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雄关:大明王朝1644年的山海关-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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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承宗被清算之后，他的亲传弟子袁崇焕却开始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辽东正式进入了袁崇焕时代。
袁崇焕是万历四十七年进士，对辽东局势，他很早就亲身参与。在他作战参谋级别的官员的时候，就曾亲自来到山海关，“单骑出关”，掌握了第一手的材料，这份勇气与胆色，在当时与一听努尔哈赤的名字就全身发抖的明朝大小官员相比，形成鲜明对照。也因了这份胆色、勇气和智谋，他的才能得到了孙承宗的赏识。与孙承宗的几年交往中，袁崇焕既是下级，也是学生，更是知已，后来，他效仿孙承宗，培养的袁家军个个全是人才，从祖大寿，到满桂，赵率教，朱梅，这些人成为明王朝不可多得的军事团队。
世间已无袁崇焕（6）
因为袁崇焕崇高的威望，瞩目的战绩，崇祯刚开始对袁崇焕也是寄予厚望的，他对袁崇焕的尊宠程度，在当时无人能及，但是袁崇焕无意中的一句错话，却让这位偏执狂皇帝动了疑心。
明史载，“崇焕入都，先奏陈兵事，帝召见平台，慰劳甚至，咨以方略。对曰：‘方略已具疏中。臣受陛下特眷，愿假以便宜，计五年，全辽可复。’帝曰：“复辽，朕不吝封侯赏。卿努力解天下倒悬，卿子孙亦受其福。’崇焕顿首谢。” 袁崇焕说了句不该说的大话，五年平辽根本是不可能的事，不过崇祯信以为真了，崇祯本人虽然经常说了不算，出尔反尔，但对臣子说到不能做到的行为却极为反感，此人有明君之志，但无明君之德，更无贤君之能，于是，一句错话就此种下了祸根。而后袁崇焕经人提醒，意识到话中有误，再作弥补，声称五年之举，要多方配合才行，崇祯表面应承，但是心中不信，由是两人开始离心离德。（《明史·袁崇焕传》）
其实崇祯对人从一开始就没有以诚相待之心，这是性格使然。对文官集团的厌恶及对军人集团的防备猜疑，伴随了他的一生。袁崇焕比较不幸，身为文官，却又是军人集团首脑。其实只要想一想崇祯上位后不用孙承宗就可以知道，他对军人集团的魁首是有其戒心的。在巨大的尊宠背后，是极高的期望值，而当这个期望值不能实现时，本就有疑心的崇祯一定会迁怒于人，这是必然之事。
袁崇焕一生精明，当他被委以重任前往宁远任辽东大帅时，他也考虑到了这个问题，此时他也肯定想到了前两任熊廷弼与孙承宗的下场，于是对崇祯说：“我制辽没问题，但怕身后有谗言，此次出关，万一背后有暗箭谗言伤人，足以坏事。”崇祯表示这个问题不会发生，袁崇焕不能完全相信，于是，崇祯采纳大学士刘鸿训的建议，给了袁崇焕尚方宝剑。
精明一生的袁崇焕，却不知道，这一次他拿不是尚方宝剑，而是烫手炸药，古往今来，君臣之间最大的矛盾就是权力的重心走向，一般来说，臣子如果权力过大，难以控制，君主就会起忌惮之心，袁崇焕的老师孙承宗官至极品，也不敢轻易的接这把剑，何况是他？由此一事，可看出，袁只是军事天才，但还没有练成政治动物。
拿了尚方宝剑的袁崇焕，果然没辜负这把威力无穷的利器，他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杀了不服管的毛文龙。
“崇焕始受事，即欲诛毛文龙。”（《明史·袁崇焕传》）这是直接导致崇祯对袁崇焕产生最大的信任危机的导火索，也造成了令崇祯牵怒的事由。
