本来是想一边做些文章去卖，一边等小说集《疯人》卖完，可大半年过去了，他让书局结账，寄来的钱还不满5元。“囊中时空”，有时竟然窘迫到了“没有早餐的钱”。只好时而打一些抄录、校对的短工，以补生活之用。穷困再加疾病，他连死的念头都有了，在一封写给好友陈昌标的信中还出现了这样的话：“自己时想投北海以自决者。”
这一期间，青年赵平复经常在想的一个问题是，“我现在究竟算个什么人呢？”学生不是学生，职员不是职员，工人不是工人，最后他依吴稚晖先生的说法把自己自嘲作了一个“野鸡学生”。北大于2月22日开学，听课一学期后，9月收到父亲的信，希望他报考北京师范大学，可以减免学费、食宿费，又可谋一个好的前程。他父亲也是望子成龙心切了些，他哪里知道在北京上一个大学要多少费用。赵平复回信说，“复岂不愿读书，实以家中之故，六年长期，断难遂愿而毕！”到第二年初，终因病且财力不济，只得怏怏地离开“苦闷的北京城”，回他那个“绿色的海滨”了。北京是这么好待的地方吗，北京，是你一进去就想着总有一天会离开，离开了又觉得住过的一个地方啊。
南归后的一段时间，生计的鞭子驱赶着赵平复频频奔走于沪杭道上。在上海，他邂逅了也正为找不到工作犯愁的浙一师同学汪静之。两人在宝兴路悠远里合租了一间小屋，一边切磋文艺，一边寻找就业的机会。此时，赵平复认识了一个叫王方仁的镇海人。此人身上一股子商人的机灵能干，据说有个哥哥在上海的四马路上开设了一家教育用品社。王方仁正联络几个同道谋划着在杭州创办一所私立中学，与赵平复一说，赵当即高兴地表示愿意参与。他们的计划是，拟找10个朋友，每人出资100银元，集资开办费1000银元。在一封家书中，赵平复颇为乐观地估计：“如此举成，则儿偕二三友人将至杭州筹备，是则下半年即可招收学生矣。儿之友人中，多半做过中学教师，努力办一初中，当不无相当成绩，此可断言也。如此初中能办成而完善，则儿辈此后之生活，高枕无忧矣。”
但创办私立中学哪里是容易的事，身体的困顿再加心力交瘁，赵平复病倒了，还时有咯血。秋天回乡养病，父亲埋怨他说，一个才25岁的青年，竟这样憔悴，连背也驼了。“你今年正二十五岁呀，正该是壮气凌人的时候，你自己知道么？你却带了一身的悲与痛，躲避在家里，负了百万债似的，什么心事呢？谁给你有委屈吗？还是你怨自己之不得志？”终日飘荡着中药味的屋子，哥嫂的不解，侄儿辈的嘈杂，让他觉得这家里是无论如何也待不了一天了。他频频在向外面的同学和朋友发信，希望有个“做事吃饭的地方”。封闭的环境最易于使人的思维走入极端，他竟然还有过吞金自杀的荒唐念头，只因金子太贵不易到手才作罢。
已经年老体衰的父母，决定把家产分给平西、平复兄弟两人。分配办法是：兄长平西得西大房住居，并继承“赵源泉”店铺；平复与父母住西厢，分得500银洋，作为股金存入店铺，支取分红。赵平复那时已是家乡中学的一个教员，对家中日常经济生活从不过问的他，或许是愧于自己毫无建树，对这次分居析产“心甚悲苦”。他时常独自步出县城西门，登上崇寺山，那里埋葬着他一个早逝的朋友。和死者的对话庶几可以抚慰他内心的难言之痛。他为亡友的荒冢摄下一张照片，背面写下的题记流露了他那时的凄苦心情：
1927．3．14，父母将予与西哥分居，杂事纠葛，心甚悲苦，以此常至崇寺山绕友仁夫妇墓徘徊。墓周五十步，每次必六周，很能体贴生死之滋味。
两种生活：一个现代“文青”的经济和爱情生活，以柔石为例
一个左翼自由撰稿人的经济生活（3）
赵平复本就性格内向，敏感多虑，在学校也少与人往来，分家让他感到一个人被孤零零地抛进了险恶的世道，竟至到了“体贴生死之滋味”。这些日子他聊以自遣的，只是埋头修改前些年写的一个长篇《旧时代之死》。他的想法很美好：希望卖了这部作品能到法国去。
可能是近山傍海的地理环境使然，旧属台州府的宁海人的血液里总是喧腾着造反的因素，未几，一次失败的农民暴动涉及到了宁海中学。那时赵平复刚刚出任教育局长，同时还兼着这所学校的课。看着学校封闭、解散，同事遭难、星散，心灰意冷的赵平复也不想做这个小官了，找了一个借口单身出走，跑到上海，在法租界内租了一个亭子间住下。说是“赴沪谋生”，其实也是前途茫然的。夏天他写信到老家，说是正在学习德文，想出国留学，希望父母支持。父母把他存放在咸货店里的500银元寄给了他。不久，他又写信来，说是500银元还不够盘缠（当时赴欧起码要1000银元），没有办法，只能望洋兴叹，圆不了去德国的美梦了。他在信里说，“眼前到外国去，钱从何处来，外国最少一年要一千元用，来回路费每次要二百。……到外国去的心，等一两年再谈了”。
好在也不是全然断了希望，上海之行虽说仓促，赵平复还是带出了“用毛笔誊写得非常漂亮”（林淡秋语）的那部长篇手稿。初到上海的两个月里，他把这部稿子重新修改了一遍，并端端正正地在书稿的最后一页签上“1928年8月9日午前誊正于上海”。两天后，在一封写给兄长平西的信中，他报告了这一消息，“夙兴夜寐，努力读书作文，目下已将二十万字一书著好”。在这封信中，他还隐喻自己虽然羁身上海小小的亭子间，但那是暂时的，总有一天，他这条胸怀吞舟大志的鱼儿一定会游进更广大的海域。
这部气氛悲苦的小说写的是一个叫朱胜禹的青年在贫穷和疾病的双重挤迫下心理变态，最后在未婚妻自缢后服毒自杀，写作者自身和时代的病症使得小说的叙事像一场咬牙切齿的诅咒。他在小说前面简短的自序中，流露了表现“时代病”的野心：
在本书内所叙述的，是一位落在时代的熔炉中的青年，八天内所受的“熔解生活”的全部过程……我就收拾青年们所失落着的生命的遣恨，结构成这部小说。这部小说是我意识地野心地掇拾青年苦闷与呼号，凑合青年的贫穷与愤恨，我想表现着“时代病”的传染与紧张。
一天，从广州中山大学来沪的旧友林淡秋来看他，问起目前生活如何，以后怎样打算，他从抽屉里取出了那两大厚册的稿子，翻了翻说，“暂时只有靠这部稿子了”。朋友问他，找好出路了吗，他回答：“还没有，打算去找鲁迅先生。”
同年8月，赵平复在一封给兄长的信里说：“近日此间亦有一中学聘弟，如月薪有八十元，福即允诺，若太少福决不就，仍自求读书作文，为前途计也！此信一到，望西哥为福设法（银）洋五十元寄下。”过了些日子又去信说，中学教书的事也靠大不住，倒不是为钱的多少，而是因为有别的缘故，实在是不想去了。“沪外友人，虽时有信来邀弟，而弟情愿在沪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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