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功罪-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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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独立打赢的一场战争
如果不是以结果，而以双方被俘、死伤的数字作为衡量战争胜负的依据，岂不是可以这样说：中国的抗日战争没有胜利，中国应该算是战败国，而日本是战胜国？这显然是荒谬的。中国抗战中死伤的巨大数字，无法做具体统计，一般认为当数以千万计，其中绝大多数是平民。直接死于战场的军人，达一三二万四千多人。中国军队被俘或投降的数字也很大，仅被改编为伪军的就有几十万人。经济损失更极为惊人，三千万人丧失家园，战前战后物价相差一千八百倍（重庆二千六百一十三倍，昆明六千八百九十四倍）。为战争花费的巨额款项，已经大大超过了中国人民的纳税能力。
谁都知道，中国是惨胜。中国只是理论上和道义上，赢了这场战争。日本是向盟军投降，而中国仅为盟国阵营中的一员，耗时最久，代价最大，伤亡也最惨重。如果没有盟国的参战，中国要赢得这场战争几乎是不可能的。或者无妨这样讲，如果不是日本主动攻击同盟国而引发太平洋战争的话，中国连这样的惨胜都会觉得奢侈。有人把中国的抗战，形容为一个羽量级对重量级的拳击大战。这位羽量级拳手，被那个重量级的家伙连续打击了八年甚至更久之后，极度痛楚、疲惫地倒在绳栏上，忽然裁判一声口哨，将他的一只胳膊高高地举起，宣布是他“赢了”！情况就是这样。
日本投降后的第三天，在山西的八路军企图令驻沁县日军放下武器，遭到拒绝，于是发生恶战。日军仅一个大队（营级建制）守城，而八路军出动一万馀人攻打，以死亡一千多人的代价仍未能拿下该城。沁县日军击退了八路军，转眼将地盘、武器交给了阎锡山的国军，八路军却又轻而易举地从国军手里夺了过来。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晚年尝撰写回忆录，承认八路军是他在中国作战时遇到的最有战斗力的一支军队。后来的国共内战也证明，由八路军为主组成的人民解放军，能够势如破竹地击败数百万装备优良的国军。但即便是这支军队，在日落西山的日军面前也如此不经打。
一九四五年四月至六月间的湘西会战，是日本投降前在中国打的最后一次大的战役。中方投入十九个师，日方投入三个师团、一个旅团和一个联队（团级建制）。按史家的评说，这次战役以日方的失败告终，所谓“湘西大捷”。双方的伤亡数字是，日方死一五○○人，伤五○○○人；而中方伤亡一三七一三人，为日方的两倍。中方还特别提到，俘虏日军军官十七人，士兵二三○人，为七七事变以来俘虏人数最多的一次。日军以“强弩之末”在中国作“垂死的挣扎”，仍有这样战绩，八年抗战打的是怎样一种窝囊仗，可想而知。
曾有一个谜语：“日本投降的原因—打一中国古人名”。据说猜出来好几个谜底。一为“屈原”，屈服于美国投掷的原子弹；二为“苏武”，苏联动武，向日本宣战；三为“共工”，即共产党指挥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战功。是不是还有一个“蒋干”，蒋介石干得好？不知道。《昭和天皇回忆录》中，对于日本最高决策层下决心接受波茨坦宣言之前那一段心理历程，做了较为细致的招供。日本投降的主因，还是屈服于美国。更直接地说，还是怕原子弹。原子弹的威力，使得以凶顽著称的数百万皇军丧失用武之地，抵抗失效，只能给整个日本带来一片焦土，甚至种族灭绝。毛泽东说，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物。事实上，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往往就是物。
中国军民坚苦卓绝的八年抗战，是日本最终战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战败不等于投降，投降则是承认战败。如果没有美国参战，或者说如果美国没有发明和使用原子弹，日本绝不可能那样迅速和突然地接受波茨坦宣言，那样乖乖地放下武器。不要说日本皇军一直有视投降、被俘为绝大耻辱的传统，即连日本历史上也从未有过对外投降的记录。纵使日军在各战场失利，向本土节节败退，其作战能力仍不可低估。美国估计，在日本本土作战，盟军可能还要付出上百万人的牺牲才能取胜。从日本天皇的角度，原子弹的爆炸也给了他决定终战的最有力的藉口。因为军部领袖们一时方寸大乱，提不出任何对付该武器的良策，当然更无力再阻止天皇作出决断。
二战完全可能有另一种结局
晚年旅居美国的李宗仁，在检讨八年抗战中中日双方的优劣成败时这样认为：“……日本既处心积虑要征服中国，就应乘欧洲多事之秋，一举把中国吞下。日本平时国防军有二十个师团，稍一动员便可递增至四、五十个师团。如果芦沟桥战事发动前夕，日本便动员全国，首批派遣三十个师团同时分途进犯用闪电战方式，主力由平汉、津浦两路南下，另以一路出西北，实行战略上大迂回，占领兰州，一举切断中、苏的交通，并与沿陇海铁路西进的部队相呼应，夹攻陕西，占领西安，得陇望蜀，威胁成都。同时利用海道运输的便利，向长江、珠江两流域西进攻击，与其南下的主力军相呼应，使西南各省军队不能调至长江流域作战，则占领淞沪、南京、武汉、长沙等战略要地，即无异探囊取物。然后右路越秦岭占成都；中路上宜昌，穿三峡，入夔门，占重庆，左路经广西，向都匀，入贵阳。一举而占领中国各重要城市，将我方野战军主力摧毁，将零星游击队赶入山区，支解我们整体抵抗的局面，陷全国于瘫痪状态，并非难事。到那时，我政府只有俯首听命。等到大势已去，纵使我们的极端主战派也只好钳口结舌。则以蒋、汪为首的反战派和三日亡国论者自将振振有词，率全国人民屈服于暴力之下了。然后，一俟德、意向外侵略，欧战发展到顶点时，日本即可挟中国的人力物力向亚洲防卫力量薄弱的地区，进行狂风掳掠性的战争，则南进北进，均可游刃有馀。如此，二次大战结束的面貌，恐将完全两样了。”（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
