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宣怀家族-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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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野火春风（5）
然而到了20世纪50年代，社会天翻地覆的变化，使得九岁就当上了百万富翁的盛毓邮，变成了一个“无产者”！他只得重新开始自我奋斗，为养家餬口而奔波。他退掉了花园洋房，把妻儿安排到丈人家，自己去香港、新加坡工作，其间做过生意，也当过中学教师。1960年，已经先期到达东京的盛毓度先生创办了留园饭店，需要一个帮手，请他前来协助经理洋人客户，于是他从新加坡来到东京，加入了餐饮业。经营餐饮业非常辛苦，每天都是早出晚归……这时候，谁能想像得出，他就是当年盛宫保的孙子、英国留学生、九岁时就有了百万身价的人！
一切都是今非昔比了，好在苍天不负苦心人，不数年，他开拓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1960年代初，毓邮的妻子任芷芳带着三个孩子也来到了日本。1968年，两夫妻面对现实，仿照旅日老华桥的“刀工”（世称旅日华侨三把刀：菜刀、剪刀、剃头刀），开办了一家很小的新亚饭店。这期间，他们能上也能下，精心布置，日夜苦干，聘请了沪帮名厨吴国祥掌厨，很快，他们新亚的酱猪蹄、红烧划水、明虾豆腐、红烧排翅……不胫而走，他们的小笼包子，皮薄馅嫩，咬开来一包汤汁，很受市民的欢迎。后来他们的店面不断扩大，又开设了分店，直至现在，已经发展为七层楼面的新亚饭店，地点在距离东京塔不远东御城门。
他们的儿子盛承洪和盛承兴都是美国留学生，留学生活也是艰苦奋斗，他们自知父母赚钱不容易，业余时间就去打工。盛承洪至今还记得他1960年代在美国餐馆洗碗每小时一美元，为旅馆擦窗每小时两美元……
盛毓邮不愧为是大家之后，不仅能屈能伸，白手起家，一切从头做起，而且还做得别有特色。他有几样至今为人所称道的“壮举”。
其一是首创中国人不洗碗的店规，凡到他的饭店来打工的中国人，都被安排做其他工作，洗碗的事用毓邮的话来说是“让日本人洗去！”；
其二是首创中国留学生每小时工作一千日元的规矩。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国内赴日留学大潮涌起，绝大多数留学生靠业余在餐馆洗碗端盘子，来维持学业和生活。人家店里的留学生工资一般都是每小时八百日元，而他考虑到留学生们很辛苦，毅然做出决定，每人每小时一千日元，而且最多时用了二十多个留学生。其实他店里已有不少固定的职工，本不需要那么多学生来打杂的，他完全出于帮助学生们的一番好意。来打工的小伙子们自发组织起来成立篮球队，这又触动他那根几十年前热爱体育的“神经”，立即拍胸脯：“你们组织篮球队，我给你们买队服！”……小伙子们惊讶得都愣往了：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老板呀！管吃、管工资，还管打球、队服，这真是标准的“海外奇谈”了！所以在他店里打工的留学生，无不有一种回家了的感觉，大家无不积极进取，奋发向上，形成了很好的氛围。他们从语言学校毕业后，一个个都考进了名牌大学，现在都已成家立业，各奔前程了。
其三，是创办了东京的惟一一家京剧票友活动中心——东京票房。
