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生活史Ⅳ-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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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末的法国知识分子圈内普遍认为妇女适宜于待在私人住所。皮埃尔？卢梭的论文《妇女的身体和精神系统》成为妇女问题的标准参考文章。妇女被描绘成男性的对立面。妇女被等同于她们的性别和身体；而男性则代表着头脑和活力。子宫给妇女下了定义，并决定了她的感情和精神存在的结果。人们认为女性生殖系统是特别敏感的，这种敏感是由于妇女的大脑物质较弱造成的；妇女的体力较弱，她们更喜欢坐着。精神上和身体上的柔弱再加上感情上的敏感使妇女更适合于抚育孩子，子宫早已确定了妇女作为母亲的社会地位。医生的论文和政治家的论文在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
在大革命中，卢梭偶尔也为理论报纸《哲学旬刊》写作，他还在学院二年级的品德组工作。他年轻的同事乔治？卡巴尼在妇女问题上和他持相同的观点。从生理的角度，男性更加强壮，更具挑衅性，而且也更富有想象力；而女性柔弱、胆小，并且还常常装腔作势。尽管与德斯塔夫夫人和孔多塞夫人有着深厚的友谊，但卡巴尼仍然拒绝让妇女担负任何学术和政治上的职务。他认为这类事务会破坏家庭这个社会的根本和自然秩序的基石。卡巴尼理论的追随者雅克－路易试图通过他的两卷《女性博物学》来发展道德人类学这门新兴学科。他的观点与卡巴尼很相近，“如果说男性只在一段时间内是男性这样的观点是正确的话，那么女性在一生之中都是女性，这完全是因为她们的影响；正是她们的影响不断地提醒着女性她的性别，并且提供了诸如外貌之类的条件”，然而，“与男性相比，妇女更愿意去相信精灵和鬼魂；她们更容易有迷信行为；她们有更多偏见；她们多半曾被催眠过。”因此，人们对于她们容易受反革命牧师的影响，以及会接受最可怕的*役也就不会吃惊了。
萨德侯爵的革命（3）
与从前相比，19世纪的妇女更多地被束缚在私人的领域内。虽然这种趋势在18世纪后半段就开始出现了，但大革命确实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这样就重新调整了男性和女性的关系以及普遍的家庭观念。妇女与家和私人空间的联系增强了，这不仅是因为工业化使妇女能以这种方式来生活，而且是因为法国在革命中证明了对自然性秩序潜在的颠覆的可能性，这对男性来说是非常危险的。
妇女成为需要外界保护的脆弱对象，她是私人的代表。因为生理上的不足，妇女被限制在私人空间里，但在革命中的政治化和公众化面前，私人本身也是很脆弱的。如果政府可以规范家庭生活并重新制订年月日的标准，如果政治可以规定孩子的名字和衣服的选择，那么私人生活就会全部消失。而且通过婚姻世俗化、限制敬神及全民动员，使私人生活受到更大的压力，那么以前的自然秩序就会显得更不稳固。妇女会选择像男子一样穿着，或者在前线打仗；如果“不幸福”，她们就会要求离婚。对国王、王后、贵族和富人的敬意的丧失会使妻子对丈夫，甚至孩子对父亲的敬意也产生问题。