毛文龙是辽东大将，当年臣服于王化贞，与熊廷弼交恶。辽东失守后，他从海上逃回，杀死满清在镇江的守将，盘踞在皮岛（今天的海洋岛），在王化贞的宣传鼓动下，当时明廷认为是奇功一件。皮岛东北临朝鲜，北临满清国界，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天启以来，明廷对其颇为倚重，毛文龙因此也就水涨船高，“累加至左都督，挂将军印，赐尚方剑，设军镇皮岛如内地。”而且从战略上考虑，毛文龙以海岛为基地，以游击战术出击，确实起到了牵制清兵的作用。
因为山高皇帝远，毛文龙开始不受管制，贪功，冒饷，还经常做走私生意。袁崇焕对他早有不满，到任后开始统一建制，设监司机构，以挟制毛文龙，毛文龙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了削减自己势力而制定的政策，也同样深为不满，甚至有抗拒行为。袁崇焕要他解甲归田，交还军政大权，毛不从，于是，袁崇焕就做了一个非常过激的行为，他以邀请毛文龙到幄山上看将士射箭为名，诱捕了毛文龙，用崇祯给的尚方宝剑，杀了他。
袁崇焕杀掉毛文龙，个人情绪似乎占了很大比重，其实是有些过激与不必要的。毛文龙雄踞海上多年，其实颇有建树，而他一死，苦心经营的局面为之惨淡，辽之东南战场从鸭绿江到旅顺的主要城镇、海港、海岛以及属国朝鲜，都先后被后金占领，明几乎全部退出上述地区。毛文龙部下尚可喜，耿精忠也先后作乱，而后降清，成为满清对抗明廷重要的军事力量。但这个还不是最坏的，最坏的是，毛文龙的死，震惊了皇帝，“帝骤闻，意殊骇，念既死，且方倚崇焕，乃优旨褒答。俄传谕暴文龙罪，以安崇焕心”。（《明史稿》）在这几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崇祯迫于形势，虽未有不满表态，甚至还给了奖励，但内心，对袁崇焕已经极为不满，甚至惊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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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已无袁崇焕（7）
这是因为毛文龙也不是等闲人物，他功劳极大，名声亦佳，更重要的，他也是手持尚方宝剑的主，现在袁崇焕杀他，没经过皇帝，而且还在杀他之后一个月才报告的，当时朝中对此颇有非议。
就是在这个心理基础上，其后出现的一件事，更让崇祯完全丧失了信心。
这个事就是“议和”。
有明一朝，这两个字对任何臣子君主来说，都是烫手山芋，“议和”代表着大汉天下的妥协，代表着绥靖政策，代表着明朝天子的让步，所以尽管议和在当时是一个最可行之路，但是，却无人敢公开以此事作为解决问题的渠道。这个禁忌，一直持续到崇祯死，仍没打破。
所以，尽管明屡战屡败，但基于天子的威严与帝国的尊严，“诸将罔敢议战守。”但在这个形势下，袁崇焕却主动接过了这个烫手山芋，“议战守，自崇焕始。”（《明史·袁崇焕传》）而最难得的，此事皇太极也很支持。这是因为当时努尔哈赤刚死，后金内部的权利之争如火如荼，皇太极地位不稳，所以对议和之事表现出了很大的兴趣，甚至同意了袁崇焕提出的要求，先除帝号，恢复称汗，并愿意由明朝皇帝正式任命。他甚至还给明朝边关守将和皇帝本人写信，以示诚意。
此事若成，绝对有利于边关形势，亦有利于民生民计，不过，“议和”一事一经提出，立刻遭到士大夫体系的攻击，袁崇焕迫于压力，也不敢多言。他对崇祯曾经小心地建议：“恢复之计，不外臣昔年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着，战为奇着，和为旁着之说。”崇祯表面上赞同，但是对于袁竟然与皇太极有私下往来，心中十分猜疑。
与熊廷弼、孙承宗等人相比，袁崇焕更是不太走运，他精明防护，不想让自己陷入党争之中，但却无意间得罪了一个人，那就是皇帝。
