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宣怀家族-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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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发电文，概亦是动用了这条渠道——笔者注），美国人大悦，始创保全中国之议。列邦虽不一致，卒皆相率允从，功在宗社，断推此举。又当祸首主战时，曾有停解应还洋款改充军饷之谕，忠诚（刘坤一）亦难之。府君（盛宣怀）谓，洋款一衍期，彼必据我海关，自收自解，且正在议尝兵费，必致藉口干预财政，此大不可。忠诚遂令沪道照解……其他如借设海线以通文告，代撰国书以洽邦交，请惩祸首，罢董军，诛毓贤，宥赵舒翘，恤五忠，撤销矫伪诏旨，皆于当日全局有绝大关系而为世人所不尽知者。”
1903年，天下已是另外一番景象了。4月间，两宫皇太后谒东陵。因盛宣怀父亲盛康去世，正在守制，朝廷准其以素服冠顶在保定迎驾请安。西太后此时还专门召见了盛宣怀，无限感慨地对他说：“若非汝等，力保东南，恐无今日！”还犒赏了一些食品类的东西。盛宣怀在危急关头力挽狂澜，到这时候，总算听到了西太后一句良心话。
第五章 魂断铁路（1）
铁路之难难于上青天
在晚清政坛上，最早、最起劲地呼吁举办铁路工业的朝廷大员是李鸿章。
早在吴淞铁路建成前二年的1874年，鉴于沿海形势吃紧，日本人出兵侵略我国台湾，英国人借口“马嘉理案”，强迫清廷签订了《烟台条约》……李鸿章就向朝廷呈递过一道著名的《筹议海防折》，提出“火车铁路，屯兵于旁，闻警驰援，可以一日千数百里，则统帅当不至于无事……”主张为筹海防，为使南北沿海七省能连为一气，呼应通联，共同御敌，必须兴办铁路。
可是此折上去如石沉大海，在朝大臣均不置可否，保守势力仍大行其道，两宫皇太后于铁路更是懵懵懂懂，于是采取了最高明的态度：闭口不谈。
身为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的李鸿章心急火燎，曾去游说总理衙门大臣、恭亲王奕忻（就是帮助慈禧太后发动北京政变的那个光绪皇帝的六叔，外号“鬼子六”）。奕忻是朝廷衮衮诸公中洋务细胞较为活跃的一个，李鸿章想从朝廷内部找同盟军。可是“鬼子六”一脸苦涩，他明知铁路是民族自强要策，但他不能在朝廷里树敌太多，他还指望李鸿章等自下而上地“运动”呢。
李鸿章没辙儿，又不甘心，只好玩起他惯用的“灵活方法”——在下面先搞点小动作再说。他先拿唐山的煤铁矿区作为试点，修筑一段运煤的短途铁路。然而这个小试点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1878年，由开平煤铁矿总办唐廷枢出面上奏，要求修一条运煤的铁路，资金由矿务局自己筹集，但因遭到反对没有成功。1880年唐廷枢再次上奏，说是要从唐山煤井至胥各庄修一条连接河道的轻便铁路，为了避免朝臣非议，特地声明，这条铁路不设火车头，而用驴马来拖火车车皮，这才得到了“恩准”。
李鸿章当然不会满足于驴马拖载的现状，几经斡旋，得寸进尺，1881年6月9日（以后此日定为中国铁路节），中国人自建的第一条铁路唐胥铁路终于开始动工兴建，于当年的11月8日建成通车，开创了中国铁路事业的历史。这条铁路总共才有十公里长，只有吴淞铁路的三分之二长，采用每米十五公斤的轻型钢轨，使用英国工程师设计、中国工人制造的“龙号”火车头。可是就这么一条短短的铁路，也遭到了保守派们的攻击，以“机车直驶，震动东陵，且喷出黑烟，有伤禾稼”为名，下令禁止使用火车头，运煤车皮再次被驴马拖曳所替代。这场官司直到1882年才算有了结果，允许恢复使用机车牵引。