革命者已感到需要划出一条线，让妇女待在私人的一边，男子待在公众的一边。从1794年开始，经过1803年、1816年及整个19世纪，这条划分公众和私人、男性和女性、政治和家庭的界线变得更加精确了。甚至连最激进的革命者也不能忍受因公众侵犯私人领域而产生的紧张。在热月革命之前，他们自己却逐渐背离了这一点，但是他们所造成的震动影响了整个20世纪70年代。法国的法律在涉及家庭生活的时候，最终总是要回到1792年所确定的一些原则上去，比如，1975年6月4日的法律就消除了早年大革命时期确立的男性在婚姻上拥有特权的痕迹；而1972年1月3日通过的法律则确保了在革命第二年就提出的私生子的权利。还有什么方法能比这种形式更好地继承大革命的遗产，令革命原则“现代化”，并产生长时间的影响呢？
在英国，1820年是查理王后的年代。她是不伦瑞克的卡罗琳，“受伤的英国王后”，是乔治三世的儿子摄政王乔治的妻子。他们的婚姻是早就安排好的，他们俩之间根本就没有爱情。婚后不久，他们就分居了，他们唯一的女儿是夏洛特公主。当乔治把卡罗琳扔在家中去享受他的爱情生活、他和朋友间的友谊以及他的政治阴谋时，卡罗琳还必须过着受约束的王室生活，虽然丈夫从不出现。她那德国平民的方式，或者按乔治的说法，她谈吐的鲁莽和轻率使王子大为恼火，一心想把她除掉。面对他无情的敌意和对女儿的控制，卡罗琳离开了英国到欧洲大陆去寻求一种流浪贵族的生活。
1820年，乔治三世去世了。自从国王疯了之后，一直都由摄政王代替父亲在执掌大权，现在他终于得到了这个君主制国家完整的王权。但卡罗琳会被承认是他的王后吗？乔治四世决定她不能成为王后，并坚持把她的名字从祈祷书中划去。由于自己的权利被否认而产生愤怒，卡罗琳乘船返回了英国。她的登陆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她受到了自由党激进派的热烈欢迎，这些国王的敌人很高兴终于有了可以攻击国王的机会。国王的大臣们建议通过协商来解决冲突，但他们无法说服国王。国王坚持要同他的妻子离婚，并利用英国王室的特别程序来达成这个目的。。 最好的txt下载网
萨德侯爵的革命（4）
1820年，对王后的公审吸引了全国的注意，这种场面在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连着几个星期，当贵族们在倾听相关的丑闻，女主人和仆人间不正当的性关系，以及没有爱情婚姻的证据时，王室的丑事已经开始充斥全国大大小小的报纸。对那个与王权和国王斗争的女性的审判由议员们来主持。但公众的观点并不都是支持国王的，而且，因为国王扩充军队、召集密探、安排证据，加之从不到庭，令民众对他产生反感。同时，因为王后是进入议会所在地威斯敏斯特宫的唯一女性，而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当她污秽行为的细节被展现出来后，她的支持者反而大大增加了。因为证据都是由外国仆人提供的，而这些仆人的忠诚和诚实越来越令人怀疑。幸好她的鲁莽没有影响到她的支持者们对此事的愤怒。她受到的不公正是一位自身也不检点的人所控告的，她成为腐朽的王室和国家机器的牺牲品。卡罗琳不应当为贵族对待婚姻的不道德的本质而付出代价。
对卡罗琳王后广泛支持的实质是关于男子与妇女间的适当关系、婚姻的本质以及在一定社会中家庭生活的问题。这样的安排不能保证长久的结合。王后的拥护者把她当作正义的女英雄，一个男子对她的不公正对待使得其他人对她的援助变得非常必要。她是一个不幸的牺牲品，她的获救只能依靠那些为她的利益而战斗，披着铠甲骑着马来保护她的骑士所具备的骑士精神。必须举起高尚勇敢的武器来使她免受伤害，从而也能挽救英国的美名。不论是父亲、丈夫，还是兄弟，都被号召牢牢地站在妇女的阵营一边。卡罗琳的无助、孤单和依赖性是战斗号令的实质。她不能保护自己，其他人就必须来保护她。英国文明的亮点就是其“国内道德”。除非这点得以维护，不然就会出现腐化和衰退。在一个特殊的时间，伦敦的黄铜铸工和铜匠们开始**以支持他们的王后。*的队伍以八名全副武装，骑着高头大马的骑士为前导，他们的帽子上缀着白色的羽毛，还带着扈从。*队伍里的人都带着铜棒，有一些还戴着铜盔，整个队伍都是由与铜为伍的人组成的。在19世纪早期的英国，这是一个巨大的推动，骑士精神得到了回归。但那些前去援助那位无助女性的英勇骑士们，都希望能弄清楚他们从王室手上救下的人是一位纯洁的杰出女性。