崇祯三年十月，皇太祖率精骑十万，避开袁崇焕把守的锦远防线，突然绕道袭击察哈尔入长城，攻占遵化。袁崇焕急忙调遣军队，赶在后金之前到达通州。后金军改道西犯京师，崇祯十分恐惧，急召袁崇焕勤王，袁崇焕来的也真快，迅速赶到北京广渠门外扎营，军马已经十分疲劳，袁崇焕要军队入城休息，崇焕没有答应。
此时的形势，和十四年后吴三桂的勤王极为接近，只不过，十四年后的勤王军队迟迟不到，而这一次，则是袁崇焕及时赶到，死守京师。双方交战，互有伤亡，在祖大寿等名将的指挥下，清军讨不到便宜，但袁家军队因为来得匆忙，人数不多，袁崇焕的打法是以守为主，小股部队作战，等各地勤王大军到来，一举包围攻之。皇太极冒险行进，已经陷入孤军奋战的兵法大忌中，如此围打，胜算极大。
但崇祯对袁崇焕此时已经有了忌惮之心，不让大军入城，其实是心中有了惧意。而城内，倒袁之声突起，京都百姓和一些无知官员见袁崇焕对清军只作阵地战，不作大规模出击，颇有怨言，有人还指出，袁崇焕戍边，竟导致敌大军压境，自然是袁守疆有过，于是怨声载道，皆指袁崇焕的不是。“都人骤遭兵，怨谤纷起，谓崇焕纵敌拥兵。”（《明史·袁崇焕传》）那些提意见的人，不知在当年熊廷弼被冤杀的时候扮演的是什么角色，估计和那些“主战派”阁臣也是一个嫡系里的人，否则论调怎么能如此接近？而就在这个时候，皇太极充分利用了这个形势，派兵士在京郊大举烧杀，北京城中有很多官员在外面有房产，于是，这些人跑到崇祯那里，袁崇焕最恐惧的事情终于出现了，在他的背后谗言四起，皇帝的耳朵越来越软，可惜，他在城外苦战，对此竟一无所知。
用兵高手皇太极同时有一个特别厉害的情报机关，这个机关的头子范文程了解到北京形势，设下了一个著名的“反间计”。这个反间计的整个过程就是创造一个两军和谈的机会，让随行的监军太监以“蒋干盗书”的形势无意间听到袁崇焕与皇太极暗中勾结的“内幕”，《明史》对此有载：“会我大清设间，谓崇焕密有成约，令所获宦官知之，阴纵使去。其人奔告于帝，帝信之不疑。”这个计策来自于中国小说《三国演义》，出此主意的是汉人范文程，应该说瞎子都看得出其中的问题，但是对于眼不瞎心瞎的朱由检来说，已经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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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已无袁崇焕（8）
太监监军是明朝治军最大的弊端，历史证明，只有有太监参与，军队鲜有不出现问题的，可惜，因为杀太监出名的崇祯也玩了这一阴招。于是，这几个太监果然不负众望，他们听到了这个惊天大阴谋之后，第一个反应是震惊，第二个反应是兴奋，因为发现了一个可以立大功的阴谋事件！原来袁崇焕是间谍，回到京师这个消息马上密报给崇祯。
反间计成功了，崇祯竟然信了！与其说是崇祯信了，还不如说崇祯正想找个借口清算袁崇焕，这次终于来了，于是事实真伪，他甚至懒得再查，何况袁崇焕有与敌和议的事实，有书信，有证据，有舆论支持，有民意呼应，于是，一个中国历史上最大冤案就这样具备了足够的条件产生。就在袁崇焕还在京城外面为大明江山拼死抵抗时，一直好谋无断的崇祯这时很迅速地下定了决心，他急召回了袁崇焕，不等袁崇焕明白出了什么事，马上将其缉拿入狱。一六三○年九月二十二日未时，崇祯帝在平台召见内阁、六部、九卿、科道、大理寺、都察院、锦衣卫等各衙门官员，以议和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前、坚请入城等罪名对袁崇焕处以极刑，磔立决，籍没家产，妻孥流徙两千里，而这一切，由捉捕到定罪，由国家功臣，帝国元勋到成为千古罪人，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