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魔奏鸣曲-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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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反而很少说话。阿静独奏肖邦的曲子时，我和提琴少女就静静坐在一边欣赏。提琴少女演奏巴赫的无伴奏小提琴组曲时，就轮到我和阿静坐在一旁倾听了。阿静和提琴少女协奏时，只有我在一旁当听众。他们一起演奏过许多曲目，像克莱斯勒的小提琴奏鸣曲，舒曼的A小调和D小调小提琴奏鸣曲，贝多芬的《春天》和《克罗采》，塔蒂尼的《魔鬼的颤音》，还有勃拉姆斯、德彪西和莫扎特几首奏鸣曲。我从他们的演奏里体会到各种感受。有是朦胧的阴郁，有时是清澄和恬美，有时是对美好时光的留恋，有时是凄婉和淡淡的哀愁。
在洋房里聆听他们两个人的演奏，给我带来无法用语言描述的美妙感受。但同时，我也感受到了孤独。他们两个都不太说话，因为他们的语言就是音乐。他们明白对方每一个音符的含义。他们通过音乐的交流而把我排除在外。每当提琴少女目不转睛地看着飞驰在黑白键盘上的阿静的双手时，我感到了自卑。当两人沉浸在钢琴和小提琴的协奏里时，我又感到自己在场的多余。我感到他们并不需要我的聆听。我是一个多余的，碍事的听众。而除了聆听以外，这里已经没有我任何可做的事了。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首先他们是一对恋人，再者两个人又都拥有杰出的音乐才华，他们的确不怎么需要我。但是实际上，不管是音乐还是相处，他们却又从来没有抛下我过。
经过一个夏天，我们都习惯了各自在音乐演奏会里的位置。阿静和提琴少女是音乐会的演出者，而我是唯一的听众。音乐会也不仅仅局限于洋房里了，三个人经常结伴出去品尝上海的小吃，跑到游客群聚的城隍庙去品尝那里的蟹粉小笼和三鲜小馄饨。我也是第一次发觉上海还有许多自己没有吃过的点心。像海棠糕、枣泥锅饼、蟹壳黄、薄荷糕、叉烧酥之类。西式点心里我们三个人最喜欢的是牛油起酥的，奶油里夹着胡桃肉的“拿破仑”。傍晚时我们常去复兴公园散步，草坪边的长椅上坐着一个弹吉他的流浪歌手，他一首接一首弹唱约翰·列农的歌曲。每次见到他，我们总要摸出一元硬币放在他面前。
在酒吧里，轮到阿静独奏的时候，提琴少女就和我坐在一起聆听。她不再显得那样沉默，有时也会用她特有的轻言细语和我短短地交谈两句。提琴少女大概也不能理解为什么我喜欢听琴而没有学琴。但她没有问过我这个问题。她只是问我为什么没有带喜欢的女孩一起出来玩过。 我曾告诉过他们自己在大学里有个女友。
“她不是非常喜欢古典乐，恐怕和你们合不来。”我说。
“这有什么关系呢？”她轻轻说。
“看她什么时候有空吧。”我说。
进入大学二年级，我和英语系女孩的关系出现了些问题。问题不是出自两个人的感情方面。我像原来那样喜欢她，她大概也像原来那样喜欢我。问题是由学校里发生的一件事引发的。大二上学期开学不久，国际贸易学院开除了一对情侣。听说是因为女方怀孕的关系。怀孕的女生在被开除一个月后就跳楼自杀了。
这件事对学院里的所有学生都影响不小，对她来说更是如此。死去的女生是她一同考进大学的高中同学。对于怀孕女生的死去，学校里的人议论纷纷。有的人说她是咎由自取，有的人觉得她太想不开了，有的人谴责女生的男友，有的人则认为是学校方面勒令退学逼迫她走上了绝路。这些议论过了不久就全部消失了，因为死去的仅仅是一名普通的女孩。
我和她同样对女孩的死感到难过，可是我们对这件事的看法却有少许不同。我认为这件事里的两个当事人无需负任何责任。既不应该有处罚的决定，也不应该有任何人死去。我们每个人都有自由的权利，现在这权利却被某种强权所肆意剥夺。他们是一种专制，他们要求每个个体服从他们的权力。他们依靠集体的力量侵犯集体里的每个个体，并且为这种侵犯寻找到种种道貌岸然的理由。在我看来，道貌岸然的学校和道貌岸然的社会以及道貌岸然的观念，是最应该谴责的，甚至是最应该死去的。
她应该也是类似的想法，但她更多谴责的的死去女孩的男友，认为是这个人造成了整件事的悲剧。在女生寝室里讨论这件事时，她跟我说：“如果他真的爱她，就应该为她考虑，不应该让女孩怀孕的。”
“有时候这种情况是无法避免发生的。”我说，“就算避孕套和避孕药也不能百分百防止怀孕。”
“那就不要性交。”她说。
我们躺在她的床上抱在一起。寝室里其余的女生有的回家了，有的去图书馆读书去了。房间里晾着几条模样类似的内裤，胸罩的款式倒是个个不同，外语系的女生胸罩款式好像比别的院系丰富一些。大概正是这些胸罩的款式使我糊涂起来，不能完全理解她的话。
“你是说我们两个？”
“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最好不要这样做。”她说。
实际上，除了这个步骤以外，其它的我们差不多都经历过了。我摸索过她身体的每一个部位，她也爱抚过我的身体，只剩下这个步骤我们还没有做过。我希望能够进入她的身体，这更多的不是身体本身的需要，而是心理上的需求。对于我来说它更像是一个象征，我渴望通过这个步骤得到她的认可，得到她的承认。所以刚开始的拒绝我的确没有放在心上，但是她一直拒绝使得我越来越心神不宁起来。