卡罗琳不太像是这样一个角色。但她的小错误被狡诈的意大利仆人不怀好意地夸大了，她被重新塑造成脆弱的、有依赖性的牺牲品和一位被夺走了孩子的母亲。在充满传奇色彩的王室中，与她那些堕落*的故事相比，她那神话般的地位对公众的想象更有吸引力。作为不受欢迎的国王的受冤屈的王后，卡罗琳比平民化的、随随便便的她更令人同情。在妇女与神话之间实力悬殊的对比因她的倒下而被揭露了出来。她的希望，伦敦群众能支持她到加冕的这种希望破灭了，国王在欢呼声中给另一个人加了冕。但他此时的快乐是由于他击退了公众对王后的支持，也是*其不幸妻子的结果。
卡罗琳王后事件标志着在最早的公众时期，对婚姻和性关系的新看法在普遍的支持下被表露了出来。英国高尚与荣誉的标志，在约翰？布尔的《乔治四世与妻子卡罗琳颂》中是这样赞美的：“国家的父亲，也是王后的丈夫，享受着人民完全的爱。”人民坚持认为王权就意味着在家中的家庭责任和对人民父亲般的责任。一位出色的国王也就意味着一位出色的丈夫和父亲。没有家庭的安宁，国家也不可能安宁。家庭内的道德是英国文明的实质，而且只有当他们的国王能具备这些道德品质时，人们才会有爱。因为摄政王玷污了婚姻的神圣和拒绝了家庭生活，英国人的观点认为他使自己丧失了名誉。在贵族中，不道德的行为很普遍，但这只是反映出贵族生活的腐化程度。人们应该为了爱和伴侣关系而结婚，而不是为了金钱；他们应该严格地承担起为人父母的职责；男子应该关心和保护他的女性家人；家是一个宁静的休息场所，而不是冲突和争吵的地方。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萨德侯爵的革命（5）
“受伤害的王后”让她成为君主制管理的标志。乔治的继任者威廉和阿德莱德被评为最理想的夫妇。维多利亚这朵“英国的玫瑰”，成为了妻子和母亲的典范。1854年，一位广受欢迎的布道者宣布：“我们的君主、尊贵的女王在幸福的家庭中很受欢迎，人民对他们都很忠诚。我们对她的信赖和感情都是建立在其自身的道德品质之上的。她是一位女王，一位真正的女王，但她也是一位真正的母亲和妻子。”维多利亚所拥有的追随者的忠诚和热爱全是因为她能像一个真正的妇女那样去爱。乔治四世因为在家中没有丈夫和父亲的地位而无法得到人民的服从，而维多利亚却用自己的温柔赢得了他人的忠诚，因为这让他们明白她和其他妇女是一样的。每个家庭都应该是一个充满爱的王国，其中父亲是国王，母亲是王后。王室肥皂剧需要国王、王后和他们的家庭表现出我们所认可的行为和实践，只不过这些都发生在更为尊贵和迷人的地方。很显然，在1820年以后，要想得到大众的欢迎，君主就必须更多地待在家里。婚姻和家庭是必不可少的，而*的性生活却是不可以的。
贵族在性关系上的双重标准，比如接受男子的不忠却惩罚通奸的妇女，以及互不关心的婚姻形式都受到大众的批评，而这种批评主要来自中产阶级。1820年，中产阶级激进派指出了一条道路，因为对家庭观念的保护就意味着对国王的攻击。议员弗朗西斯？伯德特爵士和本瑟姆的朋友詹姆斯？穆勒是王后坚定的支持者，而在英国王室内，王后得到了《爱丁堡评论》的创建人之一亨利？布鲁厄姆的支持。但在这种家庭观念和激进派政