李宗仁在抗战中担任第五战区司令官，指挥过台儿庄战役，为著名抗日将领，战后被选为国民政府副总统，并在蒋介石下野后任代总统。他对于日本侵华战略的分析，应是全面和老到的，具有相当的权威性。他说得再明了不过：日本既然要侵略中国，就应倾全国之力，一举摧毁中国的抵抗力，而不是几个师团几个师团地逐次增兵，一点一点地陷入泥淖。如果是那样的话，中国只有屈服一条路可走。也就是说，日本战败的主要原因是在它自己身上，是它缺乏深谋远虑的大政治家，及气魄雄伟的大战略家。否则，中国实难取胜。日本在中国战场上的失败，是战略的失败，亦即它并没有达到征服中国的目的。但就战争本身而言，它实在是相当成功的。李宗仁以行家的眼光，称赞昔日战场上他的对手：“日本陆军训练之精，和战斗力之强，可说举世罕有其匹。用兵行阵时，上至将官，下至士卒，俱按战术战斗原则作战，一丝不乱，令敌人不易有隙可乘。……日本将官，一般都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但其作事皆能脚踏实地，一丝不苟，令人生敬生畏。”（同上书）所有与日军交过手的盟国军队，对此也有极为深刻的印象。认为这是一支卓越、顽强乃至伟大的军队。德国战败后，西方各国尚允许它重建武装部队。而日本，被占领军下令解散皇军，永远不得再建军队。因为它太厉害了。如果日本按照李宗仁的战略，或者不管以什么战略和方式征服了中国，将会是怎样的一个局面？在日本投降半个多世纪以后，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似乎有点“假设历史”的可笑。而事实上，在抗战之前和抗战之中，这种假设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正是这一假设，成为中国军民奋起抵抗的动力。日本侵略军所到之处，犯下的种种罪行，令人发指，更加深了中国人的仇恨和危机感。“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抗战打赢了，我们就是自己的主人；打输了，我们就成了人家的奴隶，就成了亡国奴。不做亡国奴，是任何国家和民族抵抗入侵者的最崇高、最正义和最强大的一面旗帜。
正是时光的流失，正是在安然地度过了那场民族危亡的灾难之后，我们才有可能平心静气地坐下来，重新思考和推演历史，—相当于围棋的“复盘”。
轴心国与盟国不是单凭正义来划分的
首先，我们看看被征服的国家，一个是德国，一个是日本。这两个国家都是二次大战的战败国，长期遭到异国军队的占领，成了亡国奴。国土被分割，巨额的战争赔款，工业设施被摧毁、劫掠殆尽，重要城市大都化为废墟。但它们都是战后经济成长最迅速的工业国家，而今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扮演著举足轻重的角色。尽管它们仍被排斥在联合国安理会常务理事之外，一直未能进入“五强”，其实力足以排进前三名却是世所公认的。这两个国家自然资源并不丰富，尤其日本，国土狭小，人口密集，几乎毫无资源可言。而日本的钢铁年出口量，长期超过除美国外七个工业强国的总和。日本还是联合国的第二经济支助国，通俗点说，就是联合国的二老板。而且钱还出得不含糊，不像大老板美国那样总是拖欠大量款项，搞得不痛快。日、德两国战后的杰出表现，说明和平发展比发动战争争取“生存空间”有效得多。也说明承认战败、被征服、甚至被占领不一定是件坏事。你可以说，幸亏这是盟国胜利了。如果是轴心国胜利了，情况不会有这么好。盟国代表“民主阵营”，而轴心国代表“法西斯阵营”，一个是正义一个是非正义，一个是侵略一个是反侵略，意义是不一样的。
固然如此，却又是相对的。苏联谈得上什么民主？它的专制独裁，较纳粹德国有过之而无不及。按照一般估算，死于斯大林“大清洗”的人数，要远远超过死于纳粹种族屠杀的犹太人。如果以种族决定人的存亡是人类不可饶恕的罪行，那么以意识形态和经济状态决定人的生死又稍好在哪里呢？美国是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的大本营，在迫害“劣等民族”方面的记录，并不比德国逊色。对外而言，苏联侵略、占领和吞并的国家还少吗？波兰亡国，是德苏两个恶邻合夥炮制的“杰作”。外蒙独立，是苏联出于“战略目的”威逼利诱中国政府就范的结果。盟军阵营中的英国和法国，都属于老牌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国家，在全世界以侵略他国为业，所占领的殖民地遍布“五洲四海”，岂是战时德意日三国可比。德国挑起两次世界大战，主要原因都是“发展空间太小”，要与已将世界瓜分完毕的英法等国抢地盘。日本除了“生存空间太小”要抢地盘，还有一个动听的口号：把亚洲人从白人殖民者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如果没有英法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