几十年来，这个东京票房团结和召集了一大批热爱京剧艺术的老华侨，每个周日的下午，大家汇集到离新亚饭店不远的一处房子里，这是毓邮夫妇特地租下的场所，大家各带自己的“家什”，乐器、唱本、磁带、锣鼓，自拉自唱，自娱自乐，唱整整一下午，到吃晚饭的时候了，大家就去新亚饭店吃饭，几十年间，风雨无阻。老人去了之后，又有新人加入，目前有四个日本人也加入了队伍。每逢国内有名角来东京访问演出，他们总要出来组织联谊活动，请客吃饭，联袂演出，发动捧场，非常热闹。梅葆玖、梅葆玥、艾世菊等人到日本，东京票房的活动就像旋风一样，席卷了整个东京。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十二章 野火春风（6）
票房最有力的领导者是毓老的夫人任芷芳女士。任老师今年已经九十二岁，从小就跟大人们上戏园看戏，渐渐成了戏迷。她们任家是上海滩出了名的票友之家，全家老老少少，人人会唱。她的妹妹嫁给了名票赵培鑫（其弟弟赵培忠、徐文湘夫妇亦是名票，而且把票房移植到了美国，在美国洛杉矶开办了海外惟一一所京剧学校）。任芷芳本人喜欢唱程派戏，除了组织并参加票房的活动，自己每周一、三、五下午还请琴师来家拉琴，为其吊嗓子。那天我们正在聊盛家的老人老故事，碰巧琴师推门进来了。任老师说今天有客人就不练了吧，我却执意要听听，结果一曲悲愤的《六月雪》，把个几十平米的大客厅震得嗡嗡作响……
胡琴拉响的时候，他们的小孙子盛乐毅噔噔噔地跑进来了，说他也要唱，大家一致鼓掌，他就“自打锣鼓”地来了一段“失街亭”，满屋的人都为他喝彩。
在大家热热闹闹的时候，毓老总是一个人斜卧在沙发上，静观一切。老人家话不多，但句句有份量。只要他一发话，全家人都要动作起来——还是大家族的老传统——老太爷以其人格的力量，赢得了社会和全家族人的崇敬。他显得十分沉静，因为九十年间，他什么都看到过了，什么也都经历过了，他无需遮掩什么，也不需弄出什么声响，像一潭平静的秋水，可以直面青天。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一个大赢家，因为人们从他身上，看到了盛氏家族骨子里的豁达和彻悟。论人生，还有什么比这种彻悟更珍贵的呢？
一晃九年过去了，笔者再次走进毓老家的客厅时，毓老已于2001年病逝了，接待笔者的是毓老的夫人任芷芳女士，和他们的儿子盛承洪、盛承兴先生。看得出，盛家的家族意识仍旧是他们的根，他们每间客厅里都悬挂着老太爷的像，或是老太爷写的字，谈起盛家过去的一切，他们依然那么一往情深，比过去更多了些理性的思考。
东山再起盛毓度
盛家第三代人中，商业上最有建树的要推盛老四的二儿子盛毓度。
盛毓度（1913—1993），字念祖，早年就读于其祖父创办的南洋公学，同时在家塾中读古文，古文底子打得很扎实。盛家人都喜爱体育活动，其父饲养了许多良种马匹（据殷四珍女士讲，在跑马厅养了七十五匹马），经常参加赛马，并组织孩子们在老公馆的草场上举办各种体育活动，篮球、足球、跳高、赛跑……有一种“鸡蛋赛跑”最为出奇，他要每个孩子手里拿一汤匙，汤匙里放一只鸡蛋，然后赛跑，匙中的鸡蛋不许掉下来……盛毓度机巧灵活，常常能得第一，久而久之爱上了体育运动。进入南洋师范之后，他带头组织了一支小足球队，队员十人，取名“留社”，常活跃于校内外的赛场上，从那时起，他已开始显示出了不同凡响的组织才能。之所以取队名为“留社”，那是为纪念他们盛家的祖业——苏州的留园。或许留园对他的影响太深，他后来在东京创办的著名的高级饭店，也取名“留园”。
1933年，父亲安排他去日本留学，当时“一·二八”淞沪抗战已经爆发，人心惶恐。此时去日本，他感到非常惶惑，可是父命难违，只好硬着头皮去了。
起初是住在与盛家有世谊的日本人家里，进行语言学习，不久考入了东京最负盛名的一所中学——成城学园。成城毕业之后考入了京都大学经济系。京都大学历来是日本出人才最多的高等学府，尤其出过不少政府高级官员。在这个环境里，他的视野大开，交往也空前广泛，既有其祖父一代的重臣，又有其父亲一代的社会贤达，还有众多的校友，此为其日后走向社会打下了极好的人事基础。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十二章 野火春风（7）
