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爷爷陈永贵-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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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年底，农村“四清”（即清账目、清工分、清仓库、清财务）运动开始了。晋中地委组织了几千人的“四清”工作队进驻昔阳各个公社抓“阶级斗争”，声势之大，前所未有。
昔阳县新上任的县委书记认为：“越是先进的地方，问题越大。”大寨是先进大队，他自然也不会轻易放过，于是就对大寨进行检查，并当面批评了大寨没有把新修的土地跟产量挂上钩。大寨人认为这位县委书记不过问干部参加劳动和评工记分等方面的创新，而是带着一种成见找茬。他们感觉受到了伤害，从此憋了一肚子气。
“四清”工作队到来前，爷爷一再叮咛大家要热情接待，积极协助。谁知工作队到大寨后行动诡秘，专找对干部有意见的人摸底。可在召开揭问题会时，社员们都说：“我们的干部都是社员的贴心人，不要说贪污盗窃，就是连集体的一口汤也没多喝过。可你们硬要逼社员说白话，真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说罢，一个个离开了会场。工作队折腾了一段时间后，认为大寨有两件事情不符合规定：一是说分给社员当口粮的玉米不扣水分；二是说大队给扫雪的社员记了工。爷爷当即与工作队辩论，把他们整理出的问题一条条驳了回去。
正巧有一天，下起了雪，阳泉来了一群参观的人。大雪覆盖了参观者必经的路，工作队的人请爷爷派人上山扫雪开路。爷爷说话了：“我哪还再敢犯这个错误哩？因为扫雪受了这么大的败兴，我们可不敢再扫了，扫雪就得记工呀！”说得工作队长脸红一阵白一阵。最后，爷爷派人扫了雪，可也引起了工作队的更加不满。
这一年，爷爷出席了全国三届人大会议。可工作队并没有因为他参加人代会而善罢甘休，反而趁着群龙无首的机会斗争大寨的干部。爷爷开会回来后感觉气氛不对。有一天深夜，他在屋里背着手来回踱步，听见有人轻轻地敲门。门打开后，大寨支委们一个个走了进来，不停地叹气。有个支委对他说：“他们这样整人，咱们恐怕是见最后一面啦！”爷爷吧嗒着旱烟，说：“他们这是整我们来了。不怕，鸡蛋里面是挑不出骨头的，我们跟他们抗一抗。”爷爷劝了他们一晚上，干部们走了，他自己却抱头痛哭。
在北京开会期间，他不止一次向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反映了情况，汇报说“四清”运动打击面太大，基层干部无法干下去了。随后，中央、华北局、山西省委、晋中地区和昔阳县委派人组成联合工作组进驻大寨，进行了多方面的认真调查。1965年5月21日，中共山西省委下达了［1965］138号文件，并加了按语。按语中写道：“经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检验，再一次证明，以陈永贵为首的党支部，是一个经得起一系列严重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考验的革命班子。”
当时流行所谓“拉大旗作虎皮”的说法。县里和省里刚刚形成的两个对立的群众组织，知道两派要在拼斗中取胜，一要取得中央支持，二要取得群众支持。而要做到这两点，争取到爷爷的支持是绝对重要的。有些学生来大寨串联，鼓动爷爷加入他们一伙，但都遭到爷爷的婉拒。爷爷对当时的形势有看法。一次，昔阳育红中学的红卫兵去找他，他淡淡地说：“动不动就打倒这个打倒那个，就凭几个毛娃娃也能掌了权？”
历史性的会见（3）
但是，全国性革命浪潮不允许他们观望，文化大革命照样像火一样熊熊燃烧。搞“阶级斗争”、揪“党内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成了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大寨也面临着危机。不断有人闹事，不断有人来让爷爷表态到底站在哪一边。他和村党支部商议后决定，恳请中央出面制止这种停产、造反和斗争干部等混乱局面。
1966年11月，爷爷精心挑选了十几个苹果，带着农民特有的一份深情，到北京送给周总理，请总理品尝大寨的苹果。周总理高兴地接过来说：“这么好的苹果，我代你转送给毛主席吧！”爷爷随后向总理反映了他对形势的看法。这次与周总理见面后，他心里踏实了很多，更加明确了方向。
与此同时，《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社论《劳动模范要站出来，支持无产阶级的造反运动》。社论说：“你们是真正的劳动模范，就不要怕群众运动。要坚定地站在群众一边，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中央台也及时播出了这篇社论。爷爷听后打好了主意：按《十六条》办事，毛主席有什么号召咱就有什么行动。
不久，太原被夺权，成立了以工农为主的群众组织。这个组织邀请他和李顺达参加。二人达成共识：你去我也去，你不去我也不去。他们去了后在太原待了几天，因惦记着土地，就忙着回各自村里劳动了。他们一走，这一组织就渐渐自行解散了。
然而，此时的造反运动已是声势浩大。1967年春节，在昔阳县礼堂，一些人要将夺来的县委公章交给爷爷。他有些茫然不知所措，因此还“病”了，住进了医院。周总理了解到这种情况后，给了爷爷几个红袖章，说：“他们组织红卫兵，你也组织红卫兵，他们破坏生产秩序，你维护生产秩序。”
此时，昔阳各地的几十个群众组织相继夺了各地的权，并纷纷把第一把交椅空出来留给他，有的组织甚至写出大字报称他们的总司令就是陈永贵。干部看他是自己人，老百姓看他是自己人，挨整的看他也是自己人，革命小将看他还是自己人。因此，暂时没人敢动他。他就利用出席群众大会等机会，大造声势，高呼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团结起来，共同打击走资派，同时想尽办法稳定秩序；紧抓生产，建设大寨县，让大寨红旗更红。