李鸿章看看这样“蜗行”下去不行，光打奏折远不能奏效，中国的振兴大业离不开铁路，必须让最高领导层开开眼界才行，要让慈禧太后亲眼看看火车的神奇和威力，于是精心设计了一个实体广告，由法国商人出面送给慈禧一个玩具——一列小型的火车，同时在慈禧居住的西苑（即北、中、南海）建造一条小铁路，这大概是晚清最高层的铁路启蒙教育了。1888年底，中南海里出现了一条一千五百米长的微型铁路，和一辆挂着六节车厢的小火车，从中海紫光阁驶出，经北海后最后抵达静心斋。这条冒烟的小铁龙风驰电掣，为皇家园囿第一次吹进了现代化的劲风，着实令那些皇亲国戚们大开了眼界。慈禧太后是个聪明人，从此悟得这个世界的轮子的确是转得快了，从而由不置可否转向明确地支持修建铁路。李鸿章的一番苦心总算没有白费。 。。
第五章 魂断铁路（2）
五个月后（即1889年5月5日）清廷终于发布了第一个关于兴办铁路的正式文件，内称铁路“为自强要策，必应通筹天下全局……但冀有益于国，无损于民，定一至当不易之策，即可毅然兴办”。这个文件的发布，距离李鸿章上的《筹议海防折》已经十五个年头“磨”过去了，尽管如此，至此毕竟宣告了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的胜利，洋务派们可以理直气壮地，不必偷偷摸摸地建铁路了，于是就有了关东铁路的兴建，与芦汉铁路的筹建。
数年后甲午战败，李鸿章失去了昔日的辉煌。朝野上下在一致声讨李鸿章的同时，变法自强的激情也空前高涨，建造铁路这时被提到时务要端，谋划全国主要铁路干线的计划也被提上议事日程。这时候，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规划和营造铁路的重任，就历史地落在了盛宣怀的肩上。当时他在天津任津海关道。
盛宣怀的命运总体还算不错，在失去了李鸿章这个后台之后，又有了张之洞和王文韶两员大将来撑他的腰，他俩联合向朝廷推荐，要盛宣怀来督办全国铁路。张之洞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讲得很明确：“中国向来风气，官不习商业，商不晓官法，即或勤于官，通于商者，又多不谙洋务。惟该员（指盛宣怀）能兼三长，且招商、电报各局著有成效。今欲招商承办铁路，似惟有该员堪以胜任。”换句话说，他们认为要主办全国铁路，非盛某人不可了。
此时的清廷为图振兴正思贤若渴，见重臣张之洞、王文韶联名具保，两个月后就有了下文。1896年9月，盛宣怀奉命入京，至总理衙门面呈《拟办铁路说贴》，在这个《说贴》里，他把自己关于举办全国铁路的初步设想全部托出，如特设铁路总公司，先造芦汉铁路，然后建苏沪、粤汉等路，不再另设公司；由总公司招集商股四十万股，每股银百两，拟先收七百万两作为根基，并暂入官股三百万两，以为天下倡率；由总公司先借官款一千万两，续借洋款两千万两，五年之后，分作二十五年归还；铁路总公司悉照公司章程办理，遴选各省公正殷实声望素著之体面绅商十二人为总董……具按西方国家模式，消除官场习气等等。总理衙门认为他的说法确有见地，即奏请准设铁路总公司，并由盛宣怀担任督办。
10月19日，光绪皇帝召见了盛宣怀，向其咨询南北铁路事宜，盛宣怀趁机敷陈大旨，侃侃而谈，深得光绪的赞许。第二天，他的任命下来了：“直隶津海关道盛宣怀着开缺，以四品京堂候补督办铁路总公司事务”，并授予专折奏事特权，从此，他有权直接向皇帝打报告了。不久，又被授予太常寺少卿的头衔。