我不明白她为什么一直要拒绝我。她看起来比我还要难过，有几次问她原因的时候，她的眼圈都红了。我实在是太年轻了，以致于无法真正理解她的心情。正是我的不理解伤害了她。她是个女孩。在一个不公平的社会里，女孩因为性所背负的压力要远远高过于男孩，何况她还有自己的特殊处境。她毕业后要出国，这不仅仅是她自己的愿望，更是她父母的期望。她无法主宰自己的人生，因而踏出每一步都必须小心翼翼。高中同学的怀孕自杀加重了她的心理压力。她也想把我所要的给我，但她实在害怕。如果我真正爱她的话，这时就应该好好抚慰她，帮助她解脱这些压力。但我没有。
“不会有事的，”我一边抚摸她一边说，“只要保护措施得当的话……”
“你什么都不明白！”
结果她还是哭了。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安慰她，只是坐在一边劝她不要再哭了。
“可雅，我喜欢你，爱你。可是，你不要再强迫我了，好么？”
说话的时候，她的脸上失去了以往嬉笑的表情。她就这么注视我，带有目空一切的忧郁，让我身体里的存在的欲望因此而缓缓回落。一切如同潮水退却后遍布贝壳的沙滩。我不愿意看到她这样的表情，所以只能答应了她。
我和她的关系并没有因为她拒绝和我做爱而冷淡下来。她做出了许多努力来弥补这一点。其实本应该是我来安慰她的。但我却浑然不觉，以为自己得到的安抚是本应该得到的。我努力使自己不再去考虑做爱的事，时间久了，这个念头确实慢慢消退了。她是个聪明漂亮的女孩。我喜欢和她在一起，就像喜欢听那些欧美摇滚歌曲一样。就算跟她在一起只能接吻，只能互相用手抚摸身体，我也喜欢她。如果可能的话，我也希望自己一直和她在一起。
有的时候我还是难免会想起与做爱有关的问题，不过不是我和她的，而是阿静和提琴少女的。阿静和提琴少女也在相爱，我很想知道他们是否遇到了和我们一样的难题。有几次，酒吧演奏结束后，三个人走在衡山路上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实在很难启齿，虽然我和阿静几乎无话不谈，但我无法把一位优雅高贵，而且不能正常说话的少女牵扯进有关性的话题里。而且即便问了阿静这个问题，想必他也回答不出什么来。所以，我也只是默默看着他们手牵着手走在安静的小路上。
他们走在路上的时候，似乎总是牵着对方的手。提琴少女习惯走在阿静的右边，用右手提着提琴盒，左手轻轻握着阿静的右手。两个人的手都长得很好看。每次他们演奏的时候，我的注意力总会被他们的手所吸引。少女的手拉奏着小提琴，阿静的手弹奏着钢琴的键盘，如同是魔法一样，动听的音乐纷纷从他们的手下诞生出来。所以当他们互相拉着手时，我的耳朵里仍然可以听见缠绕在他们双手之间的残留的乐曲。我通常走在阿静的左边，不过有时提琴少女也会插在我和阿静之间，当我和阿静交谈些什么，她便微微仰起面孔看着我们，嘴角挂着若有若无的笑容。与我们相伴而行时，少女基本都保持着她固有的寂然无声。因为她的沉默，我和阿静也习惯了无声的行走。但没有声音并不代表沉闷乏味，许多的心情在这种寂静的时候反而更能顺畅地交流。
每隔一段时间，我们就在洋房里举行一次我们自己的音乐会。他们两个人是音乐会的演出者，我是仅有的听众。在我的记忆里，在这段已经消失的时间里，除了酒吧、洋房里的音乐会外，我们一直都漫步在上海的街头。这些僻静的道路在音乐学院旁边，在复兴路洋房的周围，在衡山路酒吧的前后。它们的格调没有太多差别，安静，行人稀少，路边种的都是法国梧桐。冬天过于冷清，春天过于喧闹，夏天过于浮躁，秋天是最适合在这些道路上漫步的季节。人行道上都是梧桐树的橘黄色落叶，手掌大小的梧桐树叶飘舞在空中，有时也落在我们的头和肩膀上。落在了地上的树叶在第二天的清晨被人扫掉了，又有新的树叶飘落下来。直到几天后或者是几个星期后再也没有树叶可落为止，这时，唯一的一个秋天也就过去了。
先是落叶消失了，然后秋天消失了。当新的秋天来临，我独自走在同样僻静的街道上的时候才意识到，随着它们一起消失不见的还有许许多多更为珍贵的东西。
新年过后，阿静把去美国参加钢琴比赛的消息告诉了我，四周的空气里还能闻到节日鞭炮留下的硫磺味。谈到即将去美国的事，他的语气有些迟缓，就像是刚想到一件微不足道的事，顺便告诉了我。这也让我有了一种此事无关紧要的错觉。我应了一声，过了会才明白他在说什么。音乐学院一共选出了三名选手出国参赛。他通过了音乐学院的选拔比赛，三月份动身去美国。
“比赛的事，她知道吗？”我问。
“已经告诉她了，酒吧的工作也辞掉了，最近我一直都在学校里练琴。”
“你想过出国没有？”
“有时想过，但只是想了想，”他摇了摇头，“我想的更多的只是弹琴。”
“要去多长时间？”
“两个星期左右，除了钢琴比赛以外，还有和纽约的音乐学院进行的交流教学活动。”他说，“我想试一试自己的水平。”
“我想你会成功的。”
“但愿吧。”他笑了笑，一边弹奏着肖邦的E大调练习曲，离别曲。
这是我最后一次在阁楼的琴房里聆听阿静的演奏。九三年三月，他去了美国，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第一乐章 三月 第二节 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