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他在京都大学的学业已经修完。眼看日本人在自己的祖国打仗，他无意在东京呆下去了，遂即束装回国。先是在他一位堂姐的帮助下，进入复兴银行工作，不久即转入工部局当日语翻译。后来国民党政府派戴笠与他单线联系，他曾奉命营救过敌伪时期国民党的地下工作人员。谁知抗战胜利后不久，戴笠飞机失事，他们间的关系中断，致使肃奸部门把他作为汉奸投入牢狱，判刑三年六个月。后经他的七姑妈设法与宋子文取得了联系，才获释放。从这件事上，他看出了国民党内部的阴暗，这或许就是他日后不再愿与国民党打交道的原因。
1950年代初，盛氏家族已全面衰落，盛毓度抱着“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信念，再次东渡，决心重振家业。在职业的选择上他有过成熟的考虑：在饮食行业中，中国烹调历有传统，在日本市场上一枝独秀，一般的中国料理店遍地开花，然而缺少真正上品的、高质量的、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与饮食文化相结合的中国饭店，如果经营得法，成功的可能性极大。他的这个创意一经传出，立即得到了新老朋友们的一致响应，结果参加投资的，有八幡制铁、富士制铁、日本矿业、三井银行、三菱商事、野村证券、日铁矿业、大泽商会等企业，共投资七亿五千万日元，于1960年7月正式成立了留园株式会社，兴建了一座中国宫殿式的高级饭店——留园饭店，他被推举为社长。留园饭店于1961年10月3日开始营业，不仅使日本人耳目一新，而且吸引了众多的前来东京旅游观光的各国游客，一时名声大振。
留园饭店聘用了京、粤、川、沪、闽五帮的名厨高手，注意“质量上乘，灵活多样”，做到百味俱陈，使顾客各得所好，所以在店面层次的安排上也动足了脑筋。底层是大众散席，客饭点心，无所不备；二楼是特设大厅，供大型宴会和集体活动场所；三楼是包房，分设各式厅堂，以供专用。这样，各阶层的人士均能各得所需，而且菜肴、点心，品种繁多。开业以来，长年宾客盈门，有些顾客没有座位了，宁肯排队等候，所以那时“吃留园”，简直成了东京城内的一道特色风景。
盛毓度事业心极强，虽是办饭店，他亦事必躬亲，每日到各处视察。晚市高峰时段，人们常见他一袭长衫，往来于宾客之间，不断与一些老顾客们寒喧、交谈。有如此高雅的环境、高档次的菜肴和服务，东京各大产业集团，各界知名人土，甚至日本政府政要，都愿来此设宴待客。日本历届首相如田中角荣、大平正芳、中曾根康弘等均多次光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卡特，财阀洛克菲尔，前国务卿基辛格都曾兴致勃勃来此品味佳肴。美国驻日大使曼斯菲尔德与盛氏交谊深厚，更为座上常客。中国领导人及访日的代表团等，也常常来此设宴酬宾。六七十年代，留园饭店在日本多如牛毛的中国料理店中，的确是鹤立鸡群，一时风光占尽！
盛毓度不仅是个成功的实业家，还是个极有智慧的政治家，曾为中日邦交的正常化做出过自己的贡献。他以留园饭店为基地，广交天下朋友。他喜欢谈论、研究国际关系问题；他在大学学的是经济，却对政治和历史有着浓厚的兴趣；他身体多病，却极喜欢体育活动……这些貌似有些矛盾的现象，却十分真实地统一在他一个人身上，尤其是他对中日关系问题、对日本社会与经济诸问题的思考，都曾对日本社会产生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