1897年1月6日，根据盛宣怀的要求，中国铁路总公司在“天下华商以为会归”的上海挂牌开张，开始了他的十年筑路生涯。
挟官以凌商 挟商以蒙官
要建铁路，而且要建从北京至汉口的长达一千多公里的“中权干路”，即芦汉铁路，工程浩大，艰苦卓绝且不说，首先资金就是大问题。
当时清廷正背负着甲午战败的巨大战争赔款，自然无力再出巨资。这时有人主张集“洋股”较为容易做得到，连李鸿章也认为，借洋债不容易借到，而“洋股”则容易集，虽损失部分股权，但路能造得快。但是盛宣怀反对，他认为股权不能放给洋人，此口一开，将来终必“因路割地，后患无穷”。他给王文韶写信，详述己见：“借洋债与招洋股，大不相同……若借款自造，债是洋债，路是华路，不要海关抵押，并不必作为国债，只需奏明芦汉铁路招商局准其借用洋款，以路作保，袭由商局承办。分年招股还本，路利还息，便安。”“若芦汉招洋股，鄂、豫、东、直腹地，原不至遽为所割，但此端一开，俄请筑路东三省，英请筑路滇、川、西藏，法请筑路两粤，毗连疆域，初则借路攘利，终必因路割地，后患无穷！”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五章 魂断铁路（3）
由此可知，若把盛宣怀看成一个商人或是一般官僚，实在是小看他了。若说他只知“一只手拿十六只夜明珠”则更是有眼无珠。他做事走一步而看三步，从筑路看到路权的得失，进而看到沿路地区的主权的得失，这正是他“承上注下，可联南北，可联中外，可联官商”，知彼知己的精明过人之处。他宁肯走举借洋债的艰难之路，为此事，多少也得罪了老上级李鸿章。在这个问题上，仍是张之洞和王文韶支持了他。
可是到了招股的时候，突然传来消息，说是广东有几个人，均称可以认股资五千万，他们愿意出资兴办芦汉铁路，请朝廷派员管理。信已经到了张之洞和王文韶手里。两帅听说中国人自己有钱来造铁路，自是兴奋无比，那不是天大的好事吗？那不就不用借洋债了吗？
可是盛宣怀听了就不相信，他打听了这几个人的名字后尖锐地指出：“岂有一个无名望之人能招千万巨股？”他怀疑这些人的背后是洋人在操纵，如果表面上是华商集资，而背后实为洋人握有路股的话，那路权岂不是仍落入洋人之手？于是派人明察暗访，果不出他所料，所谓的华商民间集资，不过是一场骗局而已。
盛宣怀毫不客气地断了这些人的财路，这大概就是说他“挟官以凌商”的出处吧。
说是借洋债，具体操作起来也断非易事，虽说西方各国资本巨头竞相前来表示愿意借钱给中国筑路，其实也都各怀鬼胎，前后说法不一，总想赚取更多的利益。盛宣怀等人比较下来，觉得比利时国的条件较为宽松，不像其他一些国家狮子大开口，又“不干预他事，较诸大国为胜”，因此决定向比利时借款修筑芦汉铁路。
盛宣怀于1897年5月27日，在武昌与之签订了草约，即《芦汉铁路借款草合同》。按照这个草约规定，中国铁路总公司向比利时某公司借款四百五十万英镑，九扣实付，年息四厘，期限三十年，以铁路为抵押；办理铁路之权归中国铁路总公司，比国公司派一人为监察并遴选外国工匠；筑路的材料须购自国外者，由比国公司承包一半。可是这个较为宽松的草约只是个以退为攻的策略，到了第二年要签正式合约的时候了，他们又提出许多额外的条件。原先讲好的年息四厘已经变成五厘了，而且规定存付事宜由俄国和法国合资的华俄道胜银行办理，经手行佣二毫半；行车事宜由比国公司派人经理，每年提取20％余利作为报酬；比国公司运进的铁路材料，免纳关税厘金。对于后加的这些条件，盛宣怀虽然非常不满，但是终因筑路时间已经迫在眉睫，款项不能再拖了，如果罢议另外再谋他国，又恐要挟更甚，于是只得迁就了。
结果，清政府先拨了一千万两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