之后，各地群众组织联合起来，成立了“昔阳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一致请他担任一把手。他提名包括人武部、工人、干部和学生等各界头头在内的13个人当了副总指挥。从此，他从领导300多人的大队党支部书记成了领导18万人的总指挥。
“永贵好”成为领袖的最高指示
1967年“五一”劳动节，毛主席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他被请到毛主席身边。毛主席拉着他的手问候道：“永贵好！永贵好！”在那个领袖崇拜的年代，这句问候成为领袖的最高指示。各大报纸在醒目的地方登了“永贵好！永贵好！”的最高指示，一些报纸把它套红印在了报眉上。
据有关资料记载：这一段时期，毛泽东经常谈到识字不识字的问题。毛泽东在春节谈话中曾聊了一通历史人物，说历代状元很少有出色的，当了进士翰林也尽是不成功的。他说：“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两个皇帝，一个不识字，一个亦识字不多。以后到嘉靖，知识分子当政，反而不成了，国家就管不好。”也是在这一年，毛泽东在关于山东曲阜陈家庄大队的一则批示中写道：“曲阜陈家庄陈以梅被打下去了，亩产从五百斤降到三百斤，去年再上来，亩产从三百斤翻到五百斤。这是靠自力更生……陈以梅这些人小学没上过，大学也没上过，可是能把事情办好。”
知文断字似乎是与条条框框、清规戒律的官僚化管理联系在一起的，它导致“管不好”。大老粗则反其道而行，但是“能把事情办好”。毛泽东好像在沿着他熟悉的思路深入思考着中国的前进道路问题。这是一个国际形势相当严峻的年代。美国在搞封锁包围，苏联翻脸撤走了专家，中国孤立无援。毛泽东主席循着他的思路想下去，写下去，写到了苏联，写到了修正主义，最后又写到了陈永贵，“…… 只要有利，向魔鬼借钱也愿意。我们不走那条路。魔鬼不给我们贷款，贷款我们也不要。我们要靠陈家庄的陈以梅、大寨的陈永贵。” （见1967年出版的《学习文选》第四册，第2页。）
历史性的会见（4）
毛主席相信他能把事情办好，他成了毛主席信任的人。随着人们的呼声越来越高，他成为人们心目中的一个大英雄。每到一处，经常遇到一些群众组织恳请他题词签字，题报头，似乎能让他写一个字，就是一种力量，一种荣耀。他盛情难却之下也会拿起毛笔，为热情的人们题几个字。在这样的光环照耀下，他仍然保持冷静的头脑。7月3日，他写了《永远艰苦朴素，永远当老百姓》一文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周总理说：“你做得对，做得好。”
为了落实周总理提出的要把昔阳县建成大寨县的目标，他极力控制大局，维护一个安定团结的局面。由于他的保护，许多干部和群众没有受到多大的冲击，在这场运动中安然无恙。64岁的李二和说：“斗争我的时候，我只是被推推搡搡过，没有一个人在我身上动过家伙，也没坐过喷气式，多亏了永贵啊！”在“四清”和“文革”期间，爷爷把晋中地区挨过整的绝大多数干部解救了出来。
1967年9月，昔阳县七一广场举行晋中地区农业学大寨现场会。爷爷坐在主席台正中，举止沉着，表情严肃，不怒而威。一位部队的领导同志在麦克风前作检查。原因是某中央首长点名批评这位同志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和大寨唱反调，严重地干扰了本地文化大革命和学大寨运动。
突然，大会主持人走到麦克风前，大声宣布：“同志们，现在，我们欢迎毛主席的好学生陈永贵同志讲话！”尽管报纸上经常这样讲，但当着爷爷的面这样提还是第一次。与会人员猜想：下一步可能就是向这位同志发起冲击了。有几个人窃窃私语，开始摩拳擦掌了。
出乎意料的是，爷爷憋着粗嗓门儿说：“今天，这位同志作了检查，我看他对问题还是有所认识的。今天我要和你们讲的是，对这位同志不能像对待走资派那样随便批斗！《十六条》讲得很清楚嘛，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啊，要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就是说矛头要对准谁！你们不是要求批斗吗？不行！你们想一想，没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有没有今天的社会主义？军队干部犯些错误，那是难免的嘛！上次我和这位同志从北京回来的时候，原本是不准备坐飞机的，就是怕有人揪他，我才带着他坐了飞机！不让揪就是不让揪啊，你们要揪就揪我吧！”
全场鸦雀无声，他说完就拉着这位同志的手，从台上走到台下，穿过目瞪口呆的人群，两人一起钻进吉普车里坐车走了。
正月十五那天夜里，他给周总理打了专线电话，汇报说他掌了权，还解救了一些挨整的干部，表示要把昔阳建成大寨县。周总理鼓励他说：“你做得对，做得好。还是按照毛主席、党中央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要求做。学大寨的意义就在这里，不要打派仗，一定要搞革命的大联合，你抓大寨县建设，我就放心了！”
他向毛主席反映不能再斗争干部了
在“文革”中，他对“打砸抢”等破坏生产、斗争干部的做法非常反感，认为撇开生产闹革命是违反中央指示的。他说：“这些孩孩们，就知道‘抓革命’，不知道‘促生产’，这不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昔阳县和公社干部大会上，他态度明确地讲：“基层干部不经县里批准，不准随便打倒、随便揪斗。凡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